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超级女声与2.0时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42 次 更新时间:2009-04-10 11: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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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 (进入专栏)  

  

  2005年的大众文化注定要被烙上“超级女声”这个无法抹去的胎记,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2005年最有分量的娱乐“事件”乃至文化“事件”。

  “事件”(event),按照汉娜•阿伦特的解释,在英文语境中的含义特指“切断日常生活过程及程序的事故”。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里,人们每天都在电视和网络里目睹各种“事件”的发生,它们或者发生在纽约,或者发生在耶路撒冷,或者发生在车臣,但是这些所谓的“事件”通常只提供人们的日常谈资,却不真正切断他们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太多“不在场”的重叠事件一方面加剧了现代人的焦虑感,另一方面又在不断消解现代人的真实感。生活总是要继续。就像波兹曼所说,“不管有的新闻看上去有多严重,它后面紧跟着播放的一系列广告就会瞬间消解它的重要性,甚至让它显得稀松平常。”1中国老电影中打更人不断招呼的“太平无事”正是庸常生活中的人最需要时刻提醒的——哪怕是在午夜梦回时分。

  只有少数一些事件,它从第三人称的客观陈述脱离出来,转变成为第一人称的主观叙事,并真正切断人们日常生活的过程及程序,标示出此前及其后的巨大反差。对于2005年的许多中国老百姓来说,“超级女声”正是这样一个让每个人都“现实在场”的事件,不管你是电视机前的观众,狂热的手机短信支持者,还是百度贴吧上热诚拍砖的网虫,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深度参与”到这个事件之中。

  都说历史要站在远处才能看清,可是站在“鸡”“犬”之声相闻的2005年岁末,回头检视这绵延了大半年的超女事件仍旧让我有雾里看花、力不从心的感觉。当一颗口香糖被千万人嚼过之后,我无法想象自己还能从中咂吧出什么味道。事实上关于超女本身我确信自己说不出更多新鲜的东西,所以一个取巧的方式是不再把注意力放在口香糖上,而是观察嚼口香糖的人群到底是怎样喜上眉梢又是怎样怒上心头的,以及,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向彼此陈述各自的味觉和口感的。用理论的话说,就是放弃在一阶层面上去梳理“发生学”意义上的超女,而是立足二阶层面去探讨超女事件所由以产生和发酵的各种“会话工具”及“媒介特征”。按照波兹曼的观点,“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2超级女声是电视、网络和手机三种媒介形式的首次成功合作,与此同时这三种媒介的独特属性也交叉决定了“超女事件”在传播中的品质与限度。我相信超级女声作为一个“切断日常生活过程及程序的”事件揭开了一个崭新的2.0时代的序幕。

  在上述论述宗旨的指引下,我将把问题集中在两个小论题上,其一是“过度阐释”,我将区分“政治娱乐化”和“娱乐政治化”这两个概念,指出超女事件仅仅代表“娱乐政治化”的趋势,而且这里的“政治”与作为制度设计的“民主”毫无干系。其二,我将探讨大众文化与“道德危机”之间的关联。在2005年的流行话题榜中,与超级女声同样名列前茅的还有“芙蓉姐姐”、韩剧《大长今》等等,在某些按惯性思维的文化批评者眼里,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些“一丘之貉”必须要对当前日益深刻的“道德危机”负共谋责任。我将指出这样的批评不仅过于简单粗暴,而且是对超级女声和《大长今》这类道德重建之“中坚力量”的最大不公。

    

  一、“三合一”的趋势和优势

  

  超级女声是一个现代媒体和后现代媒体成功合作的典范。现代媒体我指的是电视,后现代媒体我指的是网络和手机。显然,在超女这个案例中,现代媒体——电视依旧占据主导地位,它不仅提供了基本的节目平台,而且利用频密的广告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效益。对于经济增长点仍不明晰(上市除外)的网络来说,超女事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启示——作为“后起之秀”还不能立即抛弃“老大哥”,紧紧抱住电视媒体的大腿才有可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反之,超女事件对于电视媒体的启示同样巨大,收视率固然是广告的根本,但是网络上积攒的人气和口碑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力量。鉴于电视台的商业竞争日趋激烈,即使是举国瞩目的“5进3”和总决赛,各兄弟电视台仍旧对超级女声保持心照不宣的沉默,除了湖南卫视的《娱乐无极限》在不遗余力地推出新人报道赛事进程,其他电视台的各娱乐新闻丝毫不见任何超女的消息,如果没有平面媒体“不计功利”的戮力报道,特别是网友们在百度贴吧以及各大BBS中的遥相呼应,很难想象超级女声会有如此的影响力。在电视媒体已然彻底商业化的今天,我们不能指望经营者会拿出宝贵的黄金时段为他人做嫁衣裳,尽管各大门户网站同样被资本垄断并日渐呈现出“央视化”嘴脸,但网络仍旧为人们保留了些许“资源共享”和“言论自由”的纯朴理想。

