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城邦里的哲学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2 次 更新时间:2009-04-10 12: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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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 (进入专栏)  

  

  站在雅典卫城山门前,最好的景致在西向:近似无限透明蓝色的天空之下是蔚蓝的爱琴海,海与天的交汇处是8公里外的比雷埃夫斯港。与这派澄静景象截然不同的,是脚下山石嶙峋的战神山——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高约113米的多岩石的小山包。

  《理想国》里,苏格拉底正是在比雷埃夫斯港参加完神圣的女神献祭后,匆匆往城里赶,当时的他一定没有想到会在这个鄙陋的战神山上接受公民大会的审判,并在山中央的小山洞里度过死刑前的漫长时光。

  一眼看尽苏格拉底的人生是一种震撼,走近那个传说中拘禁苏格拉底的山洞,则是另一种震撼。

  其实在奔赴希腊之前,我对于伟大的苏格拉底死前的生存境遇早有心理准备,毕竟在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中,以照片式的成像风格向我们描绘了苏格拉底最后时刻的场景。但是亲眼见到那个铭刻在哲学史上的山洞居然如此逼仄,仍然让人惊愕。我突然意识到,画家将这个无法直身的囚室描绘的宽敞明亮,也许是在表达自己的信念: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苏格拉底的囚室也应该是充满理性和光辉的。

  在柏拉图的《 斐多篇》中,你可以看到苏格拉底如何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由于与朋友探讨真理、善恶以及灵魂不朽的问题太过投入,苏格拉底从黎明一直聊到深夜。时间到了,他一口气喝完杯中的毒药后,身边的朋友们忍不住开始掩面而泣。苏格拉底劝解道:“说真的,我的朋友们,这是在干什么!我为什么要把那个女人送走,怕的就是这种骚扰。有人说一个人临终时应当保持心灵的平和。勇敢些,安静下来。”

  公元前399年的这个晚上也许对于苏格拉底是坦然的,但对雅典人民却何其不幸。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威尔•杜兰说从这一刻起,雅典人的躯体和灵魂都开始衰竭。

  而对于柏拉图来说,遇见苏格拉底则让他放弃了诗歌,苏格拉底的死则使他成为雅典民主制的坚定批评者。在《理想国》列举的5种政治体制中,民主制被柏拉图放在倒数第二个,仅比暴君统治稍强一些。有人认为民主制与哲学是雅典人留给后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两个成就,但这个城邦最伟大的哲学家却决定与民主制分手,不知道这是一种讽刺还是一种遗憾?

  

  城邦里的闲暇时光

  

  在十九世纪新古典主义风格的雅典艺术学院门口,矗立着两尊雕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两个名字是雅典城邦贡献给世人的仅有的两个哲学家,却让此前与此后的同行们都黯然失色。

  雕像的造型十分符合人们的常识:苏格拉底右手托腮,柏拉图低头作沉思状。“哲学家”留给人们的印象便是这样的,落落寡欢、阴沉着脸,整天用灰色的理论去解释活泼泼的生活,与屋檐上站立的高大健美的阿波罗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这只是世俗的偏见。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克勒,相貌英俊,高大威猛,因为参加科林斯地峡运动会的摔跤比赛,得了个绰号“柏拉图”,意思是“大块头”。想象他的形象,最适合的样本是刘德华饰演的“大只佬有大智慧”。苏格拉底容貌奇丑,这一点倒和多数哲人差不多,但他酒量极好,体力过人,一年四季身披同一件大氅,冰天雪地也只用赤足行走,而且天性开朗,性格外向,非常喜欢与人交往。

  埃及的祭司对伟大的梭伦说:“梭伦,梭伦,你们希腊人都是些孩子。”柏拉图说:“哲学起于惊讶”。古希腊人所说的“理论”其实是一种“热情的动人的沉思”。假如没有孩子般热情而动人的眼神,又怎么会从纷乱的世界和乏味的人生中发现惊奇、并进行哲学思考呢?

