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与董德刚对话:要不要向人本论回归?

——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十二次研讨会发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6 次 更新时间:2009-04-16 11: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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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 (进入专栏)   董德刚 (进入专栏)  

  

  董德刚:

  我对伦理学没有什么研究。景安同志几次给我发邮件说要开这个会,所以我就不好意思不来了。景安同志开始介绍的好多东西都是很深刻的,他原来写过好多文章,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我都学了,看了。他是想把几千年来的儒家的文化思想、西方的文化思想和原来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精华综合起来,这个雄心是不小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宣言好像没体现出这些东西,看不出来那么深刻的东西。

  刚才那位先生的话,我觉得他有自己的见解,但是我不赞成。对现实好多东西应该肯定,他却否定了。他讲那个是遥远未来的东西,那种什么将来的计划经济,那种未来社会的什么道德都是很遥远的东西,我们还是要从当前出发,讲现实和当前可以做的事情,要着眼于解决现实生活问题。什么时候也没有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都是有一个过程,现存的东西都是有缺陷的。他讲得太远的那个东西是不行的,那是永远做不到的。

  涉及到宣言,我想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给人的感觉比较虚,好像不会起多大作用。我听搞伦理学的同志讲,世界伦理学研究有两种基本的取向,一个是中国传统伦理的取向,强调个人内省,强调个人修养、个人内心信念,强调私德、美德。而西方社会在道德建设方面,强调公德建设,强调规则,强调社会规范。这是两个不同的取向。这两个不同的取向都有它的长处。西方的东西强调外在的约束。公德嘛,规则嘛,这样能促使大家去实行。大家逐渐把外在的规范转化为内在自觉,使社会道德水平提高。中国传统伦理,认为个人的道德境界高低是我自己的事情,一讲规范,好像把你看低了,都是人家约束你。个人美德真正建立起来了,社会道德根基就更牢固。但是缺乏规则,假伦理、假道德这些东西就多了。这是它的不足。现在的趋势应该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联系中国现实,我觉得需要侧重规则。社会要有一套基本的规范,并且把这套东西变成法制、变成条例,变成某种程度上带有强制性的约束。你讲爱大家、爱他人,这同建立规则的距离太大了。

  第二点,景安同志讲了不少幸福、爱什么的。我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就联系到《费尔巴哈论》了。我印象很深,在那本书的第三章,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伦理观、道德观做了很多的批判。费尔巴哈的基本观点就是把爱上升为宗教,全世界都来爱。当然,我不是简单的对号,我希望景安同志或者其他同志注意一下恩格斯的批判,看有没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因素。费尔巴哈讲爱一切人,恩格斯对他的基本评价就是空泛抽象。批判的理由就是现实社会的人们是极不平等的,财产占有、社会地位各方面极不平等。你说爱,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做到。费尔巴哈讲,每个人都追求幸福,每个人追求自己幸福的时候,不要妨碍他人的幸福。恩格斯批评说,这个原则在股票交易所得到了最好的实现。我们追求幸福,别人也追求幸福,我没有影响别人嘛,最后我暴发了,别人破产了。恩格斯的这些看法,值得我们注意。

  现在,我们的社会矛盾很多,东涛刚才讲了体制建设等方面有很多的不健全。你讲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这个东西恐怕没有太大作用,某种程度掩盖了它。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有朋友建议,可以搞什么幸福宣言,我觉得幸福这个东西是比较虚的。幸福主要是心理层面,精神上的感觉。这个东西不宜把它说得太高、太大。我觉得幸福这个东西,和现实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人的权力、利益联系很密切,这些现实的东西是幸福的基础,这些基础的东西需要更多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宣言不太成熟,还需要讨论,要形成很多人的共识还需要很长的过程。

  徐景安:

  德刚是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应我之邀来论坛参加过两次会,这次也是来给我捧场的,深表谢意。德刚对宣言的批评意见,应该说是代表了学术思想界主流的观点。他的批评是真诚的,其中一些观点,已多次讨论过,但还是值得继续讨论。

  第一、关于规则约束与道德约束问题。学术思想界普遍倾向于法律、制度、规章一类的硬约束,对道德软约束不感兴趣,认为太虚、太空、无用。我与这种观点的分歧是,我一点不否定硬约束的作用,而且也是这方面的积极主张者,我本身就一直从事改革体制的工作,至今中国在硬约束方面还有很长的路上要走,尤其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对权力缺乏约束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在推进硬约束方面,我们没有分歧。现在的问题是,学术思想界普遍不重视软约束的推进,甚至还认为这样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德刚讲得比较客气,说对社会矛盾起了“某种程度掩盖”的作用,有的干脆说是愚昧、欺骗、麻醉老百姓,这个世界还倡导什么道德、讲什么善,就应该恶,以恶制恶。面对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公、不平,提倡约束自己,岂不是助纣为虐,成为恶的帮凶。对于全社会越来越恶化的道德,他们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加强法治。可是我国法治强化以来并不见成效,他们认为关键是制约权力,当官得带头,这有一定道理。

  但引伸出以下问题,权力得不到制约之前,官员不起模范带头作用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理由不道德,这与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有什么必然联系,或者一部分官员作恶,可以对作恶的官员恶,又有什么理由不爱自己、不爱父母、不爱配偶、不爱兄弟、不爱朋友、不爱顾客、不爱自然……人类历史上、当今世界什么时候公平过、平等过,世界上有比较清廉官员,但大多数不是道德楷模,那么是不是都不该提倡道德?那么究竟应什么时候提倡道德?

  再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全社会都不讲道德的情况下,制约权力的制度能否建立得起来,或者即使建起来以后,能不能管用,制约权力的议员、法官、记者也一个个是不道德之徒,又怎么制约他们?这只能靠民众来监督,可民众也不崇尚道德,当官的恶,议员、法官、记者恶,我凭什么善,这个社会怎么收拾?

  目前的现实是官方道德不起作用,社会道德恶性堕落,中国存在不存在道德重建的需要。我认为很需要,宣言就是尝试、探索,作为社会良知的精英知识分子应不应该做这方面的努力?可是现在的主流观点是反对做这种努力,还批评这种努力,在制度没有完善以前,全社会就该堕落!尽管我与他们在硬约朿的建设方面没有分歧,但在这方面存在很大分歧。原因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是西方文明派,主要是自由主义或者制度学派。而茅于轼先生与一些学者则是例外,赞成硬约朿,也非常重视软约朿。

