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25 次 更新时间:2009-04-23 16: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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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主持人: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今天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样一场讲座,这场讲座是由国家历史杂志和首都师范大学学生会合办的。我们今天有幸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

  众所周知,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借此之际,我希望全体首师大人可以发挥优秀大学生的品质,营造人文校园,再此对钱老师表示感谢,也感谢大家今天的出席。大家掌声欢迎任老师。

  我今天真的非常感动,因为我五点半来的时候就有很多同学在这里占场地了,我真的非常感动。

  任光明: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来自社会各界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国家历史大讲堂由国家历史杂志主办的公益性的开放的讲座,我们旨在向公众推动对历史的认知和了解。今天国家历史大讲堂终于走进首师大。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过去90年它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过去90年里我们对这个事件的认知可以说已经成形,无论我们把它当成中国新生的开始,或者有人说它是中国民主主义的开始,有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曾经真切的五四离我们渐行渐远。当我们回顾五四的一幅幅画面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他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五四运动是他们走向社会的开端,无论是蔡元培、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对他们来说在那个时代他们无疑是那个时代的领袖,而他们对中国日后的政治、文化、思想、学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了北京大学的钱理群老师为大家主讲“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大家热烈欢迎,谢谢。

  

  钱理群:刚才主持人已经讲了,今年是五四的90周年,所以从一开年就有人不断邀请我开关于五四的讲座,因为这个在我研究范围内,好像没有多少理由能拒绝,但是我也很为难,因为我退休之后基本上就转移了兴趣,所以对五四也没有什么新的研究。所以今天我来这儿讲,我就觉得非常尴尬,为什么呢?既要讲,但是并没有什么新的意见和研究。说实在话,我接受这个邀请后有很重的思想包袱,我一直想讲什么,怎么讲呢?一直到昨天,我才突然想到一个主意可以摆脱这个困境,就是我发现我的一些老观点可能放在今天的思想文化界来说,可能还会有一点意义。所以就是说,我想可以做一个老话新说,说的还是老话,如果大家熟悉我的著作的话,都知道。但是新说是讲它在今天这些观点可能还有它的意义,就叫老话新说,当然只在我现在的范围内我最熟悉的领域。

  今天我给自己提了一个题目,叫做“漫说鲁迅五四”,为什么要提这样一个概念呢?提这个命题是从汪晖先生那儿来的,他曾经提到中国近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他的文章里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五四这些发动者和参与者,他们实际上只是拥有态度的同一性,他们的同一性是有限度的,只是拥有态度的同一性。什么叫态度同一性?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持批判的态度,这个是一致的。这个判断是符合历史当时的说法,因为胡适和周作人都说过,五四时期大家共同点只有一点,就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要对传统的中国社会提出质疑。所以五四人是团结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重新估定价值的情况下。当然我们还可以说,比如说科学、民主、启蒙主义等等,这也是五四一代人的共同价值理念。

  按汪晖的说法,他们的共同点仅仅在这一点上,如果把问题深入一步,就发现问题,所以重新估定价值,以什么标准来重新估定?所以科学民主,到底要提倡什么样的科学观和民主观?所以启蒙主义拿什么思想启蒙?所以往深入一步就可以发现五四的发动者和五四的参与者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就是说在总的大的价值观念上他们是共同的,但是在这样一个大共同点的前提下,每一个发动者,每一个参与者,他们的追求和实践都会在这个五四思想文化运动上打上某些个人的烙印。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五四总体的一致性基础上,有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五四,有胡适的五四。李大钊和陈独秀的五四最后走上马克思主义,而胡适的五四就走向了自由主义。还有蔡元培的五四。