  在抵达雅典的第一天,我们在几个先行约定的采访之间折返的时候,就已经从车窗里数次瞥见从街道和楼宇边上露出来的廊柱和剧场一角。雅典老城区里,以卫城为中心,四下散落着大大小小的古市场、柱廊、竞技场以及剧场的遗址。

  待到真的站在一个市场的中心,环顾四周,遍地是东倒西歪的石柱和碎檐,其间有几条老而不衰的肥硕黄狗在透彻的阳光下,酣然大睡。虽然城墙不再,廊柱坍塌,仍可以从它们身上看到polis(城邦)的影子——那个黑格尔口中让现代人有“家园感”的地方。

  当年若不是固执地要维护法律的尊严,苏格拉底一定不会呆在漆黑的牢房里,就像他日常的生活习惯,清早起床后直接把夜里做被子的大氅抖落一下,然后披在身上出门。和风煦日的公共空间才是雅典人生活的重心所在。

  卫城和古市场是城邦生活的活动中心,前者是进行祭神的地方,后者是政治活动的场所。古希腊的各种城邦里面,或许只有科林斯的古市场最符合现代人对“市场”的想象:整天充斥着熙来攘往的生意人,现场交易,银货两讫。雅典的古市场可不是这样的,它更像是今天人们举行公共活动的“广场”,悠闲的雅典公民们来这里谈天、辩论、演说,听荷马史诗的朗诵,进行祭神仪式,看人们打官司。

  年轻的柏拉图想必就是这样遇上苏格拉底的。几乎在柏拉图的每个对话录里我们都能找到类似的场景:那些欢快的、热情的年轻人在雅典的各个角落里拉住苏拉底的袖子,央求他一起讨论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义,知识的本性是什么,善与恶的标准在哪里。

  那时候的哲学还没有被圈在学校里,也没有专业意义上的哲学家,“philosopher”指的是在阳光明媚的古市场上,或者友人的宴饮席上,出于最纯粹的热爱去追求智慧的人们。雅典人活力充沛,对生活中的所有的快乐都非常敏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永远都准备好讨论不管是多么抽象多么深奥的问题。

  有一个专门的字眼——“agorazonta”,用来形容雅典人走路的样子,大致是这样的:双手背在背后,漫不经心地溜达,一会儿向东走两步,凑到人前去侃一阵,一会儿再朝西走两步,和另外几个人再辩论上两句。这种梦游式的走路方式常常酝酿着哲学沉思的胚芽。

  现代人很难想象这种悠闲的近乎奢侈的生活,我们过另外一种生活,基托称之为“舒适但没有闲暇”。这几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们享受着触觉的、口舌的、视觉的舒适,却终日在堵塞的道路上奔波,在工作职责和家庭责任的轮番轰炸下疲于奔命,即使有一点仅剩的时间也被压榨出来“投资未来”。

  而雅典人的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他们从不为装修烦恼,日常的饮食也非常简单:“大麦面,橄榄,一丁点儿葡萄酒,弄点鱼调调味,遇上重大节日才吃肉”,晚餐有时会有两道菜,“第一道麦片粥,第二道仍是麦片粥”。生活上的节制换来的是充分的闲暇,对雅典人来说,利用闲暇的时光去对话、辩论和演说,那才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所在。

  其实,何止是在闲暇时光,即使在生死攸关的时刻,雅典人也孜孜不倦于挚爱的智性生活。公元前450年前后,伯里克利率领一支希腊舰队在爱琴海上的一个岛屿附近抛下船锚,准备翌日清晨发起攻击。夜幕降临之时,伯里克利邀请他的副手们一同把酒畅谈,当一个年轻的侍从为他们斟酒的时候,伯里克利目睹少年俊美的面庞,有感而发,引用一个诗人的文字形容他的脸上闪烁着“紫光”。旁边那位年轻的将军不大同意:他从来认为那个形容颜色的词选得不合适,他更喜欢另一个诗人把年轻的脸庞形容成玫瑰般的颜色。伯里克利反对他的看法,谈话就这么进行下去,每个人都援引一句适当的话来应答对方,仿佛战争的阴影从不存在。

  虽然学校教育是今天人人必然接受的培育方式,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学校(school)一词源出于古希腊的“闲暇”(skholee),本义是“度过闲暇的地方”。将大学视为“由你玩到死”的年轻人切莫高兴得太早,此闲暇不是彼闲暇,那是一种丰沛高远的精神生活,而不是仅有发呆和白日梦的自由和放纵。

  就像今日金晃晃的名校MBA桂冠之下常常徒有“没有灵魂的卓越”,当你草草翻看描述古希腊生活的书籍中,看到满篇的“闲暇”字眼,也不要据此断言古希腊人只是一些游手好闲、整天只顾耍嘴皮子的混混。

  事实上,雅典公民很忙的。他们在一生中经常要扮演许多不同的职业角色,而且跨度相当大:苏格拉底不仅是一个哲学家,还是一个重装士兵,担任过五百人议事会的成员,甚至有一次还被抽签选作雅典议事会的主席。几乎所有的雅典人都是这样的全能型选手,伯里克利曾经骄傲地说:“每一个雅典人都具备适应许多种不同的工作的能力,而且能够做到多才多艺、优美典雅。”

