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国学辨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76 次 更新时间:2009-04-19 16:5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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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梦溪 (进入专栏)  

  

  今天探讨国学问题,首先须要别择区分厘清国学的这一品格,即把现代国学的取义和古代的“国学”一名,严格地毫不含混地区分开来。

  

  到底何为国学

  

  讨论国学,首在辨义。

  到底何为国学?胡适说:“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研究国故的方法》)又说:“‘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这是胡适给国学下的定义。他把国学等同于国故学。问题是这个定义能不能成立?如果成立,则举凡研究一切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都是国学。但历史文化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未免太庞杂,哲学、法律、宗教、艺术、文学、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礼仪、制度、工艺、服饰等等,都可以囊括在内。对所有这些内容的研究都可以叫做国学吗?胡适的定义,外延过于宽泛,内涵不够确定,所以没有被广为采纳。

  后来大家比较一致接受的定义,是把国学和我国的固有学术直接联系在一起。以此,钱宾四先生《国学概论》之弁言提出:“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事,以培养其适应启新的机运之能力。”马一浮先生抗战期间在江西泰和讲国学,开宗明义也标示:“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泰和会语》)这已经是给定的与胡适不同的国学定义了。相当长时间以来,学界使用的事实上是后一个定义。不难看出,只就这两个定义所涵蕴的范围而言,国学概念的界定,已经经历了内涵收缩的过程。

  盖一个概念的成立,其涵义不应过宽过泛,否则将造成概念的流失。因此之故,马一浮又给出了国学的新的定义。他认为定义国学为固有学术,内涵还失于宽泛笼统,仍然不容易把握,使人不明白是何种学术。所以他提出:“今揩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泰和会语》)也就是说,马一浮先生认为,所谓国学,就是“六艺之学”。“揩定”一词是佛家用语,马先生说:“每下一义,须有法式,谓之揩定。”(《泰和会语》)所以马一浮给出的国学即“六艺之学”的定义,态度既俨然郑重,学理意味也极深厚,惜时人未予重视耳。

  “六艺”亦称“六经”,就是孔子删定的六门学问,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我国学术的源头即在于此,中华文化的原典精神亦出于此。我们今天讲国学,重要的一点是回归“六经”。《乐经》不传,但《礼记》中有《乐记》一篇,其内容似尚可为继。其它“五经”的现存文本,中经秦火,又有汉儒的增窜,很难说与孔子手订旧稿为同一物。但“六艺”文献的原真性质和原典精神,终无可疑。至于“六艺”在国人的精神世界可能发生的作用,《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有如下的概括:“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说的都是生之为人所必具的各种修养和品德。换言之,“温柔敦厚”是人的品性,“疏通知远”是人的学识,“广博易良”是人的和乐,“絜静精微”是人的玄思,“恭俭庄敬”是人的礼敬,“属辞比事”是人的正见。《庄子·天下篇》解“六艺”又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马一浮先生认为上述孔、庄两家对“六艺”的解释,简明而得其宗趣。

  马一浮先生是迄今最重视“六艺之学”的现代学者,当然也是将中华文化的最高典范“六艺”揩定为国学的现代学者。

  由此可见,百年以来我们已经有过三个关于国学的定义:一是指国学为国故学,二是国学为我国固有学术,三是国学为“六艺之学”。比较起来,我个人更倾向于第三个定义,即马一浮提出的国学是“六艺之学”,这个定义能够准确地反映国学的基本义涵,也更容易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相连接。这是完全可以与东西方任何一国的学术区别开来的原初学术典范,是我国独生独创独有的民族文化的自性之原,同时也是中华学术的经典渊薮。既可以为道,又可以为教,又可以育人。熊十力也说过:“六经为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晚周诸子百家皆出于是,中国人作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实在六经。”(《论六经》,页104,人大出版社2006年版)熊、马学术思想各有取径,但他们对“六经”的看法,属于“异”中之“同”者。马一浮也曾说过:“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与熊的看法完全相通。