  最近我在研究沈从文,我发现沈从文在40年代他反复讲五四,但是你仔细看沈从文讲的五四传统是蔡元培的五四传统,主张以美誉代替宗教,也是蔡元培的五四主义。沈从文为什么在40年代要反复强调蔡元培那个五四?因为当时他认为,中国普遍失去了信仰,那么怎么样重建信仰呢?他是主张用文学重建信仰,因此他非常强调用蔡元培的美誉代替宗教。所以有蔡元培的五四,当然也会有鲁迅的五四。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年来,讲到五四传统的时候,如果你仔细听人们的分析,就会发现有的人讲的五四传统主要讲李大钊和陈独秀,有的人讲五四传统主要讲胡适,但是很少有人讲蔡元培的传统。问题在于,很多人都把他认可的那个传统,那个李大钊的传统或者胡适的传统、蔡元培的传统看作五四的真正传统,看成五四的全部。有人说五四传统,如北大传统就是马克思主义,胡适传统就是自由主义,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我刚才说有道理,因为无论是李大钊还是胡适,他们确实都是五四传统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用李大钊的五四或者用胡适的五四概括整个五四传统,这里面可能就有问题,可能会遮蔽一些其他五四传统。

  这背后有什么动机?有一个争夺正统的动机。马克思主义者要争正统,从五四讲起就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要正统,一说五四就开始说胡适的传统。因此我们今天讲鲁迅的五四传统,首先必须明确,一方面要充分肯定鲁迅对五四的贡献,充分肯定鲁迅五四的传统意义,但是必须搞清楚,鲁迅的五四并不代表全部五四,他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要明确这一点呢?因为在座同学的大学教科书里边,一直就给你灌输一个观点:鲁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五四的方向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甚至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方向。而这样一个似乎已经成为定论的判断,是应该质疑的。到底鲁迅在五四当中、新文化运动中扮演什么角色,起什么作用?

  说鲁迅是五四的主将的说法,首先鲁迅自己就不承认。鲁迅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的写作是奉前驱者的命令写的。他既然是这样,他就不是主将,前驱者才是主将。而这个前驱者现在大家已经看的很清楚,如果一定说五四运动有主将的话,学术界现在共同的看法应该是陈独秀。具体的文学革命,就五四运动一个部分,而鲁迅说的非常清楚,他说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是胡适,显然他是听将令而写作的,他不是主将。

  其实陈独秀对于鲁迅在五四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非常好的概括。他说,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周作人,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作者,都是《新青年》的作者之一。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但发表的文章也很不少,尤其是周作人先生。从影响来说,五四时期周作人影响大于鲁迅的影响。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为附和《新青年》中哪一个人而写的。

  陈独秀这一段话有两个判断:无论鲁迅还是周作人他们都不是主要的,同时又说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因而特别有价值。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判断,就是鲁迅他给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特定价值的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鲁迅的五四不是五四的全部,但他应该是五四传统中的一个特别有价值的部分。这一点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前提,即为什么有独立的鲁迅五四?他到底占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鲁迅五四的特别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或者说鲁迅五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传统?我们看看鲁迅对五四的三个最主要的态度:一个是启蒙主义,一个是民主主义,一个是科学。

  鲁迅说得很清楚,他说我的写作基本上是启蒙主义,他肯定他的写作性质是启蒙主义。那也就是说,鲁迅对五四启蒙主义持充分的肯定态度。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是坚持五四启蒙主义的,但是于此同时,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当年钱玄同请鲁迅参加五四《新青年》写作的时候,鲁迅提了两个问题。他说你们办《新青年》,目的是要打破那个传统的铁屋子;但鲁迅提出怀疑,这铁屋子是能够打破的,或者能够靠你们的文字笔墨打破吗?问了第二个问题:你们搞启蒙主义,是要唤醒沉睡中的青年,青年被你们唤醒以后你们又不能给他们指出出路,这不是害了青年吗?这两个问题其实就是对启蒙主义的作用提出了怀疑。到底启蒙主义有多大作用?他甚至担心搞不好启蒙主义还有副作用,这就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鲁迅的自我的反省。因为很多青年就是因为接受了五四启蒙主义而参加了大革命,结果就被屠杀了,被国民党残酷地屠杀。所以面对青年的流血鲁迅非常自责:我把他唤醒了,本来他糊里糊涂过日子就过下去了,我把他唤醒了,把神经搞灵敏了,他就更加感受到痛苦,而我不能给他指出一条出路,我不是做了帮凶吗?所以他非常痛苦,他对五四启蒙主义是有怀疑的,但是即使有怀疑,还是得写,所以看出他对启蒙主义非常复杂的态度。他既支持启蒙主义,肯定启蒙主义的作用,但同时他又对启蒙主义实际有什么作用表示怀疑。他不赞成夸大启蒙主义的作用,但最后他所能做的也还是启蒙主义,这是充满了矛盾的。所以鲁迅对五四启蒙主义的态度是既坚持又质疑。

