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宏:欧美国家政治与性的审查制度是如何破产的

——一项基于政治层面社会控制手段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4 次 更新时间:2009-04-08 09:2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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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宏  

  

  审查制度(Censorship)比印刷业(Printing Industry)的历史出现的还要早,例如中国西周时代曾出现过“道路以目”(1)的恐怖政治,中国战国时代曾出现过“莫敢议令”(2)的政治紧张气氛,以及公元前213年中国秦朝的“焚书”(3)事件。在“焚书”事件发生一千二百多年后,中国北宋时期一位名叫毕昇的普通劳动者,大约在公元1041-1048年间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自那以后,印刷术先后传到朝鲜、日本、中亚、西亚和欧洲,使人类思想观念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与之对应的审查制度也因此完整的形成。到了近现代,随着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传播介质的出现,审查制度也越臻复杂。

  无论在什么样的国体、政体下,也无论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审查制度作为一项基于政治层面的社会控制手段,在任何地方都发挥着作用。在政治领域,统治者历来忌惮那些质疑其合法性和统治利益的对立观念的传播;在公共领域,统治者也限制那些有损于公众利益和违背传统的思想的传播。这种审查制度似乎想表明统治者的一种共同的一厢情愿的意图——它们天然地拥有统治人群和裁定道德的决定性力量。

  审查制度的所有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在视为具有潜在危险性的观念传播者和受众(4)之间建立一堵防护的高墙。虽然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审查制度不过是一层镂空的隔板,亦或是一层透明的玻璃,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思想的传播,成为人们自由的精神生活的障碍,也成为人们思想观念交流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力量。

  有时候,审查制度对社会的道德堕落毫不介意,却担忧一些“危险”的政治观念对公众的身心“污染”;有时候,审查制度试图防止被视为邪教或渎神观念的传播;还有些时候,审查制度放任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思想观念传播,却对不合传统观念的性问题予以过滤并贴上“淫秽、低俗”的标签。统治者总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自以为聪明的判断,来行使审查的权力。

  

  一、审查制度从来都只是一种有效但却有限的社会控制手段

  

  尽管最初的审查制度,使社会出现了“道路以目”的恐怖政治,出现了“不敢议令”的恐怖气氛,出现了“焚书”的钳制思想事件,但无一例外的是:单一的审查制度并不能维系不得民心的统治和业已崩溃的传统,揭竿而起的草根民众往往在政治压迫下更富有力量,正所谓“坑书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5)。历史无情的嘲笑了专制统治者暴戾愚蠢的统治手法——严厉的审查制度并不能阻挡人类文明前进的车轮。

  这也就意味着,审查制度得以实施的前提是,获得公众和执法者的认可,如果没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同意,审查制度就不可能成功付诸实施。尤其在现代社会,除了极权主义或威权政治社会,舆论事实上比审查制度更具威力,如果舆论拒绝认可审查者的行为,那么这种审查行为将是无力的。如果公众对审查制度所禁止的出版物是感兴趣的,会想方设法地继续阅读,在利润的驱使下,出版发行商为了迎合受众的口味,会通过地下渠道继续出版这些违禁的出版物,并会抬高价格。受到查禁而为公众所感兴趣的出版物,其价格会立刻上涨,并吸引更多的受众,使这些违禁品比合法读物的销售与阅读量大许多。高昂的价格会使这些禁品仅限于卖给精英阶层,并把“颠覆性”的观念和知识主要传播在这些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之中,于是,恰恰在这些阶层中间,首先形成了一种和审查制度作对的力量。这样,在相当一部分公众对审查制度的反对下,逐渐的,那些执法者立场也变得游移不定了。由于受到公众舆论和作家的排斥、嘲弄,他们失去了使命感和对自身工作的自豪感。当他们的身份成为一种耻辱的称呼时,这种职业只能吸引最平庸者。有时,迫不得已的,这些人也对他们所禁之物和受审查的作家极尽赞誉之辞,他们也试图向公众的立场靠拢,以此摆脱孤立和精神分裂的苦恼。在互联网时代,这一特点尤其突出,信息科技具有的零成本无限复制的特点,使所有的审查制度都显得捉襟见肘,象堂吉诃德大战风车那样滑稽幽默、古旧老套。人们已经可以运用高科技手段,通过代理服务器或软件来突破网络封锁,随意浏览他们感兴趣的内容,一个违禁的信息在这里遭到删除,又会在那里出现,审查者往往疲于奔命却收效甚微。

