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东:1976——1978中国社会的演化兼论华国锋时代政治环境的变动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68 次 更新时间:2009-04-22 1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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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个别人人为造成的突发事件,它是文革后中国国内政治力量变化趋向和整个社会生活方式渐变等综合因素积累的必然结果。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文革”结束后国内政治力量的结构发生了新变化,文革中的积极力量到此时在中央层次非常有限,而消极力量和反对力量却得到了发展;二、华国锋时代的政治合法性资源选择与治国政策的转型,即一方面开展造神运动以塑造克里斯玛型领袖形象;有限度地解放、使用老干部,积极地抓经济建设、努力提高生产力以增强政府绩效性,等方式方法。但是,华的这些做法从内在的逻辑层面与其预期的目的存在诸多的矛盾。这些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只要遇着合适的环境就必然要爆发;三、社会控制的渐渐松动,为发扬党内外民主、冲破教条主义的藩篱提供了优越的外在环境。

  

  【关键词】十一届三中全会 改革开放 华国锋

  

  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20世纪的中国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所具有的极其伟大的划时代意义,已经在全世界、全中国得到了公认。这次会议的历史转折意义就在于它把1949年后中国大陆所长期忽视的经济建设问题(经济建设始终服从于政治、阶级斗争的需要)放到了国家的中心位置,并且从思想上、组织上对“文革”的路线作了更彻底的清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统一了认识、指明了方向。但是,任何历史过程的发展,都不是突变完成的,而是一定时期的历史因子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才可以爆发的。现在对于学术界来说,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此后中国发展所具有的历史价值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但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何以能召开的历史前提条件的研究却显得不足,多少给人留下了这次会议的内容有点突发的印象。

  “革命是不能‘造成’的,革命是从客观上(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历史危机和历史变革中发展起来的”[1]“在各个国家的历史上,在各国军队的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形:虽然有成功和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因为领导者没有看见这些可能性,不善于利用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没有发挥作用,于是军队也就失败了”[2]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个别人人为造成的突发事件,它是文革以后党和群众长期反思的结果,是文革后中国的国内政治力量变化趋向和整个社会生活方式渐变等综合因素积累的必然结果,当然也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具有拨乱反正意识的老政治家们积极地把握了这个时机的结果。

  

  一、“文革”结束后国内政治力量的结构变化

  

  “文革”中中国的政治力量主要有以下几种:高校学生造反派(以蒯大富等造反派学生领袖为代表),工厂工人造反派(以王洪文为代表),执行支左任务的解放军力量,执行支左任务的工人,被打倒的文革前处于各级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地位的牛鬼蛇神,文革前在党内地位并不显赫但在文革中积极响应的那些政治掮客(如康生、陈伯达、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野心家、阴谋家[3]),一些虽不赞成文革却又不敢公开对抗、虽遭受过一定的冲击却还能享有一定自由甚至领导权力的老干部派(以周恩来为代表),对文革迷惘困惑反感的逍遥派。中国的农民虽然在人数上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但是在政治上他们从来不是一个自觉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建国后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具有感恩的朴素感情,同时也因为中国的强力社会控制、社会动员、城乡分割使得农民对自己各种权利的应然性无法理性地加以判断和反思,因此对于文革这场文化大革命就谈不上什么积极的赞成或反对(一个广东的农民被当地政府选为中共九大代表后,由于怕耽误农活而主动取消党代表的资格,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4],他们的积极性最多也就是表现在对地方干部特权的不满上,很有点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味道(国外的两个文革论就是据此现象而立论的)。因此在讨论文革中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时,本文没有将其纳入考察的视野。