  当然一般人士研习“六艺”,需要有一定“小学”的根底,即要懂文字、音韵、训诂,也就是清儒说的,读书必先识字。所以经学和小学,应该是构成国学的两根基本支柱。所以我一再说,如果不懂经学,不明小学,便无法与国学结缘。而决不是背几首唐诗,念几篇古文,看过《三国演义》,读过《红楼梦》,就可以沾边国学。至于古诗文词,那是另外的修养,兹不具论。

  

  国学和西学

  

  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国学的概念,实发生于晚清。至少梁启超和黄遵宪1902年的通信中,就已经使用国学一词了,但还不一定是最早。不久前看到余英时先生在“中研院”院士会议上的演讲,他说国学这个概念系由日本传来。“国粹”一词来自东瀛,拙《论国学》考订甚详,兹不重复。但国学是否也是舶来品,迄今还没有看到具体的证据。但英时先生提示的重要性在于,等于重新认定了国学是现代学术的概念,而绝非“古已有之”。

  可是中国古代的典籍文献中,又确确实实有“国学”这个名字。例如《周礼·春官宗伯第三》里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的记载。《文选》卷十六潘岳《闲居赋》李善注引晋人郭缘生《述征记》也有:“国学在辟雍东北五里,太学在国学东二百步。”又引《尔雅》:“国学教胄子,太学招贤良。太学在国学东。”另《唐大诏令集》所载《令蕃客国子监观礼教敕》亦云:“夫国学者,立教之本。”这类记载上起先秦两汉下迄魏晋唐宋的典籍里多有。但这些文献记载里的“国学”一词,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泰和会语》)而现代国学的概念,则纯然是由于西学的传入,相比较之下才有此一新的语汇。这就如同中国文化,秦汉、魏晋、唐宋迄于明朝,何来“中国文化”这个名称?中国文化的内容内涵历史渊源,当然有而且富,但这个词这个概念本身原来却不曾有。晚清西方文化大规模进来中土,欧风美雨狂袭而至,知识人士重新检讨自己的传统,才有中国文化的概念的提出,用以和西方文化对比为说。“国学”一词虽为旧有,内涵却迥然有别。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西学在清季的流行,国学的概念根本就不会以学术科目的面目出现。所以马一浮说国学是“依他起”,“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泰和会语》),不愧为学理明通之见。

  我们还可以梁任公1902至1904年撰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例,旁证这一点。其最后一节写道:“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卷,页120)其将“国学”与“外学”与“新学”相对应,这和将国学与西学并立相应,是同一机杼。今天探讨国学问题,首先须要别择区分厘清国学的这一品格,即把现代国学的取义和古代的“国学”一名,严格地毫不含混地区分开来。否则便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

  我所以特别强调此点,是因为相混淆的情形已经发生了。前些时,在2008年6月24日《文汇报》上,看到张汝伦先生一篇题为《国学与当代世界》的文章,其中援引朱熹的一段涉及国学的文字,并有如下评述:“说‘国学’‘前既无承’也不妥当,朱熹就已说过:‘国学者,圣贤之学也,仲尼孟轲之学也,尧舜文武周公之学也。’只不过‘国学’只是偶然为他提及,而未成为一个普遍流行的名词而已。”张文所谓“前既无承”云云,是钱穆先生的观点。钱穆在《国学概论》的卷首曾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国学这个概念将来是否能够成立,显然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汝伦先生尽可以畅述己见。但钱穆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这是历史的全相本真,吾未见此前有任何学人提出过置疑。