  在超女事件中,除了电视与网络的合谋,还必须提及手机短信这个媒介形式,它不仅为主办方带来滚滚利润——每场比赛结束后的“清零”行动让人痛感主办方的心狠手辣,更主要的是它给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民主想象”。

  超级女声第一次高效组合了电视、网络和手机这三大媒介力量,这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趋势,这个“三合一”的成功案例不仅实现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为MBA教学提供了鲜活的情景案例,更为大众传播树立了媒介新秩序,决定了超女事件乃至未来大众文化的品质和限度。

    

  二、过度阐释的2.0时代

  

  让许多批评家们跌破眼镜的是,在超女总决选偃旗息鼓4个月后,超级女声的余波仍然以各种方式在中国的大街小巷继续“正在发生”:有关超女的各色评论书籍和影音产品在当当、卓越等各大网上书店持续热销;北京街头的站牌广告上铺天盖地都是李宇春“直帅”的一塌糊涂的广告,偶有涂鸦者为其画上“胡须”也能登上娱乐版的头条新闻;而保利剧院上演的《电影之歌》中张靓颖虽然只亮相10分钟,却为主办方挣得了将近十分之一的票房总收入,以至于有头脑清明的“凉粉”呼吁,切勿将一个艺术的殿堂演变成手举海豚牌、高呼“靓声靓影”的超女现场。

  迄今为止,超级女声已经为2005年的流行词典贡献了“海选”、“PK”、“玉米”、“凉粉”等流行指数极高的名词;围绕超女展开的争论据说至少可以被划分为四大派,“娱乐说”,“民主说”,“集体癫狂说”和“权力幻觉说”,或者干脆——“四说一体”说3;讨论的关键词则从“审丑意识”、“娱乐至死”、“跨性别主义”、“公民社会”到“超女民主”……不一而足。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被过度阐释和过度消费的话题。关于反对过度阐释的经典表述来自苏珊•桑塔格:

  “当今时代,阐释行为大体上是反动的和僵化的。像汽车和重工业的废气污染城市空气一样,艺术阐释的散发物业在毒害我们的感受力。就一种也已陷入以丧失活力和感觉里为代价的智力过度膨胀的古老困境中的文化而言,阐释是智力对艺术的报复。

  不惟如此。阐释还是智力对世界的报复。去阐释,就是去使世界贫瘠,使世界枯竭——为的是另建一个‘意义’的影子世界。……”4

  桑塔格的观点似乎并不能直接运用到我们将要探讨的超女主题。

  首先,桑塔格所反对的是对“艺术作品”的阐释,而“超级女声”代表的则是“大众文化”,恰恰是艺术作品的对立面——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差异:“多义性”和“开放性” 一般被认作典型的先锋派、知识分子的东西,它更倾向于巴尔特定义的“作者式文本”以及艾科定义的“开放式文本”,只符合小众的口味;而电视是大众媒体,应当被看成是“读者式文本”或“封闭式文本”,作为大众文化,浅白直露、一目了然是其主要特性,它的阐释空间天然就应该是狭窄和直观的。因此,反对对大众文化做过度阐释——似乎是一个子虚乌有、杞人忧天的命题。不过正如约翰•菲斯克所指出的,电视媒体虽然属于大众文化,但却兼具读者式文本和开放式文本的特点,应该被称作“生产者式的文本”,其特点是读者可以采用早已掌握的话语技能对文本进行分析,与此同时,它产生的不是单一的阅读主体,它允许人们以各种方式介入到文本之中,而不是成为文本被动的接受者乃至受害者。5

