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北京，乍暖还寒，刚刚停止供暖的城市，在告别不久前的一场小雪后，甚至有了些冬日的气象，街上行人匆匆，依旧是厚厚的衣服，迥异于此时此刻南国的夏日风情。香港扶贫机构“乐施会”在北京的办事处位于朝阳门附近一栋叫做“蓝筹名座”的办公楼里，自2003年10月起，出走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的农村干部李昌平，供职于这家国际机构已近6年，自2000年3月上书时任总理朱镕基直陈“三农”问题获得批复并辞职下海，又已是近10年时间。
在这段颠沛流离、波折迭出但又好像欲罢不能的岁月里，他曾告别家人，告别乡土，如同当年从村子里考入大学的时候一样，他希望去大城市实现理想。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南，最终他定位在北京，决定在这里开始新的生活。其间，他经历了工作的流转，婚姻的变故，自我定位的迷茫。他曾经彷徨，曾经无奈，也想到过抗争，最后归于“市场经济”下的平和。
趁着当初“上书”时的余温，《我向总理说实话》、《我向百姓说实话》，陆续被书商炮制并抛向市面，有人说，他挣了不少钱，而他自己却说，其实没挣几个，倒是书商赚了不少。近来，在出版社一再鼓动之下，五年没有出书的李昌平再度推出他的第三本个人著作——《大气候》。
在这本并非全部原创的集子里，他改变了以往“说实话”的操作路线，摇身一变从平实的农民形象直接跃升为农民问题专家，提出了他所谓的“李昌平难题”，但他却说，他从未将自己划归学界，他只是希望把自己的实践观点写出来，希望别人能够看到，而这些研究，完全是兴趣使然。
蓝筹名座E座2区802房间，当记者自报家门后，前台小姐礼貌地说，昌平就在里面的办公室忙碌。径直走进去，门没关，不大的房间居然显得有些空旷，李昌平正面对他小巧的“戴尔”笔记本电脑，在背对记者的方位上，敲着什么。这是一间废弃不用的办公室，现在看来，除了几张办公桌，其他设备已被清空，一双黑色皮鞋整齐地放在一边，墙角是一堆编织袋，编织袋旁边是李昌平的旅行包。这位号称“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就这样孤零零地一个人蜷缩在杂乱工位的一角，身着不薄的棉外套，好像仍觉得有些冷，见到记者的如约到访，他楞是穿着一双棉拖鞋迎了出来，跑前跑后，递送茶水，似乎这，便是他的客厅。
随着时间的推移、交涉范围的扩大，这位曾经的基层干部，甚至已被某些不明就里之人直接定义为“三农专家”、“李昌平教授”。李昌平回复说，他不是。
他说，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只是在平平常常地过日子，自己做的一切，工作、写作、演讲，其实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他并没有想去改变什么、动摇什么，至于外界的批评或者赞扬，他看淡了，而且正是因为看淡了，也就无所谓了。
十年一梦
十年时间，李昌平经历了从干部到商人、从商人到记者、从记者到学者或公益组织顾问等诸多角色的转换，在这十年里，他遇到过小人的拦阻，遇到过贵人的扶助，曾经失去过“前妻”的理解，也得到了时下爱人的关心。从湖北到深圳，从深圳到北京，从北京到云南、到贵州，再从云贵回到北京并定居于此，生活渐渐稳定下来。
李昌平曾经大红大紫过，甚至现在看来热度依旧不减，当初的他，怀抱理想，力促自己主政的乡镇按照自己设想的方案稳健发展，但在现实的境地里，他发现了太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不加解决，当地的经济建设和政治治理将阻力重重，大而言之，类似问题的存在，对于整个中国农村、中国农业的发展，对于农民利益的维护，都是极大的障碍。于是，他前思后想，写了那封信，递了上去，得到了回应。借此，中央工作组调入湖北监利县展开调查，顺势推开了改革的序幕。李昌平说，其实如果换成别人，也一样会是如此结果。“其实就是天上掉馅饼，按照我的话说，是天上掉下砖头来，直接砸到了我的头上。”
