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太空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36 次 更新时间:2009-04-09 09:5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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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 (进入专栏)  

  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出现了——“太空文明”。[13]从500多年前的明朝一个叫万户的中国人第一次利用火箭勇敢地尝试着飞天,到50年前西方人进入太空,到新世纪中国载人飞船上天,使得中国迅速成为“太空俱乐部”第三人。中国作为地球村公民在外太空文明领域做出了艰苦的努力。紧接着中国开始了登陆月球计划及其实施,计划实现三次月球探测后进行载人登月,推动了太空文明的全新发展,为人类文明创新和向未知的新领域挺进迈出了坚实的一步。[14]

  可以说,在大陆文明时代,中国是领先者,而西方是落后者;在海洋文明时代,西方是领先者,中国是落后者;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与西方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向外层空间浩瀚宇宙的广度和深度飞升,为人类文明的明天拓展出新的天地。如果说,中国错失了500年前大航海时代并遭受了二百年的苦难,那么,中国没有错失“太空文明”时代。中西方将在太空文明时代重新审视对方,明白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不可能长盛不衰一统天下。只有不断的本体创新、探索发现、消除误读,才能使中国和平崛起并重振辉煌,[15]才能使大陆文明的优胜者和海洋文明的优胜者在太空文明这一新的文明形态下互体互用,互补互动,获得双赢。

  中国在太空时代必将改写自己的身份。我们在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时,也要注意其弊端,应避免再次落入阿Q的“老子先前阔”的精神误区。[16]同时也不能虚无主义到将自己的文化看成一团漆黑或一无是处。一个世纪以来,全球没有哪个民族像国人那样对自己的祖先骂得这么惨。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弊端? 德意志没有吗?日本没有吗? 美国没有吗? 国人什么时候能把“审父”变成“审己”呢?说到底,中国的文化对手不是西方,重新认识差异性的东方不是针对西方,而是针对整个人类的文化盲点。我主张历史性-民族性-人类性,我反对过激的民族主义,我申张宽博的“世界主义”,坚持人类之“体”,世界之“用”。

  

  二 后霸权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与话语

  

  要获得新的文化身份,除了向未来无限之维展开以外,还必须回到历史重新获得自己的文化本源和批判精神。

  中国文化在历史长河和当代境遇中,经历了并仍然在经历着身份重塑和自身新传统的创新。在文明生生不息的创造性转换中,中国文化不断扬弃自身的负面效应并获得全新的精神命脉。文化精神兴衰依仗于“周行不殆”的道之动。思想“大道”的深厚廓大,可以使人在中国文化总体精神考察中,直观体认“人”与“道”的内在联系。文化具有三个重要维度,即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和实用文化。思想文化主要体现在儒道释三家。艺术文化主要是蕴含在各种艺术形态中的精神超越维度。实用文化则包括饮食、服装、民俗、节日等各个方面的文化范式。应该说,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命脉是思想文化。[17]中国文化中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分别形成中国思想文化的三个维度。儒家强调的是“和谐之境”,道家强调的是“妙道之境”,佛家强调的是“圆融之境”。和谐、妙道、圆融之境成为三家的最高境界。文化精神境界关涉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关系到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未来走向。[18]

