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置历史”还是“出卖历史”?

————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87 次 更新时间:2003-12-25 00:09:57

张睿壮  

  

  “那些正在为伸张正义而孤军奋战的战争罪行幸存者及其支持者们,本来就是以微弱的民间自发力量去对抗日方由政府、法院、资本财团和右翼势力联合组成的庞然大物在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殊死搏斗,不料却被这些唱着“搁置历史、着眼未来”高调的本国“战略家”们在背后捅了一刀,这就使有正义感的人更觉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他们呐喊助威。所以我决定不再沉默。”

  

  “我呼吁一切曾经身受日本暴行残害的中国人和他们的亲属后人,用你们力所能及的方式说出你们的痛苦绝望;我呼吁一切良知尚存的史学工作者、文学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用你们各自擅长的方式,再现那兽性吞噬人性的悲剧;我呼吁一切有民族认同感的教育工作者,告诉你的学生们为什么日本的认罪问题还没解决、为什么历史问题不能“搁置”;我还呼吁一切有正义感的法律工作者都以王选、苏向祥为榜样,不畏艰难地为受害同胞讨回公道。三千五百万中国人不能白死,我们决不能忘记,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一

  

  去年年底,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上著文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主张“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1]今年四月,时殷弘也在同一刊物上提出对日“外交革命”的所谓“迂回战略”,主张中国为改善中日关系单方面、无条件地对日方做出五条让步,即搁置历史问题争端,帮助日本增加对华出口及投资,对日本军事力量扩充采取“足够大度”的政策,支持日本以大国地位参与东亚安全、政治、经济事务,以及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2]这两则“石破天惊”的言论一时激起舆论的强烈反应,引发了一场关于中日关系和中国对外战略的大辩论。

  

  对这场讨论,我本来无意介入,因为第一,事实和道理是明摆着的,而且已经被不少作者说得很透彻了,没有赘述的必要。第二,马立诚一不懂日本、二不懂国际,忽然到日本走马观花了一圈回来就信口开河、天方夜谭一番,同这样的对手辩论无异于对牛弹琴、白费工夫;时殷弘虽为学者,但其宏论中也充斥着国际政治里的常识性错误(例如想让自助的国际体系中的两个国家“避免安全两难”,就如同想让地球上的物体避免重力作用一样异想天开),难以与之进行专业水准的对话。后来才发现,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我一个。据《南方周末》记者苏亚菲今年6月的报道,“对目前掀起的‘对日新思维’思潮,绝大部分接受采访的日本问题专家”都认为“是一厢情愿,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表现”;而且“人民网日本版主编唐晖…原想请一些日本研究方面的学者来就此进行探讨,但找了不少学者,都不愿意出面讨论此事。有学者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时文不值一驳,因而不想就此卷入争端中。”[3]

  

  然而这些天有两件事使我改变初衷。一是北京一份权威的国际问题报刊的编辑在发给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作者的电邮中号召大家“多多参与”有关中日关系的讨论,这本是好事,可是他给出的理由却是因为“目前民众中对中日关系问题仍有不少非理性的情绪和态度”(需要消除)。现在且不说他所指的民众情绪和态度是否真是“非理性”,作为版面编辑和论坛主持出面下此结论似乎对这派意见有失公平。本来,在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中,一家报纸代表的只是一家之言,所以编辑或报纸有自己的倾向性也无可厚非。但在当前国内的环境中,官方/主流媒体享有国家控制造成的垄断优势,这时媒体的倾向性就成问题了。因为第一,官方/主流媒体享有与国家/政府相联系的权威,这对相当一部分公众还是很有影响力的;第二,官方/主流媒体享有独占的发言权。这样一来,对其他不同意见来说就没有公平竞争可言了。事实上,现在亲日言论可以在官方/主流媒体上大行其道而反对意见只能在境外媒体或互联网上发布一事本身就是国内官方/主流媒体这种偏见的体现和后果。这件事提醒了我,让我意识到在我们的官方/主流媒体上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所发表的几乎都是一面倒的观点,为对公众负责起见应该让他们听到不同声音,以正视听。在此我愿呼吁我们的国际问题特别是日本问题专家积极参与讨论,不要因洁身自好而置身事外,否则容易给公众和决策者造成没有不同意见的假象。否则,套用一句老话,舆论的阵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去占领,它们的对立面就会去占领。

