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太空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1 次 更新时间:2009-04-09 09:5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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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立场的正当性。当务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确立,即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日益发达,而文化却不断萎缩,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因此,今天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化新文化,而且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从而形成文化和经济均衡发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体化神话,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

  

  

  法国当代思想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将整个社会资本分成三个资本域,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1]就“经济资本”而言,每个国家都可以用GDP来量化。今天中国的经济资本日益雄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当时中国GDP总量大抵仅为日本的三十六分之一。然而2005年中国外汇储备第一次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一,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在未来十年中中国GDP总量将名列世界前茅。换言之,中国只用了30年时间就同日本成为了1比1的对手。难怪日本在东海油田和钓鱼岛等诸多问题上会跟我们不断摩擦,因为面对中国的崛起他们没有调整好心态,还不能接受一个庞大经济强国重振辉煌。但中国经济资本的强大提升是任何国家都挡不住的。在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化中,中国的和平崛起将对人类的发展有重要的平衡意义。

  然而,当代中国的“文化资本”却不容乐观,20世纪过分的崇洋使得的中国文化身份出现了辨认上的危机,文化象征资本严重滞后于经济资本的提升。“象征资本”建立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上,它是一个国家是否是强国形象的辨认标记。经济崛起而文化象征资本下滑,必然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经济雄强,所以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分裂论”、“中国崩溃论”频频出现;而由于缺乏文化对中国崛起合法性的重新界定和观念软着陆,缺乏用文化对这个大国崛起以后动向的清晰说明,而出现种种文化误读。为避免诸种情况之发生,应该下大力气抓文化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使经济崛起和文化创新的双翼共同提升中国新世纪强国形象,在新世纪强调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和平崛起与重铸辉煌具有立场的正当性。当务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确立,即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日益发达,而文化却不断萎缩,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让世界逐渐消除对抗中国崛起的敌对情绪,使得中国在和平崛起中,同其他强国一道引领世界未来的新文化走向。

  

  一 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时代的身份改写

  

  “文化身份”意味着某种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这种与它种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前提条件。

  文化身份是在与“他者”文化镜像中对比映照中形成文化差异性的某种认同。[2]一般而言,文化身份潜在地存在于国内外各种权力抗衡中,其性别、种族、阶级、年龄、语言、圈层、社群等因素使得身份构成形成斑驳陆离的色彩,意味着个体存在价值与其文化身份不可须臾剥离,相反总是受到整体社会和族群的深刻影响。在后殖民主义风靡之时,文化身份又与话语相关联。在赛义德的话语谱系中,身份成为一个重要范畴,如全球化中的“身份存在”、权力话语中的“身份认同”、后殖民的“身份体系”等。如今,人们热衷于谈论“身份危机”、“身份冲突”“身份认同”、“身份建构”、“身份重建”等话题,[3]表明身份立场在当今世界实际上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重大话题,同时说明全球化正在使人们逐渐失去身份认同的基本特征,人们急于形成自己的文化价值共同体,以避免遭遇身份危机的虚无主义话语。[4]可以说,身份危机表征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总体危机。

  从另一个角度看,获取自己的文化身份,已然成为第三世界争取自身合法性并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角色认同积极取向。文化身份不同于身份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个体的血缘家族辨识,而是群体、民族或国家人民和“他人”、“他群”、“他民族”、“他国人民”相区别,成为一个具有价值向心力文化共同体。在对自我身份阐释和对当今世界文化阐释的“双重焦虑”中,国人难以正确书写自我身份。同时,中国文化的“自我镜像”聚焦颇为模糊,如何清晰地看待自己,使自己获得正确的阐释角度、健康的阐释心理,以及对对象(西方)和自我(东方)的正确定位,才可能真正进入“确认身份”时期。

  大体上说,现代中国“确认身份”时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打破旧文化、旧观念和旧体系的时期,也可称之为“破旧形象”的时期。“五四”以降,中国学人一直在进行这种初级阶段的身份清理工作。这一工作的艰巨性在于,如何正确地认识真正的自我历史、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以及自我的未来。丧失这种真正认识自我的前提,旧文化的魂随时都将重新附在新文化的肌体上。

  二是重新定位和身份改写时期,即去除旧秩序、旧形象的前现代性,而使自己在身份改写过程中确定真正的现代中国形象。现代中国形象,当然不是那种长辫、纳妾、束胸、裹脚、抽大烟等西方传教士刚进入中国时所津津乐道的形象,而是中国文化身份重新书写的新形象和新品格。如果今天仍以那种文化歧视眼光看待当代中国,将是一种中国文化的身份误置或身份强加。现代中国形象已获得了自己的超越性价值立场、多元开放的文化眼光和宽容的文化精神,这为当代中国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是新文化身份确认时期,自我身份确认的重要目的是揭露西方文化霸权的实质,把握自己在后殖民时期与西方对话的权力,建立从冲突到对话,从差异到和谐,从敌对到伙伴的新型世界秩序,使自己从边缘化逐渐走向非边缘化,并重建自己已丧失的地位。[5]

  尽管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过去,但是在近代以来,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却遭遇到诸多危机。这些危机的可以表述为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已经不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这种从中心到边缘的历史,使中国文化精神遭遇到内在的撕裂:一方面,文化精神的承续,使中国文化仍然是世界上几大古代文明衰亡后的唯一幸存者;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话语权力中,中国文化被不断地边缘化。这种文化处境的尴尬,使中国文化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寻求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之路,并且使得文化论战成为整个民族命运的大会诊。[6]