  审查制度对受审查的作家而言,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反复无常的、标准暧昧的审查制度虽然会给这些作家留有一点空间,但实际上更令作家们愤怒,永远不知道什么允许什么不允许,自己的思想被这些捉摸不透的审查者所决定,会激怒作家敏感的神经。正是这种为了维护旧制度、旧传统的忠诚而设立的审查制度,损害了知识分子对这个体制、这种传统的忠诚。这些作家又把他们的情绪传递给读者,而读者一旦作出了良好的反应,又会有力的加强作者对旧体制、旧传统的叛逆之心。这种审查制度迫使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的主导观念分道扬镳,并且,由于目标一致,和审查当局的冲突成为作家们集体的事业,成为一面团结的旗帜,促使他们超越了彼此之间观点分裂造成的分歧,也促使他们寻找同盟者。让审查制度意料不到的事实是——它启动了自由事业和智力活动的联盟。尽管很少有作家会因为这些违禁出版物的地下销售和价格高涨而收益——他们是不会得到版税的,但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为信念而生的人,不是靠信念吃饭的人,当感受到这种审查制度的压迫时,他们往往对读者更加高昂的阅读兴趣所鼓舞,而不是计较个人的版税收益。在一次次忍受侮辱和斥责中,他们的自尊心、使命感和正义感累积在一起,使他们更加远离旧制度与旧传统。审查制度提高了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形成了他们之间更为广泛的、坚固的同盟。

  这从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政治审查制度,以及19世纪美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审查制度就可以窥见端倪。

  

  二、欧美的政治与性的审查制度及其表现

  

  1、法国大革命前夜的政治审查制度(6)

  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夜,政治审查制度是异常严厉的。1757年4月的一个法令宣布,对未经批准的著作作家和印刷者处以死刑;1767年议会通过一项议案,禁止任何人对宗教问题著书立说;1774年的一项法令规定,印刷者在印刷一本书之前必须得到批准,印完后也要得到再次批准;1787年颁布的一项法令,允许对王公贵族的宅邸这类曾享有售书特权的地点予以监视;为加强这种镇压而雇佣的秘密警察越来越多,他们似乎无处不在;在巴黎广场公开销毁的书籍,书单非常之长;许多作家如狄德罗(Diderot)、莫尔莱(Morellet)和马蒙泰尔(Marmontel)等人被囚禁在巴士底狱或文森尼斯监狱;1768年一个药店学徒买了一本《剥掉基督教的面纱》,被判9年强制劳动,卖书者被判5年强制劳动,书商妻子被判处监禁。

  但是,严厉的政治审查制度并不能消弱读者的阅读热情。一本受到查禁的书,其价格立刻上涨,非法出版印刷在巴黎和外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伦敦、阿姆斯特丹、日内瓦和德国的出版社,印刷了伏尔泰、卢梭、霍尔巴赫和摩莱里(Morelly)的著作,每年都有数百种禁书在国外印刷。这些书通过停泊在波尔多、勒阿弗尔和布伦的轮船,或通过穿越荷兰边界的私人运载工具大量涌入法国。这时候,传播禁书不仅有利可图,而且成为时髦的风尚。

  禁书的销量非常可观。伏尔泰的《憨第德》(Candide)在法国大革命前出版了43版,截止到1800年,《新爱洛伊斯》出版70版,当时印刷每版印数在500到4000之间,在识字率有限、价格高昂的时代,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

  当代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在18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思想启蒙运动就以不可阻挡之势深入人心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提出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为大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条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场轰轰烈烈、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是在非常严厉的政治审查制度下进行的。大多数的法国哲学家们一开始只想支持开明君主制(7),但是当可憎的政治审查制度如飞而来,这些作家遭遇了难以忍受的羞辱和禁书之后,他们成了坚定的革命者。这,不啻为政治审查制度最辛辣的讽刺。当我们今天读到这些启蒙大师的巨著时,也同时为那些历史小丑的表演而感到可笑。审查制度没有改变反动者日暮西垂的政治命运,反而加速了他们的覆亡。

