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整合体系的演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59 次 更新时间:2009-04-22 11: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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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 (进入专栏)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整合体系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行政整合功能不断趋于弱化,经济、法律整合功能日益增强;单位的整合功能不断减弱,社区的整合功能逐渐加强;国家的整合力量渐渐削弱,民间整合力量正在兴起。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整合体系

  

  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是指“调整和协调社会中不同因素的矛盾、冲突和纠葛,使之成为统一的体系的过程或结果[1]。社会整合的基本功能是保持社会的秩序化、规范化,其目的是防止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因缺乏亲和力而导致发展失控,引起整个社会的混乱、无序。可以说,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都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整合方式而实现不同程度的社会正常运转所需的稳定度的结果。人类社会在自己发展的每一个特定阶段,都有一套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整合方式,而许多有形或无形的东西都可以充当社会整合的方式,但总归起来加以分类,无非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种类而已。

  

  一、“神治”方式的结束和行政整合方式的弱化

  

  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虽历经王朝更迭、治乱分合,但社会基本结构没有大的变动,其根本原因在于用以整合社会的经济基础和儒家文化思想没有根本性变化。而“敬天”、“法祖”为儒家文化整合社会的最高准则。抽象的“天”细化为一个个具体的神灵,“天”在世俗间的象征便是国王或皇帝;抽象的“祖”则被神化为一个个人间至神,他们的神化过程就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动。这种“神治”的效果非常明显———各个王朝政权虽然对于农村活动没有施加严密控制,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秩序基本上保持着稳定状态,除非大的自然灾害。

  这种“神治”整合方式的根基在辛亥革命枪炮声的震撼下开始动摇,社会整合陡然失控,中国从此陷入长期纷争不息的内乱之中。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重建社会整合体系,而首要的任务就是建立一个既具现代色彩、又有传统权威的中央政府,以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长达100年的动荡局面彻底结束,社会达到了高度整合。新中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政策是分不开的。中共实行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使得城市里消除了资产阶级,农村里铲除了地主、富农阶层,整个社会成员在经济收入上差别很小。贫富差距的微小自然就大大减少了多数社会成员对现实不满的系数,尤其适合了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的小农意识的需要。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社会秩序在行政强力的控制下保持着稳定。而城市居民享有着农民根本没有的各种社会福利,他们也没有对抗政府的心理失衡感,所以城市秩序也很稳定。但是,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实现的高度社会整合不是建立在社会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而是一种特殊的高度整合。这种高度整合能保持二十多年的原因之一在于我国民众对于“神治”方式的依赖。中国共产党战胜国内外敌人,使新中国一扫过去内乱外辱的状况,使中国人民真诚地把党视为无所不能的“神”的化身。更重要的是,社会阶层中的绝大部分都从共产党身上得到了恩惠:数亿农民分得了梦寐千年的土地,得到了社会主人的尊称,人格上受到充分尊重;广大工人由过去受剥削、压迫,时时面临着生存危机的群体一夜之间成为社会的领导阶级,还是城市文明主要的享有者。这两个阶级在真诚地感谢共产党、敬仰共产党时,最易于使那种朴素的情感转化为虔诚的拜“神”心理。也正是以这种心理为基础,无论我们国家面临如何复杂的局面,无论人民生活如何困顿,我们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没有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失去信心,社会秩序依然保持着稳定。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国内政治气氛的相对缓和以及广大农民自主性的不断张扬,“人民公社”时代“神治”整合体系的心理基础开始崩溃,中国社会整合手段越来越多,行政整合方式的功能越来越呈弱化的发展态势。新时期行政整合方式功能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力、影响力越来越小。改革开放以前,社会整合的形式主要是行政整合。在这种行政整合式社会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都由国家掌握,人们的言行都要符合行政力量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许多社会经济运行机制成为整合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如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商品化制度、多种分配制度等。它们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又满足了社会发展多样化的需要,保证了不同群体、阶层的利益,化解了许多矛盾,极大地增强了社会整合力度。

  第二,行政权力系统本身也受到了改革的限制。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行政机关不仅权力范围大,而且权力过于集中。这种状况使得行政权力成为一种最宝贵的社会资源,置身于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享有很多普通公民所没有的权利。这种明显的利益享有体制推动着全体社会成员价值取向的集中,导致了官本位价值观的形成。官本位价值观的出现,一方面不利于整个社会成员的合理分工,使人们轻视生产、教育事业,另一方面会引起行政机关更加增强自己管理社会的欲望,更加自信自己对整合社会的作用,于是行政机关队伍越来越庞大。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给经济体制、文教体制改革造成了严重障碍。为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府机构进行了多次改革,使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也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深化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内在的动力。这些变化对于国家行政权力系统而言,显然是削弱了其在整合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第三,社会生活节奏的日趋加快及社会生活内容的日益丰富使行政整合方式的有效性受到了挑战。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生活节奏的缓慢和生活内容的单调,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许多情况都具有这种传统社会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较过去已有了显著提高,铁路、公路、航空业发展迅速,文化传媒业更是蒸蒸日上。市场体系虽然尚不健全,但市场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却日益明显,整个社会生产体系极其庞大、繁杂,社会生活内容丰富多彩,社会有机体相互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社会阶层分化、重组的现象不断发生。这些情况的存在决定了我们所需要的整合方式必然是多元的,它包括法律规范、道德规范、经济手段、行政力量、国家机器等等。

