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民主如何正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99 次 更新时间:2009-04-10 15: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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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 (进入专栏)  

  

  自由是现代政治理所当然的第一步。自由的目的是解放个人,使个人免于政府的强制干涉和迫害,这一成就具体落实为界定个人自由的个人权利。民主则是现代政治得陇望蜀的第二步。人们不仅希望能够免于强制,进而还希望能够当家作主,人民不仅想要权利,而且还想要主权,不仅拒绝当奴隶,而且想成为统治者,这事想大了。虽然现代人喜欢把自由和民主一起颂扬,其实两者的境界相差甚远。尽管自由尚未完善,但即使是不完善的自由,也比民主更具政治正当性。事实上,单就民主本身而言,根本就没有正当性。假如人多等于道义所在,那么有理就等于声高。自由意在保护个人,民主则试图支配他人。凡是试图支配他人命运的事情,其政治正当性就总有严重疑问。就像专制是对他人的支配,民主也是对他人的支配,以人多去支配他人,正如以强力去支配他人一样无理。从德性上说,以多为胜甚至不如恃强凌弱体面,多不算本事。柏拉图以来许多最重要的思想家都质疑民主,他们有可能什么地方想错了,但决非无理,他们对民主的怀疑至少比今天世上流行的对民主的盲目和过度颂扬更为深刻。不过,这里需要思考的是,尽管民主漏洞百出,从来无法自圆其说,尤其非常容易威胁到公正、自由、和谐、秩序、卓越美德等等这些对于人类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价值,可是在现代社会里,民主却作为时代最强音而胜出,比以上各种最重要的价值都更为耀眼,这是个问题。

  

  民主往往被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核心价值,这是错的。民主不是一种价值,而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或者一种公共选择策略,总之是一种技术性手段。一种政治好不好,要取决于这种政治是否惠及所有人,是否能够促进有利于所有人的普遍价值。这一要求对于民主政治来说显然过高,因为民主在理论上注定有利于多数人而非所有人,而在实践上往往只不过有利于多数人的政治代表们而非多数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民主都没有价值优势。如果民主有什么优点,民主的优点也与道义无关。如果民主显得好像有些道义优势,完全是与专制对比而被衬托出来的。柏拉图等希腊哲学家早就发现,民主确比暴政(坏的专制)好一些,但这没有证明民主是好的。群众总是按照利益去思考,他们在算计自己的利益上大致不差,但让群众为国家做主则是危险的,因为思考国家利益需要更大的眼界。柏拉图相信,具有卓越美德的人才能够按照原则去思考,才能够按照政治美德(正义)去发展各种美德和好生活。从现代观点来看,专制无法在制度上克服政治偶然性,无法保证不出现暴政和奴役,圣君可遇不可求,因此,专制肯定不是好的选择(海耶克、波普尔、柏林都论证了这一点),而民主虽无美德光辉,但据说能够杜绝最坏的政治状况,因此民主被认为是“最不坏的”制度。可是,除非能够证明每一种现实可求的政治制度都非常坏,这样才能够使民主以“最不坏”制度获得相对道义优势,但要证明这一点恐怕无望。

  

  民主的致命问题是,民主与专制一样伤害某些人的利益,而且同样没有正当理由。要证明多数人伤害少数人好过少数人伤害多数人,恐怕太难。而且,关于专制总是迫害多数人的故事其实也不太真实。在正常情况下,专制采取的也是维护多数人利益而迫害少数人的政治策略,因为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多人民的支持而巩固统治。只有不可理喻的暴君才会昏到搞成众叛亲离,或者只在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专制政府才会狗急跳墙与多数人为敌。按照理性人假定和博弈规律,无论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明智的统治策略都是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因为触犯众怒是很冒险的,而暴政是最失败的政治策略,除非失心疯了,没有人会采取如此差的策略。因此,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民主还是专制政府都更可能选择损害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当然,关键问题不在于专制和民主何者伤害的人数更多,而在于伤害是否具有正当理由,而专制以权力去害人与民主以票数去害人都同样缺乏道义理由,这才是问题所在。

  

