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50年代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失误的理论根源的探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49 次 更新时间:2003-12-29 00:5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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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监复 (进入专栏)  

  

  对50年代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失误,已有多种权威论述。现试从这种失误的理论根源方面提供一点粗浅认识,供有识者分析讨论。

  

   一、不是时候的跳跃——共产主义的实验

  

  早在1853年4月12日,即在1953年中国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建国之日即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的100年之前,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给约·魏德迈的信中,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将来可能面临的历史形势与“左”的选择作过极为深刻的精彩预言:“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我看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

  不幸而言中。苏联20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和3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国50年代的高级社、人民公社运动,正是这种被恩格斯称为“实行跳跃”的“共产主义的实验”。由于“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脱离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实际需求与可能,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因而出现了失误,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值得重视和总结教训的是,恩格斯还指出:“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实际上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对于50年代中国农村、中国经济该不该跳跃甚至大跳跃或大跃进,是不是“我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呢?夺取政权以后,需不需要发展新民主义经济、允不允许保留个体经济、富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是“我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呢?是的,毛泽东早有过很清楚的明确回答。

  

  二、40年代毛泽东提出建立新民主义的经济,反对民粹派——农业社会主义,反对左翼空谈主义

  

  在新中国成立前,党中央、毛泽东对夺取政权后的农村经济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有一些很清醒很正确的判断,正象恩格斯140多年前所指出的“我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

  在1940年1月毛泽东论述新民主主义时,明确指出:“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这就是‘平均地权’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正确的口号,就是‘耕者有其田’。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样的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集中表现。”

  在1945年3月21日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恩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在报告里也说明了有三种经济成分。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也存在了几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未得,富农存在得更久一些。”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强调:“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体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巳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在中国共产党七大正式通过的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为什么把目前时代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对象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而是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这个革命的措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这个革命的结果,将使工人阶级有可能聚集力量因而引导中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使资本主义获得适当的发展。‘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从而造成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可能性。因此,‘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主张,并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主张,是一切革命的主张,并不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所不同的,在中国条件下,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把这项主张看得特别认真,不但口讲,而且实做。”而且具体指出:“土地制度获得改革,甚至仅获得初步的改革,例如减租减息之后,农民的生产兴趣就增加了。然后帮助农民在自愿原则下,逐渐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及其他合作社之中,生产力就会发展起来。这种农业生产合作社,现时还只能是建立在农民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的互助的劳动组织,例如变工队、互助组、换工班之类,但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量的增加,已属惊人。这种制度,已在中国解放区大大发展起来,今后应当尽量推广。”

  对于这些毛泽东40年代提出的知道得很清楚的很正确的符合国情与经济规律的农村政策,为什么会在1949年取得全国胜利不久以后,连同“新民主主义”理论一同放弃,急于进行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试验的原因,值得从多方面深入探讨。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方法上的原因,就是我们陷入了毛泽东自己反对的“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思想意识上的原因,是过于迅速地取得了国内战争和国际战争(抗美援朝)很大胜利,使领导人产生骄傲、急躁情绪,“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 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理论根源,在40年代毛泽东提出上述一整套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方针、政策的同时,他接受了斯大林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阶级斗争、主要矛盾、解决方法的一整套“左”的错误理论,同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我独取‘阶级斗争’四个字”的斗争哲学相结合的另一套理论。因此,最后在50年代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这两种理论、政策必然发生矛盾、冲突,出现了贯彻执行他自己提出党的七大正式认定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的同志反而受批判,成为“小脚女人”,“右倾”和“富农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代表。结果,整个农村政策只能是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三、毛泽东在30年代接受了苏联“必须以阶级斗争消灭富农”的理论

  

  在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和中国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都考虑过必须有一个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能立即向共产主义过渡,苏联提出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因此,都提出过适应农民要求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与土地法,列宁和毛泽东都曾认为,发展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比对资产阶级更为有利。

  但是,如果对时代、社会发展阶段作出错误判断,认为夺取政权以后,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就需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放弃新民主主义理论与相应的政策;必须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就要消灭资产阶级和每日每时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层中的小所有者”——富农。两种理论可以引伸出两种政策:家庭农场(包产到户、单干)还是农业集体化(合作化、社会化),也被认为是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政治斗争。

  对50年代延续到80年代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左”的思想,一般认为是1957年以后才出现,也有人认为是1953—1955年反对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的“小脚女人”,搞高级社时就出现的。实际上,这种“左”的理论早在20年代已在苏联,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思想中和理论家的著作中,认定执政后要农业集体化改造农民阶级,消灭富农阶级和小农,消灭个体经济制度。

  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泽东在读苏联《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的批注中明确地写道:“苏联过渡期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断发生的基础是富农的存在。其他一切矛盾,都受这个主要矛盾所规定。只是由于工业化及农业社会化,才能将此主要矛盾解决,但有用内部力量解决此矛盾之可能。”

  毛泽东在批注中还用横线、浪线、圈点着重标出西法可夫、爱森堡合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中的一些观点,是值得重视的。包括“过渡期之根本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使这个矛盾不断地再生产的根柢,是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和分散的小布尔乔亚农业之间的矛盾,是主要阶级的普罗列达里亚和农民层之间的矛盾——这农民层普罗列达里亚和资本主义要素之间的对立(不能相容的矛盾),是怎样产生并怎样成长的。”而且,毛泽东极为重视该书的主要矛盾与内部矛盾的观点,特别标出“过渡的制度之全部发展中的其他一切矛盾,就受以上的主要矛盾所规定的;但是,由于现今苏联的工业化、基于全境集体农场化而对富农阶级的清算,以及国营农场建设的成长,这个主要矛盾正在被解决之中。” 毛泽东还对书上“内部矛盾,不但使社会现象发展,而且使客观现实的一切现象发展”一段话,引伸为“一切客观过程都由内部矛盾而发展” 。“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中日民族矛盾要联合资产阶级的统一路线去解决,1927年后的国内矛盾,都只用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苏联无产阶级与农民的矛盾,则用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去解决。社会与自然间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去解决。过程的矛盾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还提出“列宁主义就是研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各种具体形式的科学。”

  可见,毛泽东在读苏联《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时,已从哲学上、理论上接受了斯大林的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农业集体化的理论与策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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