  行政弱化是近代以来世界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很早就对行政力量过多介入社会生活提出了批评。密尔指出,“在政府现有职能之外的每一增加,都足以更加散布其对人们希望和恐惧心理的影响,都足以使活跃而富于进取心的一部分公众,愈来愈变成政府的依存者,或者变成旨在组成政府的某一党派的依存者。……这种行政机器愈是构造得有效率和科学化,为患就愈大”[2]。行政权力整合方式的弱化是为了体现现代化的国家观———政治民主化,正如列宁所言:“重要的就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管理国家……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3]

  

  二、社区整合功能的加强

  

  (一)关于社区整合

  首先提出“社区”概念的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最初给“社区”所赋予的涵义是:生活在其间的社会成员相互帮助、平等相处,充分体现人类社会成员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特点。作为社区,它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人群,并共同生活在一起,拥有共同的利益。在今天的西方世界,社区的类型极其广泛,像学校社区、种族社区、教区社区、性别社区、青年社区、儿童社区等。这些社区基本上是按地域、职业、某些特殊目的来划分的[4]。社区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区域性、民主性、自治性、共同规范性。

  我国在长期的权力集中型体制的管理下,各个单位成为社会整合的基本社会结构,国家通过对单位的强有力的行政控制而把社会成员的活动牢牢地控制起来。在这样的体制下,所有的单位,无论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无论是行政单位,还是企事业单位,都直接间接地受到政府的严密控制,都享受着与行政相对应的差序级别,而且这些单位又设置了一系列生活设施,俨然一个社会。但这种单位制整合在正常的发展阶段所起的积极作用非常有限。所以,当我们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之后,单位制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就必然削弱,作为人类生活基本场所的社区在社会整合中的地位就自然凸现出来。现代社区,从地域上看,基本上可分为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

  (二)城市社区整合功能的增强

  第一,社区管理组织之社会职能的加强。这鲜明地体现在居民委员会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的加强上。居委会作为一种正式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是由1954年12月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通过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确立的,其职能主要是管理辖区内的经济和日常生活事务。实际上此时的居委会还算不上是群众自治的社会性组织,它们都承担着相当程度的阶级斗争的任务。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居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989年七届全国人大第11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指出:“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组织。”虽然新时期以来居委会仍然存在着“官”办色彩,与政府联系密切,但居委会的社会职能呈明显上升趋势。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原来由政府包揽的社会事务,如劳动就业、子女上学、生活环境的管理、医疗保健、对社会成员的思想状况的了解、道路交通、拆迁安置、鳏寡孤独、老弱病残人员的生活安置等等问题都逐渐地从政府的事务中分出来,转交给社会处理。这些问题不少都搁置在社区,作为社区最有权威的民间组织的居委会自然不能不管,否则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突发事件。居委会或类似于居委会的一些非营利组织对于改革以来巨大的社会分化产生的异质性因素的吸纳、消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批社会服务中心、敬老院、保健站、便民服务站等社会服务组织的建立、运转与居委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我国的居委会在1995年时已达到11.19万个,有着3.5亿居民,平均每个居委会辖有3000多人,如果每个社区3000人所有的社会问题不在本社区内积极地消化,势必影响正常的社会稳定。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靠居委会,而依靠居委会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关键之处在于它是一种自治组织,采取的工作方法是易于为居民所接受的说服、引导、协商,它有着行政权力办理不了的明显优点。正因为这样,国家对居委会期望值很高,也使得居委会负载过多。

  第二,社区非正式组织的广泛发展。社区居民根据自己生活方式的要求自发组成了各种非正式组织,社区外的一些单位、个人也往往从不同的目的出发建立各种为社区居民服务的组织。这些组织与社区居民的生活特点密切相关,它们没有纪律约束、没有章程,有的甚至连名称都没有,只是定期、不定期地经常聚会、自娱自乐。另外,还有大量提供物质性服务的中介组织,也都把社区居民作为服务的首要目标。据《中国统计摘要》(1998)统计,截至1996年底,我国非国有机构、党政机关和社团的非营利性产业活动的非法人单位有103.9万个;又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1998)记载,截至1997年底,我国共有社会办敬老院3.97万个,城镇社区服务设施13.3万个,城镇便民服务网点30.7万个。这些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可以弥补行政整合弱化带来的社会整合失控的缺陷,也符合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丰富性的需要。

  第三,社会保障和社区服务趋向社会化。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渐把原来统管的养老、医疗、就业、住房等工作分层次、分类别地放开,推向社会化管理。截至1998年底,全国已有8475.8万企业职工参加了基本养老社会统筹,占企业职工总数的80.5%,企业离退休人员中的98%、共2727.3万人参加了离退休社会统筹;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达7927.9万人。(《中国工商时报》,1999年6月18日)社会保障的社会化必然要求和刺激着社区服务的社会化。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各个单位都在逐渐地把这些服务功能转向社会,这些服务基本上属于日常生活范围,自然主要地落在了社区,而社区必然将之推向市场、社会。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民政部的统计,到1997年底,全国有社会福利院1303个,城镇社区福利服务设施13.32万个,农村有17795个乡镇建立了社会保障服务网络。今后我国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走向社会化的水平会越来越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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