  中国文化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形态。早在商朝时中国文化就已经发展成亚洲诸文化形态中最辉煌的文明形态,而世界上其它文明的地基则出现了深刻的裂缝:在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人在承传苏美尔文化遗产的同时,却被迫臣服于部落民族而使得文化产生了断裂;克里特岛上空前繁荣的米诺文化,竟然迅速地销声匿迹;尼罗河两岸,法老们的威仪仅仅延续了几个世纪,就在内忧外患中使文明拓展功亏一篑。在世界最初的几大文明中,只有中国在历史的消长起伏中,以其薪火相传的绵长文化传统,成为整个世界文明史中仅存的硕果。[19]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形象和身份在不断变换。18世纪,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亦不为过;到19世纪末,中国失去了现代型转型的机遇而综合国力大幅下滑,沦为半殖民的国家;20世纪中叶,中国在战乱中衰落为第三世界国家。来自海外贸易和不断殖民的想象以及对大陆拓居开发的欲望,使西方成为一个充满野心的殖民征服者。Angus Maddison在《世界经济:千年展望》(巴黎2001年版)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统计信息: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国一直处于世界的前列。公元元年到1000年这一千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它国际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25%左右,也就是说中国这么小的当时的一个地盘,但是占人类的四分之一的经济总量。而1000年到1500年占23%。这一千五百年当中,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而且是综合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都处于领先地位。但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呢?从1500到1800这三百年间,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障碍,使得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这时候西方的工业化文明使得西方迅速崛起,1820年左右,GDP第一次和中国达平并且超过。换言之,我们落后了200年,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落后一辈子,或者永恒落后下去。在中国和西方的这种差异当中,出现了一个特征,就是1820到1850年中国是第一次最大限度拉开和西方的距离,可以说欧洲的人均GDP当时和中国人相比,就是在1820年是2.1,也就是说比中国高了两倍,但是很快30年以后就达到了10.6,高到了10倍,美国比中国人均GDP高达15.6,就是短短30年中国人一下就拉开了距离。

  经济上的成功使西方看中国的眼光发生了变化。16世纪到18世纪末,西方人看中国人的眼光都高看一眼,伏尔泰对中国极尽赞美。为什么短短几十年,西方人眼中的仰视的中国,中国园林、中国建筑、中国丝绸、中国艺术,在他们心中突然就失效了呢?[20]除了他们发现了印度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中国变成一个自然资源的原产国。他不能够进入到中国汉字文化的灵魂里去体会中国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妙处,所以他们往往只听传教士的说法。到了19世纪中西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移转,中西双方都是由一种理解到了仇视,到了敌视、憎恨。20世纪上半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多了一些同情的理解,但是1949年冷战时代开始,双方的对峙加剧,一直持续到1972年。其后到1989以后同样又出现了诸多反复,包括是“中国威胁论”、“人民币升值”的提法等,都意在“遏制中国”。[21]

  进一步看,在浩如烟海的西方图书馆,中国的书籍如此之少。当务之急,是应该结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单向透支”和“文化赤字”现象。有关材料表明:在近年第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国内出版社输出和引进版权的比例大约是1:8,第54届书展20余万平方米的展出面积中,中国图书只占786平方米,不足百分之零点四;参展的34万种图书中,国内图书只有4610种,仅百分之一点三七。我们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一直是“单向透支”,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文化赤字。国际交流中的经济赤字往往会引起国家间的争端,但文化赤字却没有引起注意。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世界,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步步进逼,中国如果不再注意文化的重建,也许会败在“文化战争”上。[22]

  西方一直在全球进行文化输出,而且愈演愈烈,这是不争的事实。[23]任何既定的话语结构和权力中心都是权力和话语合作的后果,西方文化在全球的被接受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西方人自觉的文化输出获得的结果。至于第三世界国家能否有效地文化输出,涉及到经济实力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文化输出与国家的经济实力之间联系紧密,后者并不是文化输出的决定性因素,事实上甚至在西方国家的综合国力赶超中国之前,他们的文化输出就开始了。[24]

  百余年来,中国走的是一条被西方不断文化误读与魔化之路。今天中国应重向世界展示自己新的文化形象。当代中国已经真正走向了与其他文明对话的世界性开放之路,这意味着她更加理性地对“他者”文明,同时更清醒地面对自身文明,在质疑文化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寻求着真正平等对话的文化新秩序。[25]与经济发展的高速度相比,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发展仍步履蹒跚,与一个文化大国的身份很不相符。国家应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转移到文化上,制定一个高瞻远瞩的整体的文化发展战略了。

  中国文化的当代身份仍然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而绝非一个自明的问题。在这个强调文化身份的时代,民族指纹和血脉的保存意义何在?东方文化精神的发现与中西文化互动在全球化时代真的可能?知识分子在消费主义时代究竟应该有怎样的价值担当?有怎样文化精神生态平衡蓝图?难道历史上有价值的精神之思,都将被时间逝水渐推渐远而终归于无?

