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陶:译事回眸之六:黑格尔《精神哲学》首译的漫长岁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44 次 更新时间:2009-04-14 10: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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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祖陶 (进入专栏)  

  

  在历经七个寒暑完成了对康德“三大批判”百万字的合作翻译工程之后,我虽然松了一大口气,但却不敢懈怠,就马上投入了黑格尔《精神哲学》的翻译工作。这时我已77岁,由于长期处于一种不正常姿势的伏案工作,原有的缠身腰疾又雪上加霜,出现了严重的脊柱侧弯,神经压迫带来的疼痛令人难忍,致使在几十米、百把米的行走中已被人看出是一个行动艰难的“半残体”了。肖静宁带着我在各大医院专科就诊。在这里我只说一下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三次就诊的情况。第一次是骨科专家Z大夫来武汉大学校医院应诊,看了CT片对我说只有手术才能解除神经压迫,别无它法。恰好,一张《武汉大学报》放在桌子上,上面有段德智教授写的“师德乃教风的第一要素——从陈修斋、萧萐父、杨祖陶批改作业谈起”的文章,肖就顺便对专家说,这位老先生就是报上写的杨祖陶,专家马上说,“哦!是知名教授!如果是社会上的,我们就不管那么多,先收住院再说”。感谢医生对我还不是一味讲市场化效益的。他让我连续两周静脉滴注激素以缓解症状,然后再到中南医院复诊;第二次我们去中南医院但没有见到Z教授,由罗主任应诊,他要我再做一个核磁共振(MRI)以进一步确定病变情况;第三次去取结果再看专家门诊,由X副主任医生应诊,他也看到我的MRI片子的严重变形,并说不是做一次手术所能凑效。肖静宁忧虑地说“这一把老骨头怎么办”?X专家拿着我的另一张普通的大的平片说,你别说是老骨头,他的骨密度还很高,没有骨质疏松,一般情况也不错,很适合做手术。他说做了减压手术就能消除症状,至于手术怎么做,是大的、中的、小的,住院后再研究,并马上开了住院单。由于来校医院应诊的Z专家有话在先,我这时压根没准备作手术,就说还要与在国外的子女商量一下,X专家一听更坚决了,说子女在国外那费用没有问题了(材料是进口的,昂贵而不能报销)。肖静宁又辗转到病房找到了罗主任,他拿着MRI片子不断地看,不断地摇头,核磁共振(MRI)片子显示的影像的确令有经验的专家惊讶不已!没有一节正常的腰椎,全是变形的,脊椎侧弯这样明显,排列异常紊乱。他轻声地对身边的较年轻的医生说,门诊X医生开了住院单要患者作手术,这手术还真不知从那里下手?怎么做?他想了一下,一听说我已是快80岁的人了,就劝我走不了路就不要走了,这么大年纪还在外面走什么?能够生活自理就不错了,并劝我不要再搞什么研究了,不良姿势久坐只会加重病情,我非常感谢罗主任的坦诚和忠告。这样几个回合的求医问诊,我只有认了。我的胞兄胞弟、还有其他亲人都觉得我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再搞什么翻译了,他们对我退休这么多年、又没有一分钱的补助、还抱病长期伏案工作实在是难以理解。

  虽然如此,但我无论如何也要译出这部著作,完成我的老师贺麟先生交给我的任务,实现我40年来的夙愿。好在我的适应性的“以歪就歪”的不正常的坐姿反而不是很疼痛,继续伏案是我心中的命令!也就顾不得站立、行走时日益加重的神经压迫之苦了。2006年初,我将刚刚出版的《精神哲学》首译本邮寄送呈给贺师母黄人道先生,她感激地把它供放在贺麟先生的遗像前。当师母告知我这件事时,我不禁热泪盈眶,心情难以平静,从内心深处发出了“谢谢师母”的呼声。她真是善解我的心意:她这么做,就好像是我亲自把这个首译本送呈到先生面前,请他过目,请他教正,也请他原谅,学生这样迟,竟然晚了40年才得以把它呈献给先生 。