  在这些政治力量中,其中对文革持积极态度的是高校学生造反派,工厂工人造反派,政治掮客派。但这些文革派力量在文革历史中所承担的任务、所扮演的角色、所面临的命运也是不一样的。学生造反派(主要是大学生)在文革初期大闹天宫、打乱既有的社会政治秩序起到了决定的破坏作用,各级政府、单位主要是在他们的冲击下瘫痪的、解体的,各级老干部也主要是他们打倒的。但他们从1967年底开始就逐渐地淡出了文革权力场,尤其是1968年毛泽东派驻工宣队进驻学校、大批青年学生被下放到农村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之后,这股力量基本上完成了他们在文革中的历史使命,这股力量到了文革后期多数激情消失,甚至有上当受骗的感觉[5]。此后,工人全面地控制了文教战线。这些工人中既有文革初期的造反派,也有怀抱理想和纪律的中间分子,这些人在文革中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都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满足,尤其是各级革委会中都强调工人成员,更加重了他们在社会影响中的砝码。因此,这一派力量从本能上是不会自觉反感文革的。但他们参加文革之初的动机和农民有相似之处,那就是反干部特权,崇尚平均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朴素理解)。文革中的政治掮客在运动的过程中随着不同历史阶段的完成,其命运也不断地发生变化。王力、关锋、戚本禹在1967年8月以后就先后被逮捕,文革中一度为政治局第四号人物的陈伯达在1970年庐山会议后也被打倒、关押,至于文革中党内二号人物林彪的折戟沉沙,则预示着这派力量的根本削弱。此后,此派中虽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直到文革结束,但他们既未掌握党权,也未掌握军权,在政府的权力也有限,江青甚至长期在政治局内没有明确的职责分工,毛泽东几次告示她负责研究国内外动态。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到文革后期,当初积极支持文革并且一度获得巨大政治利益的几股政治力量已经渐渐地淡出核心权力。而到了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文革中的积极力量在中央层次非常有限,这个格局为后来顺利地清除““四人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奠定了组织路线的基础。

  由于上述几种文革积极力量的式微,所以到““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力量越来越趋向于非“文革”化、反“文革”化。

  首先,从军事力量的政治取向来分析。文革中,虽然全国形势是天下大乱,各地政治人物的变化如走马灯,军事部门内部虽也有造反派,但主要限于机关,野战军不在其中,而且毛泽东也不允许造反派轻易冲击军事部门。虽然,由于支左而使部队深深陷入文革的泥潭之中,但军队的领导大权一直由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控制。虽然文革中派别林立,武斗一度成风,但毛泽东却能够维持一个相对平定的局面,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有解放军力量的最终制衡。林彪集团虽然一度掌握了中央军委的大权,但没有掌握高级干部的任免权,也改变不了军事指挥的传统格局,影响不了毛泽东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任用叶剑英、李德生来主管军队,这两人都不属于文革的积极性力量,尤其是叶剑英在文革中还一度被视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到 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成立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主持,成员有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组成。这些成员中绝大多数都是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的军界元老,只有王洪文、张春桥是文革的坚定派,而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毛泽东逝世。中央军委的情况是如此,各大军区、各兵种、各有关军事单位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同年 8月30日中央军委下发的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主要领导的名单得到证实:

  总政主任张春桥,副主任梁必业、徐立清、傅钟、黄玉昆、田维新;总后勤部部长张宗逊,副部长张震、贺诚等;空军司令员马宁、政委傅传作,第二政委余立金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第一政委苏振华、第二政委王宏坤;炮兵司令员张大志,政委张池明;二炮司令员向守志,政委陈鹤桥;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政委莫文骅;工程兵司令员谭善和,政委王六生;铁道兵司令员吴克华,政委吕正操;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政委陶鲁笳;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第一政委粟裕、第二政委肖华;军政大学校长肖克,政委唐亮;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第一政委张春桥(兼),第二政委彭冲(兼),政委廖汉生。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曾绍山、毛远新(兼);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第一政委韦国清(兼);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平、刘建勋(兼);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第一政委刘兴元(兼)、第二政委李大章;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周兴(兼)、刘志坚;济南军区司令员曾思玉,第一政委白如冰(兼),政委肖望东;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政委李志明、廖志高(兼)、江渭清(兼);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政委冼恒汉(兼)、李瑞山(兼);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第一政委赛福鼎(兼);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第一政委纪登奎,第二政委秦基伟,副司令员傅崇碧等(此军区的改组是10月1日中央军委下达改组通知的)。同时,中央军委还批准罗瑞卿、谭政、陈士榘、谭政、王建安为军委顾问。杨成武、张才千、向仲华、李达、王尚荣、伍修权等人被任命副总参谋长[6]。