  如果一种政治制度偏离了对所有人同样有利的普遍价值,就不是一种好制度。何种行为是否体现了普遍价值,或者,何种价值是否是一种普遍价值,有一个或许最好的检验原则:普遍模仿原则。它意味着:(1)当一个行为策略s被普遍模仿,s就被推广为任何个体之间的对称相互关系,无人能够独自幸免于难,也无人能够独享其成,既没有人能够排斥他人同时受益,也没有人会单方面受害;于是(2)如果s由于被普遍模仿而导致玩火自焚自取其祸,导致每个人利益受损,s就显然是坏的,而如果s被普遍模仿而使每个人获得利益改进,则显然是好的。其中道理是,只要一种行为被普遍模仿,就形成波及所有人的游戏,人们只能同命运,所以这一游戏之善恶立判。显然,有许多事情经不起普遍模仿的考验(比如战争、侵犯和欺骗等),那些经得起普遍模仿考验的事情就必定体现了每个人能够共享的普遍价值,而那些通得过普遍模仿检验的普遍价值就将被视为任何一种制度必须加以参照的正当性指标。根据如此标准,可以发现公正、自由、和谐,诸如此类,确是普遍价值,因此可用为制度的评价标准。

  

  根据以上标准,民主显然是不正当的。专制以强凌弱,民主以众暴寡,同样都违背公正。民主的逻辑是多数人的偏好高于正义或天理,这是对少数人的歧视和对真理的蔑视。专制和民主还同样都抑制了部分人的自由。关于民主优越性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流行论证认为,民主国家的人民享有更多的自由。这一阴险的论证暗中非法占用了不属于民主的证据。民主国家比较自由的真实原因与民主几乎无关,保证自由的是法治而不是民主。民主的本性是反对个人自由的,正如伯林论证的,民主此类过于“积极的”行为往往假自由之名去反对自由。对于一个成功的制度,法治比起民主重要得多,而法治的原理是公正。自由可以是民主的一个条件,但民主却不是自由的条件,两者关系不能颠倒。至于社会和谐,就更与民主无关,也超出民主所能,民主不能减少社会冲突,不能增大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相关性。专制和民主都是权力游戏,而权力游戏的逻辑直接就把人们划分为赢家和输家,这必定有损共同幸福。如何使一个社会冲突最小化并且合作最大化,这是比民主更重要也更深刻的和谐问题。总之,无论民主还是专制都同样严重偏离公正、自由、和谐等普遍价值。现代人为了支持民主而给民主想象了太多好处,比如达尔给民主优势开列的清单 ,其中大多不太靠谱,有些甚至毫不相干。

  

  既然民主并不高尚,民主的优势与道义无关,那么,民主的优势到底在哪里?这是关键问题。民主真正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具有技术优势的政治策略。从目前已有的政治制度来看,任何制度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巨大麻烦:既然总有人利益受损,那么如何对付利益受损人们的不满和反抗?一般地说,利益受损人们的政治反抗策略主要有:革命、反叛、分裂和消极抵抗。对于专制制度来说,这四种危险都存在,这是专制的技术劣势。即使专制政府能够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去镇压反叛,也仍然相当危险。对于民主制度来说(如果是合格的民主制度而非伪装的民主制度),革命和反叛的危险几乎不存在。这是因为,在民主制度下,各种利益集团通过选举而获得胜利或者获得部分权力的机会和策略永远存在,至少还能通过舆论和宣传去争权夺利,于是,政治竞争显然优于革命和反叛的暴力冒险。因此,民主制度能够提供相对安全的政治,尽管政治不合作的危险仍然存在,特别是分裂和消极抵抗,但毕竟不是最危险的挑战。在这种技术意义上,民主优于专制。不过这一切都是在给定了法治和自由的条件下的比较,假如不存在法治条件,民主就很可能还不如专制。当法治缺席,民主非常容易变成比专制更可怕的暴民乱政。假如缺乏法治保护的个人自由,民主对个人的侵犯不见得弱于专制,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表面上看,民主和自由似乎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其实不然。民主和专制一样都是争夺统治权的权力政治,只是代表了不同利益集团,但都不代表人民。与民主不同,自由并不争夺统治权,而只是试图限制统治权,以划清权力界限去限制政府的权力范围而给个人留出不可侵犯的空间。因此,自由才真正代表了人民利益,民主只是假装代表人民利益,实际上代表的是群众领袖的利益。民主与其说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方式,还不如说是解决公共选择问题的一种政治技术,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

  