  对科学,鲁迅对科学什么看法呢?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的一系列著作里就已经谈到他对科学的复杂态度。一方面,他充分地肯定了科学,他当时有个预言,说科学思潮传播到中国,传播到东方,将会使中国和东方的世界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他特别强调科学精神的作用。但同时他又提出来,如果把科学,包括科学理性推到极端,成为一种科学崇拜,成为一种理性崇拜的话,那就会产生很大的弊病。他强调绝对不能把科学理性和非理性绝对对立,他说科学本身的发展也需要非理性的东西,比如需要情感,需要直觉。所以在鲁迅看来是不能把科学和非科学,把理性和非理性截然对立。他认为这种对立会导致科学主义,也会产生巨大的问题。鲁迅充分肯定物质文明的作用,但同时他也提出来,如果物质发展到极端,以富裕为文明的标准,用我们今天话说就是现代化标准,如果以富裕,简单以富裕作为一个现代的标准,鲁迅认为也会产生非常巨大的问题。所以他对科学,对物质这个东西也是既坚持又质疑的。

  对民主也一样,鲁迅一方面充分地肯定了民主的作用,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民主,他认为民主传统对于在中国社会反对专制主义是极为重要的。但同时他说这个民主最基本的原则是讲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如果把民主崇拜,把它绝对化,就可能形成多数对少数的压迫。他说,古代中国传统社会是以独治众,一个独夫、皇帝来压迫、控制广大老百姓。但我们也要担心,不要以众虐独,以多数虐待少数。所以他强调仅仅有民主还不行,必须有自由,而且特别要强调个体的精神自由。如果民主不和自由相结合的话,他可能会形成多数人的暴政。鲁迅就提出这样一个警告。同时他也提出来,还要平等,不仅民主,还要自由,还要平等。同时平等也不能搞极端,如果把平等理解为一个平均主义的话,就好比把高的往下压,导致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下降。

  所以鲁迅对于科学、民主、自由,对于平等这一系列概念,同样都坚持既认同又质疑的态度。

  也就是说,鲁迅有特殊的一种思维方式,他不是简单地二元对立,他完全跳出了二元对立的简单模式,他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是把科学、非科学;理性、非理性;物质、精神;多数、少数;民主、自由;群体、个体这样一系列对立的概念同时进行考察。而不把它们作为二元对立,始终在两者之间不断进行质疑,在质疑的过程中思想逐渐升华。在他质疑的过程中,他的思想充满了矛盾,以及这种矛盾所带来的巨大痛苦。他并不试图找一个好像很圆满的问题解决方式。那么他这样一种矛盾、复杂的态度,是怎么产生的呢?我觉得这跟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所面对的问题是相关的。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首先面对的是东方的、中国的专制主义,包括社会的专制主义和思想的专制主义,他们为了对抗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因此从西方引来了民主、科学和启蒙主义这样一些观念,故而鲁迅要坚持科学民主。

  但是当他们移来这些西方观念的时候,西方社会已经暴露出许多文明病。所以他们面对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另外一个是西方的现代文明的东西。这就使得这一代知识分子在选择上产生了巨大的困惑,一方面他们为了反对中国封建主义要引来科学民主这些观念,一方面西方文明病已经暴露了科学民主和启蒙主义走到极端时可能产生的问题。这个时候,中国知识分子采取了三种态度来对待上述矛盾。

  一种人认为,在中国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是主要任务,因此必须完全接受西方的科学民主、启蒙主义这一系列观念,包括社会制度也必须走西方的路。即使在这当中产生一些弊端也在所不惜,这就是一些知识分子主张的走全盘西化的道路。

  而另外一些知识分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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