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中国不高兴》:比愤青更极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39 次 更新时间:2009-04-14 23: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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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 (进入专栏)  

  

  比网络上的愤青更幼稚

  

  《了望东方周刊》:《中国不高兴》一书引起了人们对于民族主义的新一轮关注,你如何评价这本书?

  许纪霖:像《中国可以说不》一样,这是一本充满可疑的商业动机的畅销书,其生产过程,一开始就奔着畅销而去,语不惊人死不休,为吸引眼球搏出位。内中表达比网络愤青更极端。重要的不是它说了什么,而是它怎么说。理性是不会畅销的,而被文化工业支配的流行作品,典型的语言就是非理性的挑逗。我想,对这本书最严肃的态度就是任凭其自说自话,而去关注这本书背后中国近十年来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的蜕变。

  

  《望东方周刊》:这个蜕变是怎样的?

  

  许纪霖:近年来特别是去年火炬传递事件之后,爱国主义狂飙兴起。爱国狂飙是怎么形成的?这十年来我一直追踪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发现从鸦片战争后至今的一个半世纪当中,民族主义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类型:第一种形态从1840年到1949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抵抗性的民族主义,这是一个文明大国近代落后挨打、受到屈辱所引起的反应。

  第二种形态可以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从“五四”的文化保守主义一直到9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新儒学,都是对五四以后产生的全盘反传统的反弹,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更多地强调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积极价值,发掘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应该指出的是,文化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目标是不冲突的。他们思考得更多的是传统如何与现代性接轨。其背后依然有世界主义的情怀,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有正面的遗产可以作为现代性的本土资源。

  不过,最近10年间出现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其背景不再是被动的因屈辱而抵抗,而是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之后,一种希望得到世界承认的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变化是,它从内在的文化诉求发展为外向的“承认的政治”。

  这种新民族主义从精英到大众,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大的趋势。在知识界,这几年“施米特热” 长盛不衰,一个纳粹时期的德国桂冠法学家如今被一些知识分子奉若神明,断言政治就是“分清敌我”,呼吁中国要走向“政治成熟”,要成为一个拥有“最后决断权”的强势国家,从民族主义走向了国家主义。

  而在大众层面,产生了相当普遍的“中国认同”的心理诉求。在使馆被炸、战机相撞、小泉参拜、火炬传递等几个突发性事件的刺激之下,演变为席卷神州乃至全球的爱国潮。

  爱国主义本身是值得肯定的,问题在于在狂潮内部,沉渣泛起,出现了一种“勃起式的民族主义”。它既自大又自卑,像阿Q一样,缺乏自信,特别在意别人、尤其是比自己强的国家的脸色,索要一种莫明其妙的“不高兴”的权利。

  如果说前两种民族主义还是以普遍性的现代性价值作为目标追求的话,那么如今这波民族主义却要打破世界主义,试图寻找一种另类的“现代性”方案。

  

  多研究自身的制度和文化认同

  

  《望东方周刊》:那么如何评价这种民族主义,这与《中国不高兴》又有什么关系?

  

  许纪霖:民族主义不是一个要与不要的问题,有些自由主义者将之视为20世纪中国的“病灶”,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民族主义本身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不能抽象地否定它,核心问题是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它是一把双刃剑,法国、美国建国之初也形成了民族主义,它们是与自由民主传统相结合的。而德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起初的文化民族主义还比较健康,随后发展为政治民族主义,进一步蜕变为可怕的国家主义,最后导致法西斯主义。

  中国在历史上没有现代的民族国家,只有“天下”和“王朝”。“民族国家”与“个人”是同时诞生的,而且关系密切,后来才发生了分离和紧张。民族主义的真正问题是: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文化和生活?我们要形成什么样的“我们”,什么样的“中国认同”?

  从这里我们看到,民族的目标与民主的目标是不可分离的。但一些头脑简单的爱国愤青们,将民族主义的诉求与制度选择和文化认同割裂,只说爱国,而不问爱的是什么样的制度和文化,他们的国家认同,只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靠敌人的存在而形成“我们”。这种敌我分明的爱国,一旦敌人消失,“我们”便成为乌合之众,一盘散沙,于是不断地寻找敌人,制造敌人。

  《中国不高兴》所流露出来的,就是这种粗鄙化的、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它主动迎合了社会层面中情绪化的东西,即在网络中极端的声音,但这种声音绝不代表中国的主流民意。而据我在大学里面对学生的了解,大学生虽然与以前相比爱国情绪高涨很多,但大多数还是比较理性,比如他们对蔡铭超的“拍而不买”式的爱国行为颇不以为然。但《中国不高兴》却试图通过对现代传媒的操控,将那些非理性的情绪制造成主流。

  

  《望东方周刊》:但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告诉我,他们并不反对那种普遍的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

  

  许纪霖:态度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态度背后的理由是什么,你怎么理解自由民主的价值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西方的确很复杂,对内对外不一样,在对外事务上,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其次才是普遍的正义。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再抱有幻想。

  问题是中国应该怎么样?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相信世界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强权就是一切,以中国的强权对抗西方的强权,还有一种是做负责任的大国。

  所谓负责任,除了对国家利益负责之外,还要考虑对全球公认的正义原则负责。健康的爱国主义,背后是有世界主义理想的,强权之上还有正义。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我刚刚完成一个研究,用大量史料证明“五四”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运动,当年热血的“五四”青年们,具有广博的世界主义理想,《北京学生界宣言》中讲得很明白,他们争的不仅仅是国权,更是全球普遍的公理和正义。“五四”知识分子的胸怀何其之大,爱国青年们要继承的,应该是“五四”前辈传下来的这种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开放的民族主义。

  

  《望东方周刊》:可是火炬事件之所以引起民意的反弹,正是因为民众认为我们一心希望融入世界,而世界并没有拥抱我们。

  

  许纪霖:什么是“世界”?西方就代表“世界”吗?即使是“西方”,谁又代表“西方”呢?为什么要将某国政府某时期某外交政策视为西方的整体呢?西方不是一个整体,不同的政府、媒体、学者与民众之间差异很大,我们可以就一些具体的不义行为表明我们的抗议,但没有必要将西方看作是一个与“我们”为敌的整体。就像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他们抗议美国扶助日本、苏军在东北的暴行,有着独立的“中国立场”,但绝不会整体反西方。

  将中国与“西方”、与“世界”对立,如同大战风车的唐·吉珂德,不仅可笑,而且愚蠢。虚幻的“敌人”,所制造的只是虚幻的“我们”,而将形成 “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忽略了。与其将精力放在外部去寻找敌人,不如创造一个开放的制度和舆论环境,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自由讨论、选择和建构共同的家园:什么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制度、文化和生活?什么既是“我们”的、又是全人类的中国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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