  然则张汝伦先生引来朱熹的一段话,是否就能够证明现代国学的概念是“古已有之”或“前既有承”?其实朱子笔下出现“国学”一词,例证正多。如《朱子文集》卷十七“备据国学进士唐季渊等状”、卷二十“因建书院,买田以给生徒,立师以掌教导,号为国学”、卷二十二“张世亨、刘师舆、进士张邦献、待补国学生黄澄四名出米赈济”、卷六十八“其有秀异者,移于乡学;乡学之秀,移于国学”、卷八十六“江南李氏因以为国学”、卷八十六“孝伯,国学进士”等,也都是国立学校之义。我取的是简引法,只凸现国学二字,但于文意无损。另外朱熹《四书集注》注《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在“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句下注曰:“庠以养老为义,校以教民为义,序以习射为义,皆乡学也。学,国学也。共之,无异名也。”无论是“校”是“序”是“庠”,指的都是“国学”,即国家所属的教育机构。张文所引朱子语,我读书不细,竟不曾看到,请朋友电脑搜索也未果。但审其语意,当是就国家所设学校的教授内容和精神取向而言,与晚清以还和西学相对应的那个“国学”并非为一物。

  “西学”在欧美西方世界也是一不存在的名词,完全是明清以还中国知识人士“重新发现”西方的一个发明。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梁启超转引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里的“旧学”和“中学”,就相当于胡适最初概括的国学即国故学的义涵。“旧学”、“中学”、“国故学”、“国学”、“西学”,共同的毛病都是太宽泛笼统。所以百年以来使用的情形已发生极大的变化。“旧学”偶尔还用,“中学”已完全弃置不用。为何?笼统故也。国学就是国故学之说,也是因为太笼统,后来才有了经过分疏的国学定义,即国学指中国固有学术。但固有学术也还嫌宽泛笼统,于是精通儒佛义理的马一浮先生,重定“六艺”为国学的确指内涵。应该说,这是马先生的一大学术发明,惜时人未予重视耳。

  “西学”这个名词虽未经学理分疏,但随着内涵和使用语境的变迁,跟初起之时早已义不同周。现在使用西学一词,对一般人文学者而言,主要体现为一种学问根柢,包括英文等外域文字的掌握,德、法、英、意、美等国家的历史、文化、哲学、宗教、艺术的知识累积。还没见过一个学人称自己是研究西学的,如同也没见有人说自己是研究国学的一样。何兆武先生是人们熟识的学术大家,可是他对这一类问题另有看法。他说:“我不赞成‘中学’、‘西学’的提法,所以我也不赞成所谓的‘国学’。每个国家都有‘国学’,都要去宣扬它的国学吗?马克思是哪国学?他本人是德国人,但著作却是在英国写的,它应该属于‘英学’还是‘德学’?我同意这样的说法,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应该戴中学、西学、国学这种帽子。”何兆武先生的西学根柢世无异词,他对中学、西学以及国学的看法,我个人虽未必完全赞同,但资深学者的反思不见得没有一定的参酌价值。

  

  国学和学术分科

  

  国学和现代学术分科问题,始终是探讨国学不能绕开的问题。胡适不是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吗?但他同时也说,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就是文学的归文学,史学的归史学,哲学的归哲学。文史哲已经化分为三科,那么国学属于哪一科?所以提倡国学最力的朋友,不得不向现代学术分科发出置疑。也许张汝伦先生是置疑行列里最强烈的一位。他在刊于《文汇报》的文章中写道:“近代以来,我们在接受西方现代的学术分科的同时,也逐步接受了与之相应的僵硬的学科壁垒,以为文史哲是完全不同的三种学科,没有贯通研究的可能。”文史哲分为三种学科,就会形成“僵硬的学科壁垒”,致使贯通研究成为不可能吗?

  文史哲不分家是就一个具体学人的学养和知识结构说的。作为研究对象,它们还是要分开的。20世纪现代学术的文学的、史学的、哲学的各专业领域,学术研究硕果累累,现代学术分科与有功焉。所谓如果坚持用学科区分来看待研究对象,就会导致对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及其著作,对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尼》,无法作政治学的、历史哲学的、美学的、思想史的、古典学的、社会学和法学的综合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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