  这是雅典人特有的一种生活态度,总是以一种均衡的眼光去看待生活,并努力让生命的力量在更广阔空间中得到卓越的展现。

  

  无知者最聪明

  

  我们花了2个小时、转了两趟车才到达旅游指南上所说的“此生不去遗憾终身”的马塔拉,这是一个偏居于克里特岛南部海岸的小乡镇,只有一条街道,被阳光照得惨白的路面让人想起美国经典的西部片《正午》,幸好有大海的蓝色让玛塔拉的形象变得柔和起来。临去克里特岛前,活泼的外交部秘书弗里尼小姐听说我们要去玛塔拉,眼神里就流露出向往来,她告诉我们这里在上世纪60/70年代是嬉皮士集中的大本营,几乎所有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不满的人都会来这里。

  海风很大,我们坐在小饭馆往海滩伸出去的二楼阳台上里,面朝大海的方向拉着一片巨大的厚厚的塑料布用来挡风,视线有些模糊,但是凛冽的海风和汹涌的波涛仍旧令人心生敬畏。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人扬帆出海前往德洛斯拜祭阿波罗神之时,怀抱着的又是怎样的敬畏?

  在古希腊,每年的5、6月份是雅典的德利阿节,法律规定在前往德洛斯的朝圣团返航之前不得处死犯人。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在船出发的第二天进行的,他因此多了30天的时间可以和朋友们继续讨论哲学,这也许可算是阿波罗对他终身遵从神喻的一点回报。

  柏拉图在《申辩篇》里记述说,苏格拉底有一个叫作凯勒丰的老朋友,整天跟在他的后面跑东跑西,深信苏格拉底就是雅典最聪明的人。虽然已经骨瘦如柴,行动迟缓,可是凯勒丰居然不辞辛苦去了150公里外的德尔斐,他向阿波罗神请示:“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阿波罗通过女祭司之口回答:没有。

  这话传到苏格拉底耳里,让他非常困惑,他认为自己是毫无智慧可言的。为了弄清楚神谕的真实用意,苏格拉底开始逐一拜访政治家、诗人还有工匠,用他的辩证法去和他们交谈,结果发现神没有在和他开玩笑,那些聪明人其实根本就不聪明,只是一些“不知其无知”的虚妄之人。神谕之所以说苏格拉底最聪明,恰恰因为尽管他同样也一无所知,却从不佯装知道什么东西。

  无知者最聪明?!苏格拉底的结论当然不是在主张一种反智主义。他真正想要告诫雅典公民的是,有一门技艺是需要专门修习的,那就是“如何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完善”。我们万万不能因为掌握了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就自以为是,遗忘了最为重要的事情:关照我们的灵魂。

  我们的灵魂到底如何去关照?在公车站的小咖啡馆里等待去德尔菲神庙的公车的那三个小时里,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咖啡馆的门前一溜的小桌子,椅子背墙,面向街道,我们像在这里生活了30年的希腊人一样坐着,一杯迷你、香甜且多渣的希腊咖啡,一根烟,阳光没有遮拦地晒在身上。咖啡馆老板煞有介事地告诉我们,喝完希腊咖啡后杯底剩下的咖啡渣可不能浪费,因为从咖啡渣的形状中能够看出你的命运。

  如今的德尔菲神庙只剩下残垣断壁,却依旧和当年一样是“世界的中心”。一茬茬的孩子在这里接受“爱智”主义的教育,老师的讲解看来十分动人,只不知这班天真烂漫、不谙世情的孩子能否真正读懂德尔菲神庙上的那两句看着简单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凡事勿过度”。

  这两句箴言不仅是古希腊精神的核心所在,也是苏格拉底哲学的原初冲动。如果说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们是在“认识自然”,那么苏格拉底就只关心“人自己”,因为即使完全了解了自然的法则,也仍然与“善的生活”毫无关系。在苏格拉底看来,一个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

  苏格拉底的母亲是助产婆,他声称继承了母亲的技术,不同的是,他的接生对象是男人不是女人,是灵魂不是肉体。苏格拉底相信每一个人都身怀真理而不自知,灵魂的助产术也叫作辩证法,就是通过不断的反讥、归纳、诱导和定义,最终让真理降生。生产的过程总是痛苦的,何况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所以雅典的男性公民大多不喜欢苏格拉底,特别是那些有头有脸的人。

  这是一种面向“更高的生存”的智性态度。可是困难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关照自己的灵魂呢?如果所有人都对什么是至善的生活一无所知,那岂不是陷入到一个不可知论的困局中?美诺就是这样反驳苏格拉底的:“苏格拉底呀,你怎么能够研究你一无所知的东西呢?你连它是什么都不知道,又怎么知道如何寻找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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