  第二、关于人的普遍性与阶级性问题。德刚提出了恩落斯对费尔巴哈道德论的批判,这可以说是普世价值之争的源头。费尔巴哈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命题出发,用“人性”代替“神性”,用人本位取代神本位。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认为,幸福是一切生物根本的和原始的追求,从利己主义“爱自己”出发实现对于他人的义务,就是“爱他人”。既然人要实现幸福,必须从爱自己到爱他人,费尔巴哈就将爱提高到神圣的地位,让爱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和道德的基础。宗教提倡爱“神”,费尔巴哈提倡爱“人”,并且进而认为让爱“人”成为宗教。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恩格斯自然不能容忍,批判费尔巴哈用“漂亮的文句来代替科学的认识,以因‘愛’而解放人类来代替因生产之经济的改造而解放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从价值目标来说,要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共产党宣言》中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同样源于人本主义,强调人的普遍性。但从实现途径来说,要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产生人与人不平等的经济根源---私有制,马克思主义更多强调人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中国的胜利,演变为列宁、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夺取政权后依然强调阶级斗争,而且认为资产阶级因为被推翻而企图复辟,斗争逾来逾激烈、残酷。所认,不忘阶级苦、煽动阶级仇一直成为主旋律。对阶级敌人的斗争从镇压地富反坏,到反右、到揪党内走资派、一直到亲密战友,人人几乎都可成为阶级敌人。人与人之间不能爱,要爱只能爱毛主席。当时的中国,也只能爱“神”,而不能爱“人”。改革开放,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中国人可以不用爱“神”了,变成爱“钱”了。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问题也越来越多。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就是向马克思主义人本论的回归。道理很简单,斗争、革命、发展、改革、开放等等都是手段,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终极追求---幸福。马克思主义只有回归到普世价值上来,才有可能被世界所接受,成为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武器。可是一讲普世价值,传统马克思主义就搬出阶级性来反对。请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先批判《共产党宣言》的这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阶级社会里,有资产阶级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哪里有“每个人的自由”?而恩格斯恰恰把这句话解释为:在马克思和他的著作中,最适于用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再追问下去,每一人追求自由发展为什么?这就是为了幸福。所以,费尔巴哈把幸福作为人的终极目的没有错,不过他表述为一切生物的目的,没有对人与生物作区分。可恩格斯反驳说:“是从什么时候起,这种权利曾为人人公认呢,可否说在古代的奴隶与奴隶主之间,或在中世纪的农奴与贵族之间大家都有享受幸福的同等权利呢?被压迫阶级的追求幸福的意向,不是冷酷无情地并‘在法律的基础’上面作了统治阶级的这种意向的牺牲品吗?”人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幸福,应该享有追求幸福的同等权利,而事实上这种权利不平等,这就带来变革社会、推动进步的动力,而不能以存在阶级压迫为由否认人的终极追求。人的价值追求与社会现实是两回事,不能用事实来否认价值。如果说,恩格斯当时有推动革命的需要,那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还是强调人的阶级性,作为坚持专政的理由。今天仍坚持这种阶级论,想干什么?是发动今天的工人农民重新起来革命,推翻共产党领导呢?还是鼓动现政权镇压不满的民众呢?鼓吹普世价值论者,其中普世价值的政治论者企图推进政治改革,但往往对普世价值的道德论不感兴趣。而我写的宣言既是普世价值的道德论,也为普世价值的政治论奠定了基础。德刚认为同“建立规则的距离太大了”,恰恰相反,如果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达成社会共识,为建立规则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德刚说:“现实社会的人们是极不平等的,财产占有、社会地位各方面极不平等。你说爱,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做到。”这样说来,人类社会哪年、哪月、哪天能实现财产占有、社会地位的平等,又哪年、哪月、哪天能倡导爱呢?现实世界中,人是有爱的,可大都是爱钱,或者是爱抽烟、爱喝酒、爱逛街、爱赌博……而缺乏的是真正为了自己的幸福的爱,也就是爱自己、爱他人、爱大家。

  第三、关于对幸福问题的理解。我不想就此展开讨论,我只想说,幸福问题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不丹、泰国、英国、澳大利亚先后提出了幸福指数。幸福经济学成为最新学课。英国选举以“幸福政治”作为竞选口号。世界研究幸福问题的专家在罗马开会讨论幸福的度量。

  幸福问题同样尖锐地摆在中国人面前。经济快速增长,人民并不幸福,反映在精神健康上迅速恶化。中国1亿人心理有问题,严重精神病患者达1600万,在疾病排名中已超过心脑血管、恶性肿瘤,居于首位。全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水平的2.3倍。深圳是全国最富裕的城市,每年2000人自杀,精神障碍率十年间增加了100倍。可是我国的学术思想界对幸福的认知与普通民众没有区别,根本就不重视,远远落后于世界的研究水准,也对我国民众精神状况不了解。而执政当局依然以发展为第一,GDP为目标。而国际社会提出了叫GNH的国民幸福总值,也许有一天中国成为GDP世界第一,而GNH成为世界倒数第几了。到那时,我们又落后,人家不比GDP了,玩GNH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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