  我注意到,国人正在消费主义的温情掩盖下遭受到西方“洋消费文化”的侵蚀。消费社会中文化消费主义成为时尚,甚至消费本身就成为幸福生活的现世写照。社会物质不再是匮乏的而是过剩的,思想不再是珍贵的而是老生常谈的,节约不再是美德而是过时的陈词,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等着人们分而割之,“据为己有”成为“丰盛社会”的个体原则。如今,准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们一味追求高价物品,强调消费的中心化和政治化,使得消费成为个人身份的表征,购买力成为地位、品位以及时尚的语义所指。不难看到,消费社会运作结构善于将人们漫无边际的欲望投射到具体产品消费上去,使社会身份同消费品结合起来,消费构成一个欲望满足的对象系统,成为获得身份的商品符码体系和符号信仰的过程。由此使得大众彼此之间模仿攀比,进入一个高消费的跟潮的消费主义状态。大众在模仿他者偶像之中“挪用”他者的形象,这种消费式的模仿将权力视觉化,或者将话语权力的表征表面化和消费化。[26]

  亚洲的飞速增长使之迅速缩小与第一世界的差距,使消费中心主义成为一种炙手可热的现象。正如社会学家所说的那样,“洋消费”渐成一种文化价值倾向,即取名要取洋名,说话要带洋文,过生日要吃蛋糕,大中学生要过圣诞节、情人节,出国移民成为显要的事情。而且在所谓“与世界接轨”和“全球化大趋势”的名义下,消费政治通过消费主义的示范作用,使大众具有了模仿和普及的蓝本。于是,承载消费主义的商品符号后面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使中产阶级的趣味逐步丧失自我意识,更多地认同与跨国公司的消费逻辑和全球化的西方秩序,而无暇顾及中国本土的社会状况、精神生态和文化溃败,幻想一叶障目地“忘却”西方意识形态、种族性别和文化扩张中的文化霸权和意识偏见,成为全球化中的消费主义的实践者。[27]

  就其终极原因而言,近代而来的“科学”和“自由”的两个轮子的高歌猛进,使科学之轮压死了“上帝之神”,自由之轮压死了“主体之人”。于是,在“上帝之死”(尼采)与“主体之死”(福柯)的危机中,德里达的审美主义和博德里亚的审美主义,都试图逃避尼采式对理性的批判的固有难题。其后的众声喧哗的后现代之声,使大众文化终于消解掉知识分子的声音。当知识分子在传媒的“塞壬之歌”中失去方向时,社会消费文化强调享乐主义、追求及时行乐、培养外露的生活方式和发展自恋的个性必然成为时代的宠儿。于是,消费主义文化在强调大众的参与时,却不说明是否是所有公众或是某一“新富阶层”在从事享乐性的消费。西方福特主义在大批量的生产中促进大众的消费,为把传统社区的公民培养成现代意义上的消费者而不遗余力。而转型期的中国的消费主义事实上却是有闲阶层为炫耀身份而进行的不平等的中心话语消费。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这样一种说法:消费文化的核心是对消费者身份界定的引导和操纵,以便使他们淹没于通过媒体特别是电视创造的“符号”和“形象”之中,其目的是使大众生活于脱离现实的“模拟”世界。具体的做法是通过媒体使消费者养成消极和顺从的态度。其结果是“沉默的多数”的产生。

  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有赖于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和公正者应为弱势群体发言,即使面对国际重大的话语权力和政治势力也不能涂抹自己的立场。面对后殖民时代,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知识分子在特定境遇下的生存智慧,因为知识分子是文化身份的命名者,而不可能跻身为“沉默的大多数”。我想,痛之所以为痛,不仅在于痛本身,更多的是源于痛者的孤独。知识分子必须是对现实问题的先行见到和预先警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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