  时光似乎在倒流。那是1962年,在北京成立了“黑格尔哲学全集编译委员会”,经贺先生推荐,我也忝列为该委员会的委员。实际上,我调来武汉已三年,从未参加过这个委员会的活动。不久,贺麟先生来信,要我承担黑格尔全集中《精神哲学》一卷的翻译任务。我从内心深深地感到,我虽然已经远离先生,但他依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我,信任着我,就欣然接下了这一艰巨的任务。1962年,全国高等院校正处在为贯彻国务院颁发的“高教60条”的热潮中,大家为 “脱帽加冕”,重申“双百方针”、“学术自由”、“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而奔走相告。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充分地利用这可贵的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进一步促进外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我认为“学术自由”只能从对研究对象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认识和把握中获得。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在继续完成40万字的教材的基础上,对贯彻在这本教材中的发展线索进行再反思、再概括、再典型化,经过这样艰苦的思维,日以继夜,写成了一篇5万余字的学术论文“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作为主题论文提交给1963年1月召开的湖北省哲学学会第一次年会,引发了一场相当激烈的学术争论。同年,湖北省委宣传部召开了贯彻“高教60条”、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专门会议。我有幸与武汉大学党委宣传部的王熙纯同志、历史系彭雨新教授一道参加了这个会议。之后,我们哲学史教研室(包括中、外哲学史两个教学小组)的行动也很快,当时就确定以对“哲学史方法论”的探讨为核心作为我们贯彻双百方针的基本途径。1962年9月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了。冯先生在“绪言”中提出和讨论了,如何正确理解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问题。这实际上是涉及到哲学史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这个问题,我一鼓作气地写了一篇与冯先生“商榷”的37000多字的长文,集中而系统地讨论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它们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以及在哲学史研究中贯彻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历史观的问题。文章虽说是“商榷”,其实是对冯先生观点的某种赞同和深化,其实质是力图依靠唯物辩证法对学术界、包括自己在内的唯物唯心问题上的教条主义思想的反思、甚至清算。这篇专论由当时武汉大学著名学者刘绶松教授推荐作为《武汉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的首篇论文全文发表。

  1963年,我在当时为贯彻双百方针忙碌和紧张的条件下,对于《精神哲学》的翻译也没有放松。首先是花大力气认真读原著,在大致弄清楚《精神哲学》一书的宗旨和结构的基础上就开始着手进行翻译工作了。

  当时,我住在珞珈山上的一区5号,有一间小小阁楼作为我独立的书房,望出去绿树成荫,环境幽静。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生活也大为改善。心想这一下就可以安心做学问、搞翻译了,我的译事的进展自然是比较顺利的。在我着手翻译后不久,贺麟先生主持选编《黑格尔论矛盾》(1963年商务印书馆第1版),其中所选的“精神哲学”部分就顺理成章地由我来完成了。这时,我已经译出了《精神哲学》全书的导言和主观精神部分的导言的初稿。我在《精神哲学》译后记中写道:“此后风云变幻的几十年中,由于各种难以逾越的主观、客观的原因以及任务的变更,我本该继续完成的全书的翻译工作就一再被搁置。这不能不说是我心头的一大憾事。”

  1964年,阶级斗争的弦再度紧绷。无论是《精神哲学》的译事,还是学术研究与争呜,都不得不为突如其来的“四清运动”而彻底中断。四清运动是中共中央于1963-1966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简称,这个大规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气氛高度紧张,由各机关学校抽调、派遣成千上万个工作队下到农村,被抽调的人员家中有天大的实际困难也一律不予考虑。我写到这里,对当年说走就走抛开多病的老母、刚刚出生患病的儿子杨铸、年仅6岁要学会独立生活的女儿杨熔、特别是把一切重担都甩给回汉团聚才一年多在汉口武汉医学院任教的肖静宁,即使一千个放心不下,我也是别无它法,当时多亏我的三姐从青岛来武大帮着照料了好几个月。我随着哲学系教师组成的四清运动工作队奔赴湖北省孝感县,工作队的成员撒下去,分散到各处有的就只好“人自为战”了。我就是这样,我去的单位是孝感祝站区直属小学。祝站是京汉铁路上的一个小站,祝站区的党政机关就在站边的街道上,小学座落在离街不远的地方。我这个唯一的工作组成员一到学校就按照上面统一的口径说明来意,以一种威慑性的口气宣称,我们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一定要把四清运动搞到底!一个规模很小的小学,一位校长,几名教师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好像没有什么可清的。唯一可以清一下的就是思想了,思想与作风、特别是可以与个人生活作风相关联的。校长虽只是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恋爱观也是反复写材料、检查交代才过关的。有个教师被揭发对女生有图谋不轨自然成了运动的重点,对他的“清理”可谓旷日持久,不断背靠背开会揭发,反复交代政策,反复写交代材料,我不断地分析材料,向上级汇报情况,但最终还是以“查无实据”了事。回想起来,形势压人,又没有多少事,又不能干点别的,我真不知道那一年多是如何度过的。好不容易到了一年,别的点的教师陆续返校了,原本早该结束的小学四清运动,又一拖再拖了三个多月,因为直属小学的四清运动必须与党政机关同始终。其间,我家的困难达到顶点,往事不堪回首!当我回到珞珈山时,已经是1965年的深秋,我连年迈的母亲再也没有见着了。