  

  触动我的另一件事是上周起凤凰卫视播放了一部名为“万家诉讼”的系列记录片,再现了当年侵华日军骇人听闻的暴行和中国平民横遭屠杀、虐待、强奸、苦役的惨状以及他们的正义和权利至今一直未能得到伸张的困境。血淋淋的事实重新激起我对已遇难和尚幸存的同胞以及对我们整个民族(自外者除外)的强烈责任感。特别是那些正在为伸张正义而孤军奋战的战争罪行幸存者及其支持者们,本来就是以微弱的民间自发力量去对抗日方由政府、法院、资本财团和右翼势力联合组成的庞然大物在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殊死搏斗,不料却被这些唱着“搁置历史、着眼未来”高调的本国“战略家”们在背后捅了一刀,这就使有正义感的人更觉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他们呐喊助威。所以我决定不再沉默。

  

  二

  

  前面说过,“对日新思维”的荒谬,网上已有不少犀利、深刻的批判(包括最近一段时期一些日本问题专家也开始发言),没有重复的必要。在这里我只想把我见到的精辟言论作一简单综述,一来可以为没有时间广作涉猎的读者提供集中的资讯,二来也是作为研究常规的必备成分即文献回顾,以便确定进一步研究的新起点。

  

  不管立场如何,争论各方对中日关系发展受阻的症结在于历史问题(既日本对战争罪责的认罪、道歉和赔偿)这一点均无异议。分歧在于,“对日新思维”论认为“道歉问题已经解决”,历史问题应当搁置,中日关系的障碍在于中国民间对日本“过于苛刻”;而反对者却列举了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日本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从未干脆、彻底地承认过去的战争罪行,也从未真诚、无保留地对中国人民道歉、忏悔,更谈不上对受害者给予赔偿,所以责任毫无疑问地在日本方面。日本问题专家冯昭奎说:“我不同意马立诚所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也不同意时殷弘所说的,先把历史问题撇在一边,…我认为,首先历史问题并没有解决,其次,历史问题也不可能撇在一边不提。”[4]人民网特约评论员林治波指出,“这个问题的要害,不是中国方面没完没了地提出谢罪的要求,而是日本方面有人没完没了地闹翻案,不断挑衅、刺激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道歉和谢罪问题没有解决,这不是形式问题,而是实质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取决于中国,而取决于日本。”“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日本要做的事情比中国更多,因为许多阻碍中日关系的症结不在中方,而在日方。”[5]

  

  “对日新思维”无视日本方面歪曲历史、逃避罪责的恶劣行经,却把恶化中日关系的罪名推到中国人民和所谓“极端民族主义”头上这种倒打一耙、为虎作伥的作法,激起许多作者的愤慨和抗议。据苏亚菲报道,日本问题专家金熙德认为“‘对日新思维’完全忽视了中国对日政策不能脱离中国国民感情这一重大前提。‘好像日本的国民感情应当尊重,中国的国民感情就可以靠政府强行压住似的。’实际上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克制态度,是包括日本有识之士在内的世人有目共睹的”。[6]林治波也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并不存在什么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在当今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上,在超级大国大搞霸权主义的世界上,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不应受到批判和遏制,而应大力提倡和加以培育。”他还一针见血地揭示,“如今一些人,自奉为优越、文雅、高人一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他们的眼中,民族主义犹如洪水猛兽,一有机会就口诛笔伐,恨不能铲干除净。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民族和国籍,忘记了自己应有的立场”。[7]

  

  “对日新思维”出笼后,在数以千计的中文互联网论坛上立即成了过街老鼠,招来一片喊打声浪,“而一些在日本工作和学习多年的中国人在谈起马文和时文时,则是一脸的鄙夷不屑”。[8]在日本学习和工作长达8年、曾在日本靖国神社抗议日本政要一再参拜战犯的冯锦华说,“马和时根本就不了解日本,他们没有资格谈论日本。”[9]“对日新思维”论者及其同类当然可以把所有这些反对意见一概归于“极端民族主义”甚至贴上“愤青”、“爱国贼”等恶毒标签置之不理,那么就让我们来听听那些精通日本、深思熟虑的专家们是如何评价的吧。据刘小彪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转述中国日本学界一位元老、与一些日本政界显达私交颇深的老‘日本通’的话说,马文和时文‘没有历史根据,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从中反映出他们对日本缺乏认识,只会信口开河,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蒋本人也评论说,“如果不具备准确认识日本这一前提条件,就难免得出偏颇的结论。”[10]