  民主的技术性优势特别表现为能够以可量化评估的方式去表达政治正当性。在民主之前,民心向背没有清楚的统计依据,人们以直观方式估计的“民心所向”虽然大致不假,但不是严格证据,难免有争议,于是,政治正当性是可质疑的。正当性的质疑是严重的政治危险,它正是革命和叛乱的理由。避免质疑的最好办法就是民主,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就是让人民为自己的选择承担政治责任和政治风险,即使是错误和愚蠢的选择,也仍然是政治正当的,人民只能自己承担责任。民主本身虽然缺乏政治正当性,但却可以使公共选择具有程序合法性,从而使政治质疑失去理由(因为政治选择是人民自选的),因此民主能够成功回避对政治正当性的深度追问。民主把政治问题肤浅化,这个学术缺点却正是民主政治的成功之处。既然民主创造了一个肤浅的政治循环解释,即人民自己决定如何统治自己,这就解构或回避了各种令人心惊胆战的政治问题。政治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存在完美解,任何政治原则和制度都经受不起严酷和深刻的思想质问,人们总能够发现问题仍然没有被真正解决,这种不满可以导致胡思乱想和不信任。民主所蕴含的政治循环解释却戏剧性地中止了政治质问:谁应该是统治者?当然是人民,那么谁又是被统治者?还是人民。人民自己决定如何统治自己,这一自相关意味着人民的选择同时就是选择的合理标准,于是,人民的任何愚蠢选择都不过是咎由自取,所有政治问题都似乎无从质疑了。尽管民主没有能够证明任何一种政治正当性,甚至不能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却使政治正当性问题在循环解释中消于无形。这一点很是奇妙,民主通过取消政治正当性问题而使自身成为唯一似乎政治正当的——当然这不是真的正当,而是使正当性问题失去了讨论的基础,从而掩盖各种政治问题,比如说,一种政治是否正义?是否真正使人民获益?是否增进人们的幸福?是否促进了社会信任?是否保护和发展了美德?如此等等。

  

  民主创造的“统治者同时也是被统治者”或者所谓“人民自主统治自己”的政治故事到底有多少真实性,这要取决于民主故事中的人物角色成分,不同成分组合的人物阵容将决定民主故事的真实性在“大致为真”和“完全骗局”之间波动。如果一个社会中人民的成分差异越小(包括文化、语言、宗教、民族、经济水平等等),或者说,如果人民的相似性和齐一性越高,那么民主故事的真实性就比较高,反之,民主故事的欺骗性就很高。只有人民有着大体一致的想法和利益,民主才能够比较真实地代表人民的利益;如果各怀异心、利益相背,民主就是骗局。高度相似的民意保证了可靠的民主,而不是民主创造了一致的民意。民主所以在发达社会比较成功,部分是因为发达社会生产了越来越相似的大众,还有比较接近的经济水平,同样,民主所以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比较成功,也是因为人民有高度相似的民族性和宗教。人民的相似性才是民主制度比较成功的真实原因。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民主在社会差异很大的国家就比较失败。

  

  现代社会以批量生产和标准化生产为特征。大众也是批量生产和标准化生产的产品,他们有着通用心灵。希腊发明了民主,但希腊社会的主体部分是思想活跃具有创造性的“公众”,完全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心灵具有复制性的“大众”,虽都是众人,但心智性质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民主也随之变质。大众教育、大众传播以及大众生活方式不仅生产了大众,而且生产了“大众知识”。大众与其说统一于大众利益还不如说统一于大众知识,因为大众利益虽然相似却互相冲突,所以大众利益是个很不可靠的概念,而大众知识则有高度一致性,人们按照习得的大众知识千人一面地解释各种事物,异口同声地支持民主、平等、人权等不甚了了的观念却同时被这些冠冕堂皇的观念所出卖。所以说,民主并不代表大众利益而是代表了大众知识,不是人民在夺权,而是大众知识在夺权。

  

  大众教育和大众传播已经使现代民主势不可挡,而互联网的大众写作则有可能使民主走向最后凯旋。现代社会里,知识和信息的广泛传播在相当程度上缩小了精英和大众在见识上的差距,无论精英还是大众的观点都无非来自通用和共享的知识库。通用知识一方面增进了群众的见识水平,另一方面却降低了所谓精英的思想水平(其实是自私愚蠢的伪精英),而那些确实见识更高的思想已经无力反对膨胀的大众知识和大众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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