“这封信，他看到了，然后在上面写了几个字，他写完这几个字以后，当然就有人来找我谈话，然后就调查，核实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就没事。”他说，朱镕基在信件上的批复是他得以成名的关键，也是事情得到解决的直接原因，而正是因此，他丢掉了体制内的铁饭碗，开始了流浪的体制外生存。
李昌平坦言，他根本没有见过朱镕基，体制内的官僚充其量也就“见过几个省委书记”， “总理这么忙，怎么可能见我这么个小人物”，而且当初未曾设想会引来这么大的动作，虽然此前也想过：这个事情如果捅出去，会有多大的麻烦，麻烦是不是可控的，风险是不是可以接受的。
2000年，李昌平只身深圳，在几经辗转后，加入蓝田公司，而此时的他已经按照蓝田公司总裁瞿兆玉的意思，改名为李盛安，希望忘记过去，重新开始。
据讲述，2002年2月，监利县有几名法轮功练习者到天安门“练功”，其中一位恰好是李昌平高中同学的妻子，监利警方怀疑该夫妇有可能已投奔南下的李昌平。李昌平如实相告，二人并没有来过，但对方始终不肯相信。最终，监利警方决定到李昌平工作的地方“眼见为实”。2月27日，两名监利公安“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李昌平的办公室。尽管要找的人没找到，却意外发现了李昌平给珠海蓝田公司打工的事实，而且已经化名为李盛安。
不久后的3月12日，李昌平突然接到瞿兆玉的电话，要他赶到北京。在北京，瞿兆玉告诉他，荆州地方领导得知李昌平在蓝田工作的消息后，很不高兴，而蓝田的主战场正好在荆州，离不开荆州领导的支持，希望李昌平能够体谅公司的难处。5天后，李昌平离开了蓝田公司。
离开蓝田后的李昌平，陷入了对人生的深深思索之中，这一次，他没有着急去找工作，而是首先回了母校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和中南财经大学，希望从导师那里得到点拨。导师何信生、刘烈龙教授让他一人独处狮子山上、南湖水边，静心后问问自己，到底想干什么，然后再做出选择。经过认真权衡，李昌平决定在17年基层农村实践的基础上将三农研究深入下去，“李昌平不能死”。
不久后，李昌平在一个饭局上与《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温铁军相识，当时的李昌平刚刚出版自己的新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在这个饭局上，温铁军问李昌平：愿意不愿意到北京工作？李昌平说，愿意。就这样一个简短的对话，李昌平进入了《中国改革》杂志社，迎来了他人生中又一个重要转折点。他说，这是他从湖北到北京后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他说，他感激温铁军，感激当时《中国改革》给予他的很多机会，而在这三年的编辑、记者生涯里，他学到了很多东西，熟悉了不同于官员的、真正属于学者的话语模式。
李昌平说，《中国改革》这一站非常重要，而他的第二本书《我向百姓说实话》，恰是在《中国改革》期间出版，“这个书之后，我开始进入这个领域，以后就开始写写文章，开始和大家讨论。”
2003年，离开《中国改革》，进入乐施会，开始了NGO的社区建设，李昌平开始更多地展开农村扶贫项目，先是在云南与贵州长期驻扎，实施定点帮扶，后来的几年间，他主要将精力回归到北京，每年进行多次不定期的项目调研，触角伸向广大农村。
在这段时间里，他尝试着希望家人也一同到北京工作，但前妻“适应不了北京的节奏，又回了那个小县城”。最终，“我不可能回去，她也不可能出来”，在女儿考入大学的那一年，两人最终离婚。“她的文凭又不高，在北京找到一份工作也很难”，而且，“她已经适应了湖北的生活”。
李昌平说，在如今的这个社会，特别是从“体制内”出来到“体制外”生活的人，尤其像他这样从底层社会走出来的人，是很冷酷的。“为什么那些当干部的人不愿意离开体制？确实是有一点困难。你像我，到北京这么多年了，还是没能转成北京户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么多年了，我的户口一直在湖北。”