  上述军队高层人事格局基本上持续到1980年前后,虽然个别部门领导、个别人的职位有所变化,但多属于调动,如秦基伟、刘兴元、张廷发,也有意外死亡的,如皮定均;中国的军队高层基本上由上述人士组成,而这些人很多在文革中都受到过冲击、迫害,有的被长期关押,叶剑英、徐向前、罗瑞卿、谭政、杨成武、韩先楚、陈再道、杨勇、肖劲光、许世友、秦基伟、傅崇碧、吕正操、张爱萍等都在文革中受到过相当严重的迫害或者靠边站,有的人虽然没有受到什么迫害,但由于长期的革命经历的缘故,他们对于文革造反派大批迫害老干部的现象从骨子里反感,对于文革中突然冒出来的新权贵是不以为然的。张春桥、毛远新等文革新权贵在军队中虽然挂有职务,但一来人数太少,二来职权、影响也非常有限,只有丁盛、冼恒汉等极个别的文革前高级军事将领后来被中央认定与”四人帮”有联系。 也就是说,到了文革后期,军事领导权基本上回归到那些党内曾对文革持消极态度的甚至是反对态度的人手中。正是有了这股力量的存在,中央粉碎““四人帮””后才没有出现混乱,而此后这股力量则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发展,只有那些在长期的革命时期形成的老领导才能引起他们真正的敬畏,所以在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党内元老们对凡是派发动批评,军方自然不会支持凡是派。军方的这个政治取向,决定了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否定文革不会有大的风险,更不会出现政局的不稳定。

  其次,从中央高层的人员构成来看,三中全会之前党内老同志在高级干部中所占的比例占有绝对明显的优势。在中共十大上,文革的新权贵派中央委员人数比较九大有所减少,但还有不少新面孔,尤其是王洪文的突出位置格外引人注目,多少反映了文革的政治色彩。这种状况到了十一大就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虽然在思想上中央主要领导强调两个凡是,但是在组织上却没有遵守两个凡是,而是坚决地清除了与“四人帮”相关联的重要人物。我们先看看十一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人员构成情况,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委员:韦国清、乌兰夫、方毅、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德生、吴德、余秋里、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 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不包括常委) ; 候补委员:陈幕华、赵紫阳、赛福鼎·艾则孜。在政治局委员里,当时活着的四个元帅,全都包括在其中,叶、邓、李都是文革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在文革中受到打击迫害,现在又都是常委,其中隐含的意义不言而喻。这些人中只有倪志福、陈永贵属于在文革中突击提拔起来的,但他们一个是农民代表,一个是工人模范,属于劳模,与王洪文似的造反派有着根本的区别。至于纪登奎、吴德这样的在文革前只是地方大员而在文革中被提到中央领导层的中老干部人士,他们和华国锋、汪东兴一样,一方面是文革的一定程度、一些方面的利益获得者,另一方面又与”四人帮”有矛盾,而在根本上他们与”四人帮”斗争的决心是大的。在政治局内部大的方向一致的情况下,在其中无论是人数还是影响上都占有优势的老同志的力量就显得举足轻重。他们在当时虽然真心真意地拥护华国锋,但这个思想主要还是从希望继续其粉碎”四人帮”的拨乱反正的政治逻辑出发的,一旦华不能将这个政治行为的逻辑延续下去的话,这些老革命家就不可能在思想上真正地支持华国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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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关键 zqq 2009-04-22 15:00:31

  三中全会的关键是又一次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改革?)的大门,咱党用新民主主义夺到了政权,所有中国人 除了老蒋派外,都是集结在新民主主义的大旗下的,无非是要民主要自由要吃饭,而老毛用他的所谓社会主义实质是空想加封建主义折腾了老百姓近四十年,到他彻底交权(包括生命权)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明白还是得要民主要自由要吃饭,包括老华在内,所以改变不可避免,至于是那一帮人是历史的偶然,如果老华更彻底的与空想加封建决裂,可能就没老邓的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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