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大众传媒社会常常以常识淹没洞识，但是要想挑拨民众的神经还就必须讲些反常识的话，精通此道的传媒人士前有麦克卢汉，后有弗里德曼，一个无视世界的广袤无垠偏说它正在成为村落，一个无视地球明明是圆的偏说它是扁平的。

对于任何成功的概念包装来说，“万幸中的不幸”在于，喻体一旦过于绚烂总会喧宾夺主，诱导受众忽视作者的真实所指。比如麦克卢汉的“地球村”，人们就总是望文生义认为这是在感叹发达的传媒使世界变小，殊不知麦克卢汉的真实用意是说，在电子媒介的作用下人们的交往方式从非直接的文字交往重新回到原始部族的面对面沟通，由此进一步引申，我们才会明瞭为什么在电视民主时代，各种摇唇鼓舌的民意煽动者（demogogue）、卡里斯玛（charisma）以及意见领袖们会粉墨登场成为政治剧场的主角。

2005年5月，《纽约时报》的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出版“The World is Flat”一书，虽然直译应为“世界是扁平的”，但正如台湾的一些媒介人士所言，中文语境里“地球是扁平的”会更加符合弗里德曼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本性。相比学者出身的麦克卢汉，三次普利策奖得主弗里德曼应当不必担心被误读的命运，因为本书的基本观点就像书名一样一目了然：席卷全球的政治、经济、科技革命正在迅速碾平那个曾经壁垒森严、分而治之的地球，当游戏的界面被拉成平面，所有的人——哪怕是过去与权力和财富无缘的人——就都获得了“公平竞争的环境”，只要他们够特殊、够专业、肯深耕或者会调适就一定能取得成功。

尽管副标题是“21世纪简史”，但弗里德曼并不是作为一个未来学家在预告即将到来的前景，因为弗里德曼想说的不是“地球将是扁平的”而是“地球就是扁平的”——这是一个已然发生的事实。弗里德曼这样列举碾平地球的十大推土机：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以及PC的出现、网景浏览器的问世、工作流程软件、开放源代码软件、外包、离岸业务、沃尔玛式“供应链”、内包、网络信息搜索以及轻科技“类固醇”。这是一个让IT人士和商业精英举双手双脚赞成的论断，对于这些已经或者企图在经济全球化中分一杯羹的人来说，弗里德曼的观点可谓深得我心，因为它站在历史必然性的高度间接论证了财富的获取正义，借用任志强的名言：“如果我的收入合法，你凭什么仇富？”

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把那些热衷参加瑞士“世界经济论坛”的“达沃斯男女”形容成“全球化的超种族者”，这些人“毫无国家忠诚感，把国界视为障碍而且欢天喜于这个障碍正在消失”。如果说右派人士反对全球化是出于对国家、民族和传统的念念不忘，那么左派人士反对全球化则是基于对弱势群体和经济平等的孜孜以求，对于这些以“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资本统治世界”为己任的人来说，弗里德曼美国式的乐观自大不但让人厌恶，而且充斥着各种文化误读、历史贫困以及智力衰竭的混乱表现。

在批评弗里德曼的各种声音中，值得一听的是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的观点。在他看来，弗里德曼看似惊悚的论断其实了无新意，因为早在150年前马克思就已经在《共产党宣言》里预言了地球是扁平的，并且，虽然通常认为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在根本上敌对的两套观点，但事实上他们的思想风格相当一致，因为他们同为技术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的信奉者，都相信全球化的进程将会把战争、极权和贫穷抛在一边，让人类克服以往的分裂状态并最终携手走向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故乡”。

格雷认为弗里德曼一方面分享了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方面又无视马克思主义的洞见：马克思认为无拘束的市场具有无政府和摧毁性的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必将摧毁整个工业体系、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制度，这几乎不可能预期会是一个和平的过程，事实上它一定伴随着根本的冲突和社会暴乱。20世纪的历史业已证明，全球资本主义的表面胜利是以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野蛮的新殖民主义冲突为代价的。那么新自由主义者凭什么相信在21世纪事情会有所不同？格雷认为答案部分在于全球化概念的模糊性上：一个是相信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迅猛且持久的技术革新时代，这种技术革新将使我们比以往更为广泛和快捷地把全球事件和活动连接在一起；一个是相信这个过程正在导致一个单一的全球经济体系乃至文化政治体系。格雷认为前者是一个经验命题而且很可能是真的，而后者则是一个无根无据的意识形态判断。

弗里德曼有一个著名的预防冲突理论，早年的版本叫做“金色拱门”理论，最新的版本称作“戴尔理论”，其中心思想是只要置身于全球一体化的麦当劳销售网络或者戴尔电脑供应链，永久和平的梦想就一定会实现——这仍旧是一个古老理论的现代翻版，康德早在200多年前就提出了民主国家不会自己人打自己人的永久和平理论。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过多纠缠“辩友”观点的了无新意不仅没有多大意思而且必定会自我挫败，如果“地球是扁平的”属于拾人牙慧，那么格雷的“地球仍旧是圆的”就更加老生常谈。不过有一点格雷可能说对了，那就是民族主义不但没有被全球化抛出历史车道，反而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美国，民族主义正在扮演全球化刹车闸的角色，而在快速工业化的亚洲，民族主义则是全球化驱动力之一。历史总是以吊诡的方式嘲弄人类的渺小智慧。

（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