  

  与多数中国人的反应绝然相反的是,“自马立诚、时殷弘发表了有关‘对日新思维’方面的文章后,日本方面如获至宝,认为这种思维战略和他们的历史观相吻合,是发展符合日本人利益的新机会,于是利用舆论,极力引述两篇文章的言论,宣扬‘对日新思维’”。[11]时殷弘也因此受日本外务省力邀,于5月到日本进行短期访问。[12]日本人为什么要如此青睐“对日新思维”呢?研究中日关系的新加坡学者卓南生道出其中奥妙:“日本和美国结成同盟以来,一直利用美国壮大其军事力量,达到其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目的。中国是日美的一个潜在对手,而‘对日新思维’轻易赞成日本的军事诉求,支持其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会,正好掉进了日本的战略陷阱。” [13]

  

  “对日新思维”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金熙德的看法是,“对日新思维”的最大缺陷就是脱离当前日本的现实以及中日关系的实际,“大大低估了日美同盟的牢固性,低估了美国控制日本的能力和日本追随美国的意志,低估了日本对华防范心理,低估了日本鹰派势力的能量,低估了历史问题的复杂性。”“据金分析,如果基于这些低估之上而放弃一切原有对日政策,无条件迎合日本的一切要求而不必要求日本的回报,其结果只会造成战略被动,最终能否出现“中日接近”局面,十分令人怀疑。”[14]中国旅美学者薛涌也认为,“把日本送入联合国安理会,其实就是等于多了美国的一票而已。考察战后的历史,日本没有在一件大事上和美国在国际上翻过脸。…要想在日美关系的框架之外发展中日关系,无异于痴人说梦。”[15]

  

  “对日新思维”助纣为虐、严重丧失民族立场的恶劣性质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谴责。林治波总结道,“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之所以不能成立,就在于它既罔顾历史,又无视现实,既不讲原则,又混淆是非,既缺乏论证,又逻辑混乱。…与其说这是什么‘新思维’,倒不如说是新绥靖主义”。[16]薛涌则表示,“笔者对这一亲日论的评价是:在道德和文化上堕落,在世界时局上无知,在国际政治上投机。”[17]曾以实际行动为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同日本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冯锦华大声疾呼:“忘记历史,就是背叛”![18]

  

  三

  

  上面的综述显示,近两个月来随着讨论的逐渐展开,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对日新思维”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批判。然而我还想从一些被人们忽略的角度做些分析,权当补白。

  

  首先,是关于“非理性”问题。“对日新思维”及其支持者认为,追究日本的历史罪责只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无谓之举,应当让位于着眼于现实战略利益的理性计算。更多的人在所谓“舆论精英”的误导下也相信中国民众对日本逃避战争罪责的行径表示强烈愤慨和抗议是“非理性的情绪和态度”,须加克服。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中国的社会价值观中,在公共事务上任何感情或情绪的表露,诸如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不平则鸣、拍案而起、喜笑怒骂、呐喊怒吼、慷慨激昂、血气方刚…都被等同于“感情用事”和“情绪化”,成了“非理性”的“偏激”和“盲动”,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在不太遥远的过去曾被社会推崇的对崇高和美好的热爱和追求、对罪恶和黑暗的愤恨和斗争,或已成为“幼稚”的笑柄,或已成为“狭隘”的缺失。流行的观点是,在对待公共事务特别是外交事务时,一切感情因素都应当被压抑、剔除,只剩下纯粹的利益计算,才是值得提倡的理性行为。在“新思潮”的引领和制度安排的制约下,“没脾气”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社会认同的“美德”和行为规范。

  

  其实,这纯粹是价值的迷失。“喜怒哀乐,人之情也”,情感是人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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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经删节后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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