  我原以为,参加了一年多的四清运动,总可以坐下来安静地进行进行教学、研究和翻译了。谁知板凳还没有坐热,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就接踵而来了。1966年6月,一夜之间,校园里就出现了所谓的“红色恐怖”,红卫兵高喊“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教师和干部人人自危,只要随便给人带上一顶帽子,各种对立的派性组织就可以为所欲为,轮番揪斗,不择手段地对他们称之为“牛鬼蛇神”的人们来一个“触及灵魂”、甚至皮肉的“革命行动”,一时间大学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空前恐怖、疯狂和灾难的场所。哲学系主任余志宏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干将”;哲学史教研室主任萧萐父被打成余志宏的“黑干将” 、十足的“黑帮分子”;陈修斋先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他们看来这些我还够不上,最多只能算作一个“准黑帮”,在“批斗会”上必须陪斗,“游斗”时必须抱头跟在“黑帮分子”后面走,不时听到巨声喝斥和皮鞭的唰唰声。然后是“破四旧”家也多次被抄、减工资只给30元的生活费,连照顾幼子的保姆也被立即赶走,日子过的如惊弓之乌。这种群众专政的混乱局面直到1968年8月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才结束,转而由工、军宣队专政。紧接着,1968年10月我随哲学系教师一锅端到湖北襄阳隆中分校,一边劳动,一边“斗批改”。陈修斋先生与夫人徐铣(哲学系办公室最能干的工作人员)也同行到分校。次年陈先生的家也搬去了,尽管条件极差,但总算有夫人徐铣的照顾。我在隆中与另外两位下放教师合住在一间破旧的屋子里。我们这些有问题的教师有的放牛、有的放鸭子、有的种菜,我是白手起家养猪。这里稍稍说一下我的家庭怎么办?最令人不堪回首和愧疚的是,我的母亲在我四清运动迟迟不归,在为我劳累了整整六个年头后的1965年,患肘关节骨结核,住在一区山上就医十分困难,得不到治疗和照顾,万般无奈,经商议,由在汉口工作的肖静宁请假把母亲送到青岛我的四姐家,母亲揪心地告别了她最在意的一双孙儿女,可我连向母亲道别一下的机会都没有。1964年儿子刚生我离家去参加四清运动,谁知竟然成了与母亲的永别!母亲在四姐家,经过一个医术高明的老中医的治疗,骨结核有幸痊愈了。可是,文革来到,在青岛的母亲与划成右派的大哥一道被遣返到四川乡下原籍,在贫困和疾病中告别人世,这是我心中永远无法弥补的深深的愧疚!

  1963年春肖静宁从北京医学院研究生毕业后,萧萐父同志热情地帮她联系到武汉大学生物系,但她的兴趣一直在医学—生理学上,还是服从省教育厅分配她到武汉医学院的原方案。她在武医住集体宿舍,在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跑月票,每周只是1—2次回家。文革中,她在武医各方面还算稳定。1968年我要随系一锅端下乡,由革委会成员段启贤同志帮忙开了一张武汉大学革命委员会的证明,证明我要长期下农村,当务之急是要在武汉医学院搞间房子。肖静宁把武汉大学的证明请武医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头头批了一下,实际上是让自己想办法,住了再说。501楼原是单身集体宿舍,两人一间,另外那个好心的同事互相调配一下搬出去了,就算是占到一间16平方米的房间,母子三人得以安顿下来。两层楼的501宿舍后来就完全成了家属筒子楼,走廊拥挤不堪,还是木地板的,一家一个蜂窝煤炉子就放在门外,很不安全。大家自动组织起来,每天都有一家的大人抱着孩子、举着牌子挨家挨户叫唤:“查火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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