  2、美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审查制度及其表现

  审查制度的执行方式是无需用理论来证明的,我们可以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得出一个基本的观点:即审查制度对淫秽品的压制和对颠覆性读物的压制往往是并行的。1818年,当激进的书商理查德•卡莱尔(Richard Carlile)出版了潘恩的《理性时代》时,美国风化肃正协会(Society for the Suppression of Vice)对他提出了控诉。在以后的年代里,列宁和考茨基的著作在美国也被视为“诲淫”读物没收。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草叶集》受到查禁,不仅是因为作者对性问题的大胆描写,而且因为他的全部自由主义信仰颠覆了上流社会的价值传统。甚至后来对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埃尔默•甘特利》(Elmer Gantry)的定罪,也是因为那个宗教英雄的魅力会令人怀疑传统维护者的正直。

  事实上,只要人民中的大多数是文盲,只要精英能够控制思想的流动,就很少听到封禁淫秽读物的法律,只有当知识普及到大众,教育不再垄断于精英手中,审查黄色读物的法律才会重要起来。美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统治者更认为:性压制、政治统治和工业纪律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诲淫”文学刺激了人的性欲,自由的性爱不仅引起偶然的结合,还会导致工人不服从社会的控制,而工业社会要求工人讲秩序、守纪律,如果威胁到了起着疏导和驯服性欲作用的家庭生活方式,就会妨碍劳动大军的纪律,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

  1865年,美国联邦法律禁止淫秽书画的传播。1872年,在安东尼•康斯托克的主张下,加强1865年法令的修正案被国会通过。到了1892年,一本指导青春期性教育的书《将近十四岁》被定为淫书,它的作者沃伦(M.A.Warren)不得不辞去校长职务。到了1929年,包括辛克莱•刘易斯、海明威、罗素和沃里克•狄平(Warwick Deeping)等人的60部书籍,在波士顿仍以“淫秽”的名义被查禁。1907年,明尼阿波利斯外科医生俱乐部主席马尔乔(C.W.Malchow)博士,由于利用邮件出售他的著作《性生活》而被捕入狱,虽然这部书受到教育和医学杂志的高度赞扬,并受到卫理公会、教长会的极力推荐,当国会议员要求西奥多•罗斯福赦免时,罗斯福却表示遗憾说:延长刑期不是他权限范围之内的事。

  但是美国很快就改变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一场性自由革命出现了。在1915年,当卫道士康斯托克去世时,这个一生掌握着美国文学生杀大权的人物,已经成为年轻一代取笑的对象。当《金赛报告》(8)成为美国全国畅销书以后,审查者阻止性观念传播的战争已经宣告失败。当只有如此少的统治者的“纯洁”心灵需要保护的时候,这种保护事业就显得十分的愚蠢而滑稽。

  在先锋派作家看来,审查人员已经成为社会中庸俗、虚伪、卑劣的代名词,“康斯托克主义(Comstockery)”(9)已经成为滥用道德的代名词。在道德审查制度的管制下,许多原来不关心政治的作家被吸引到政治左派的一方,先锋派艺术与政治、社会激进主义的先锋派结成了紧密的同盟,他们在思想上形成了反对一切压制——无论是性方面还是政治方面——争取自由的唯一斗争。

  法国的政治审查制度在法国革命前夕失效,无论是受过教育的公众还是审查官自己,都已不再相信这种制度试图维护的原则。与此类似,美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审查制度在20世纪中叶就已经崩溃了,无论是公众还是法官,都不再接受这种制度试图维持的价值。

  

  三、审查制度只有在民主社会才会奏效

  

  作为一项国家层面的社会控制手段,审查制度在极权和威权社会扮演着不光彩的小丑角色,它不仅不能稳固这种病态野蛮的国家治理结构,反而挑起民众的忿恨情绪,加速了它的灭亡。而极权和威权社会的统治者,往往试图利用这项并不有效甚至反动的审查制度来驾驭日趋离心的民众,以此获得表面的稳定,更多的时候,以查禁“诲淫”的名义,扮演人类社会的卫道士,却悄悄加强思想的控制,压制“颠覆性”思想的蔓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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