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走出一个时代——回顾蒋经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7 次 更新时间:2013-07-27 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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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达  

今年是蒋经国的一百周年诞辰,恰好是国民党的马英九执政,而马英九又曾长期担任蒋经国的英语秘书。看电视里,马英九连续两天在宴请原来蒋经国身边的一批老人。每次祭奠悼念,马英九也从不掩饰自己对蒋经国的私人感情。同时,也几乎每次都会引来一部分台湾民众的抗议,有关蒋家专权时期发生过的大量冤情。这让我想起去年参观已被改名为民主纪念馆的中正纪念堂,当时是民进党执政,原本要强调“肃穆”的原始“纪念”设计理念,被民主进程历史展覧的展品打破。半空悬挂一群鲜艳色彩的台湾风筝,从上至下占居整个大厅的展板上,不乏激昂壮烈的民众抗争场面,当然有美丽岛事件甚至有自焚抗议者的照片。

但是,今天从台湾社会整体来说,是开放和容忍了不同的表达。台湾两蒋40年历史的功过是非,会逐渐在开放的表述中变得逐渐清晰起来。我想,当民众在反对一个专制时期,他们反的是什么?反的应该是“我方全对、对方全错”黑白两分简化的思维,反的应该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或者“敌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这样的简单逻辑。假如以专制社会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来反专制,就无力与专制社会拉开距离。现在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已经能够冷静反省复杂的蒋经国时代。

台湾要以和平方式推进民主、从本质上打破专制制度本身,显然。受益于这个制度的独裁者、他的个人变化对推进历史是极为关键的,这是人们今天回顾蒋经国的意义。

台湾演进的模式绝非孤例,它是一种“类型”的右翼专权的演进模式,所以很有意思。记得刚到西班牙,感觉佛朗哥就是蒋氏父子的集合。看西班牙历史,会感到佛朗哥之后的民主改革尽管过程曲折,可要描述是简单的,历史学家们对它的解读几乎没有什么分歧,不需要作伤脑筋的判断。可是,内战和佛朗哥时期就要复杂得多。不论当事人还是史家,看法都有很大分歧,而且多半南辕北辙。两蒋的台湾和佛朗哥统治时期,都是40年左右,都有专制独裁必然会有的镇压和血腥的那部分,也都有向民主推进的那部分。两部分是交织在一起的。台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蒋经国传》的作者,美籍作家江南,在其旧金山寓所被暗杀。那是1984年10月,是蒋经国各方面的改革已经开启或者在作准备的时候,仍然发生了这样的恶性事件。不论事件是否和蒋经国有关,情治部门的行事传统可见一斑。

可以想象国际社会的震惊程度:台湾居然派了杀手到别国暗杀他国公民,只因此人中规中矩地写了一本台湾领导人传记。当然推想台湾内部是何等漆黑一团。但是回顾历史,又并不完全那么简单。这一类的右翼专权有它的另一面:台湾的县级领导长期是民选的,它政治转型有更充分的社会准备,不仅在于它的市场经济从未破坏;它虽然严格控制政治社团,而其他作为“社会团粒结构”的民间社团发展正常。司法也一样,六法全书一直在正常使用,只是在涉及政治部分,专权会越位压倒法律;它没有阶级斗争理论,政府权力也并非掌控全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记得台湾有个教授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在蒋经国独裁下,你还有回避政治“回家卖红薯”的空间,而在一个“全面专政”的社会,你可能连“买红薯”的空间都没有。不仅如此,还有非常重要的一块,是在对教育和对宗教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我记得在台湾和一个台湾本省教育工作者聊天,一开始他说,文革这样的“红色专权”和台湾人在蒋经国时代的“白色专权”其实是一回事。然后我们比较各自年轻时的学校教育。最后发现,教育内容是相反的,他们被鼓励学习传统文化,包括绝大部分中外文学、历史和哲学,音乐和艺术,还有西方的思想史、文化史和法律制度,这正是我们在文革时期被严禁阅读甚至焚烧的“封资修”。而台湾人在两蒋时代被禁止阅读的,正是我们年轻时受教育的全部:马恩列斯毛以及左翼读物。所以最近大陆文革期间风行的《毛主席语录》在台湾当作稀奇东西畅销。最后他同意,那是不一样的。一边的领导人和民众对民主转型的思想资源并不陌生,而另一边的经济结构、民间社会准备、思想准备等等都严重不足。左翼专权社会的民主转型,假如想走渐进变革的道路,往往必须先花很长时间不仅在经济结构、而且在各方面都转到“右翼专权”的状态,再作进一步民主转型的推进。而即便是突变转型,也在事后必须花很长时间补课,补的远不止是经济结构的转换。

蒋经国时代这类右翼专权的社会,与左翼专权的社会相比,它们和外部世界的交流和衔接程度有很大不同。由于社会并不封闭、与世界并不脱节,使得佛朗哥和蒋经国都逐渐形成对未来发展的清晰估计。作为独裁者,佛朗哥从十岁开始以极完善的教育,培养一个能够承担未来西班牙转型到君主立宪制的国王,他只是自己无力从历史的泥淖里拔出来。台湾失去大陆政权的历史伤痛,即使传到蒋经国一代,仍然难以摆脱感受外部威胁的深深恐惧。蒋经国曾一再强调,“在亚洲,一党专政是唯一统治的办法”。“我们反共是为了争取自由,只有如此,才能反共。我们的原则是实行民主,但是共产党存在一天,我们永远无法实行我们的理想,那末则永远没有民主。”这段绕口令一样的话,在反应出蒋经国的矛盾和困扰。

那么,蒋经国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他真实的内心挣扎,还是一个独裁者为保护一己私利、抵制台湾的政治转型而编造的借口呢?蒋经国在晚年以自己的行动作了回答。有深重历史孽债在身的独裁者,走出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相信江南案是一个巨大的推动。蒋经国是一个有政治家之礼义廉耻之心的人。他曾经在江南案之后对身边的人谈起,意思是美国与我们断交是美国理曲,而江南案是我们彻底失掉了立足根本。蒋经国是在意理念的,他原来安慰自己只是因为外部环境和压力,使得他不得已而维持专权。而江南案在逼迫他以行动为父子两代作出证明。两年之后的1986年,蒋经国开党禁,台湾从蒋家时代走出来;蒋经国自己,也终于从一个恒久的时代阴影中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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