  只有禀有了这种文化策略和文化的自我观照力,才可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结构中正确自我定位,使自己既不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附属品,也不成为中国威胁论的认同者,而是在新的多元文化圈中具有自己正当的文化身份。雅克•布罗斯说:“未来有赖于重要人物的正确决定。也就是说,有赖于中国要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以及欧洲、美国、日本和亚洲如何看待中国。”如果这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想象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输出将使世界重新正确认识中国,而非误读中国。中国的未来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富强,而且是生态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输出和文化对话,从而有可能为世界提供更为重要的文化参照系。这种和平而非冷战的生存,其质量有赖于彼此的理解和对差异的尊重。

  就个体而言,往往是从文化集体无意识中获得自己的身份记忆的。他在家庭、学校、社会中,逐渐形成自己具有民族烙印的感觉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审美方式、终极关怀方式,当其成长起来成为民族话语的担当者时,其民族身份则上升成为显意识而指导其行为。在民族文化共同体和参与社会物质精神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了统一的具有中华性的文化意识。这样,无论他在全球化时代到了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完全无法放弃自己的集体无意识和母语经验。就群体而言,文化身份包括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两个方面。从事思想创新和文化批判的人,大抵能从思想表达中透出该民族对世界进程的看法,其中必然包含着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可以说,据此而形成的伦理观、世界观、人生观、幸福观、终极信仰等都成为其价值体系的核心部分,也是其文化身份的核心部分。丧失了这个核心层面,文化身份的辨识就出现困难。

  古代中国人也曾经有过身份危机,大抵如元清两朝等,但没有像近代中国这样在面对西方强权时整体上对身份失落的危机感。读读晚清士人关于“师夷制夷”、“中体西用”的争论,就不难看到这种在强国梦中潜在对抗西方的苦涩之心。而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前沿学者大都关注西方,并且在“追新而逐后”、“激进与保守”中去获得尽可能全面地“西方镜像”,这种对西方的研究性仰慕成为20世纪末西化风潮的基本症候,对中国当代文化身份的影响不可忽视。事实上,百年来国人深刻体认到:没有西方这个“他者”形象,一个世纪的中西文化对话互动就是不可思议的。20世纪西学研究在中国占据独特地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GDP在新世纪达到新的高度,关注东方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的东方话语入思角度受到新的重视。可以看到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化问题将不再成为世界的边缘性问题,而会受到国际话语更广泛更深刻地研究。那种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坚持全球化就是世界一体化的说法,将在中国现代经验中成为一种过时的另类性言说。因此,今天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化新文化,而且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从而形成文化和经济均衡发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体化神话,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

  西方有人认为,没有东方的现代化,没有中国现代化或印度现代化,只有西方现代化模式才会成为人类的未来。这种观点进一步导致边缘化的东方贬损和忽视自身传统价值,无视中国对整个西方早期现代化作出的重要贡献而一味走向全盘西化。[7]将现代化观念置换成西化话语,西化则意味着东方无可挽回地成为弱势文化,东方价值的确被掩盖了,需要“重新发现东方并阐释东方”,[8] 就是说在近两个世纪,西方不断在误读东方,或无视东方,或俯视东方,使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失衡。西方中心主义权力正成为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话语。如何通过多元世界和多极世界发现被忽略的东方文化,成为当今世界性课题。但是全盘西化之声仍然不绝于耳,有人一听说弘扬传统文化就认为是张扬那些已经僵死的东西,是在走回头路。其实,弘扬不等于优劣不分地照单全收,批评是弘扬的前奏。经过五四批判运动之后,再没有人可以“弘扬”裹小脚、缠胸、“一个茶壶四个杯子”纳妾理论(辜鸿铭),更没有人去弘扬那些抽鸦片的劣根。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中国生生不已,没有随历史的延续而博物馆化,那是因其仍然秉承存在的大道之故。

  在我看来,人类文明的历史可以分为陆地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三个时代。在全球陆地文明形态中,中国是最先崛起的文明之一,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在西方处于奴隶制度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比西方要先进得多,从而在两种文明相遇的时候进行了中国领先式的对话。作为东方大国,中国不仅发明了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并在哲学、天文、工业、农业、医药、瓷器、园林、航海、茶叶、冶金、制度等远远领先并影响了西方。可以说,如果没有纸,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不可思议的;没有指南针西人的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就不可能实现;如果没有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西方只能在羊皮上印供贵族阅读的沉重的《圣经》,西方的大学也不会成为平民的知识圣殿。

  然而,在海洋明文崛起的时代,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而被抛在身后。[9]中国不仅在整体上感受到自我身份的失落,而且痛感亡国灭种的灾难。在启蒙与救亡中中国开始了自己新形象的寻求,并整体上形成百年西化的“现代化”文化价值趋向。[10]西方成为了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实体和文化身份重新洗牌的场所,成为傲视群雄的经济文化帝国主义中心。当然,现代化不是美国化,现代化是各个国家自身的现代化。现代化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全世界脱离物质贫穷,脱离思想困境,脱离低下的生产力,是整个人类从陆地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进程。[11]

  人类文明没有停滞。如果说,以东方为代表的“陆地文明”成为人类文明最初的强盛的话,[12]以西方为中心的“海洋文明”形成了人类文明中级阶段的全球化强盛,那么,东西方互相促进并曾给对方以新文化种子——东方文明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启蒙、影响、推进了西方文明,西方现在反过来传给东方以生命科学、纳米技术、电子技术等高端文明,使东方文明走向现代。进入现代化之后的人类,没有停止探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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