    其次,我们可以在桑塔格的主张中找到很强的“本质主义”气息:“批评的功能应该是显示它(指艺术作品)如何是这样,甚至是它本来就是这样,而不是显示它意味着什么。”6这个论调在后现代、解构主义符号学盛行的今天已经落伍,不是说它彻底错误,而是说它“不赶趟”了。在所有反对“反对过度阐释”的声音中,一个底气最足的意见是“何不过度阐释?”这看似耸人听闻的说法不仅隐藏着“作者已死”的深刻洞见,更有微观政治学上将错就错、借题发挥的聪明劲和流氓气,实在符合网络时代的“意见纷飞”的特点。但是在我看来一个事物的发生、发展总有其特定的脉络和纹理,即使多数“事实”是在大众媒介以及公众参与下“建构”起来的,也总可以分出“言之有物”和“荒腔走板”来——极端的本质主义固不可取,极端的解构主义同样不足为信。

  为什么会过度消费和阐释?逻辑上说,原因只可能有两个:第一,从事生产性工作的人太少;第二,从事消费性的人太多,或者说说话的人太多。

  第一个原因不用多说,众所周知这是一个创造力日渐匮乏的时代,我一向认为黑豹早年的那句歌词“简简单单思维,丰丰富富语言,佯装笑颜饥渴的眼”是对这个时代集体贫血症和焦虑症的最佳写照。

  第二个原因与第一个原因直接相关,创造力贫乏必然导致批判对象的供不应求,但是如果消费者和评论者同时在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增长,那就越发反衬出创造力的贫乏来。

  麦克卢汉有一句经典名言:“媒介即讯息”。借用最新的网络术语,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从web1.0到web2.0的时代。按照web2.0的鼓吹者美国人吉姆•昆尼(Jim Cuene)的说法,web2.0时代的互联网是向可读/可写的平台的进化,更像是一个应用程序而非我们所看到的传统网页,这无疑是“纯粹的新互联网”:“web 1.0 的模式是读, web 2.0则是写和贡献;web 1.0是静态的,web 2.0是动态的;web 1.0的内容创建者是网页编写者,web 2.0则是任何人都可以创建内容。”一个名叫Jude Wang的写手这样总结web 1.0体验和web 2.0体验的差异:“用户从内容的消费者变成了内容的创造者;用户从聚集在门户网站和BBS等公共空间,到分散至个体网络日志(Blog)的包产到户和全民织网。信息正在日益呈现离散的趋势,分散的‘信息岛’与曾经一统天下的门户网站也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

  有评论者认为昆尼夸大其词,因为BBS早在web1.0的时代就已经成为人民议事的广场,如今的博客不过是BBS和个人主页的继续和深化。我不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多作停留,对本文的主旨来说,重要的是以网络为载体的媒介正在全面改造人们生活方式。对于大众文化和传播学来说,从web1.0到web2.0意味着原本是少数人说话、多数人旁观,现在则是大家一起相互说话、彼此旁观或者没有人旁观。这种全民参与意识不仅体现在网络上,也体现在电视媒体的未来发展趋势上。事实上,我愿意借用web2.0这个表述来全面定义即将到来的时代为“2.0时代”——它不仅仅是一个web2.0时代,而且是一个娱乐2.0时代,电视2.0时代以及短信2.0时代。当电视、网络、手机短信以及未来更多的媒介形式组合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全民织网、全民娱乐、全民参与的2.0时代就不可避免的到来。7

  在这样一个时代,每个人都在说话,每个人都在表达自我,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功能和身份都需要自己去争取并获得。乐观者为此编排出一些非常美妙的名词赞美这个时代,比如“个性化”、“去中心化”等等。这些论点在超女口号“想唱就唱”以及其他一些广告词如“I WILL I CAN”、“JUST DO IT”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但是如果我们拨开话语迷雾,就会发现所谓的“个性化”也许隐含着这样一个可能的后果,即行动的形式本身和行动的内容及目的发生最根本的脱离:内容和目的都无关紧要,关键在于意愿和行动本身,因为行动就意味着个性、勇气和时尚。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这种转换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8如果说“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9那么网络同样如此。

  许多知识分子一度认为超女事件象征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公共领域的复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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