淡然归位
自离开体制后，李昌平曾发表诸多政论文章，尤其就中国农村治理以及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金融、新农村建设、集体所有制有过多次论述，而且正因上书中央的举措引得媒体关注，不少大学、地方党校、培训机构、学术论坛近年来纷纷邀请他为之做专题演讲，而这些文章的发表以及演讲内容的公开，在传达他的观点、获得一些报偿的同时，更招致质疑与批评之声四起。
有人说，李昌平早已脱离农村，他阐发的观点已经不符合现实的情况。也有人说，李昌平的论述，在逻辑上是欠水平的，是自相矛盾的，是不成立的。更有甚者认为，李昌平分明是在利用自己的名声聚敛钱财，是在招摇撞骗，而他的学术功底根本不值一提。就此，李昌平说，对于严肃的学术商榷，他会认真回应，而对于一些无谓的评价与猜测，他不想予以理睬，而且，自己发表过的文章中，确实有一些是存在瑕疵的，确实是欠缺深入研究的，对于这些，他具备自知之明，他也一直在努力改进不足。
“做扶贫项目，去广东打工，来北京工作，到乐施会，到河北大学，这些其实都不是我可以追求的，是顺其自然。我这样的人，不就是在市场上吃饭吗？年轻的时候当干部，那时候有理想，现在就是在市场上找饭吃。”
学者是规范的写作，而李昌平认为自己不是学者，也不认为自己是学者，更从来不会将自己的文章按照学术规范来完成。“我的写作与研究，完全是个人生活或工作的需要，它只是一个需要。”
李昌平说，他不过是希望借助文章的发表，告诉别人他在想些什么，对事情怎么看，至于别人的评价，都无所谓了，毕竟，“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不过，李昌平依旧认为，如果自己的水平不够，别人是不会主动邀请他前往的。“如果你讲的很差，人家不会找你讲，这就是市场的问题。”
那么，每个月到底有多少场演讲，从演讲中，他获得了多少收入呢？李昌平直言，有些演讲是公益性的，有些则是有一点点收入而已，但是，“自己从来没有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正儿八经的职业去做”，而且也没有时间。正因此，每个月的演讲基本控制在10多场的范围内，而且即便这些演讲，也大多是在工作时间之外，比如在晚上进行的。
“有时候一个月是几千块的收入，有时候一点收入都没有”。李昌平说，在大学或者NGO的某些培训或者演讲，他甚至将这部分款项完全捐给大学生社团，“这点钱，对他们更重要”。
他说，他一直在追求一种不受约束的生活，他希望做的，是自己，不是别人，而他一直认为，自己很渺小，很平常，也需要一颗平常心。“有人推荐我说，你去读个博士，去评个什么专家、教授吧，对于这些，我没有什么兴趣。”
“只要有人叫我李昌平教授，我会立刻告诉他，你们错了，我不是教授。至于人家私下叫我教授，那是人家的事情，但如果我在场的话，我一定会纠正他们，我不是教授。”
“河北大学要我去评一个教授职称，我说，你给我职称可以，你不给我，我不去申请，这个对我不重要。我从来就没打算成为一个学者，成为一个专家，成为一个教授。是不是教授对李昌平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我只是李昌平。体制内的人能够得到的东西，我得不到，得不到就得不到。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
在李昌平看来，2000年以后，他的人生路上其实已经没什么可以总结总结、可以说一说的事情了，他不过是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去生存、生活，没什么理想，也没什么追求，不热衷名誉与地位，不强求得到什么，也不看重别人的评价，“过得去就行”。对于人生的定位，他说，没有认真想过，也许，会一路写下去，出版农村系列著作，也许会继续帮助NGO做些事情，也许继续在大学做些培训与演讲。但是，首先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绝无可能再回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