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良臣:城市的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38 次 更新时间:2009-04-07 10: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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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良臣 (进入专栏)  

  

  社会进步得快,眼一眨,就到了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时代的好处多得说不完。别的且不说,但凡有了一个似乎值得传播的信息,就真的如那句广告词所言,瞬间会让“地球人都知道”。比如近几个月来,有关中国人身份平等的报道就不但传来。先是2008年8月1日起,深圳全面推广“居住证”的消息。不久,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而各地也正在密集推出户籍改革,据说2020年前将有实质性的突破。两个月后的12月中旬,中央政策研究室社会局有关负责人在参加“社会建设与管理体制改革”论坛时透露,户籍改革将逐步取消农村户口,按居住地登记户籍。

  尽管是有条件的,尽管还要“逐步”,毕竟让中国的城乡在走向更加自由方面又向前跨了一步。当然,就像我国在五四时期才大力张扬“民主与科学”一样,而它们其时早已在西方流行了很多年。鲁迅在五四运动一年后与人通信时也说:“近来所谓新思潮者,在外国已是普遍之理”(《鲁迅全集》第11卷第3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又如罗素先生近百年前所讲:一个欧洲人来到亚洲,他看见的就是自己国家的过去,甚至在印度能看见中世纪的情形,在中国能看见十八世纪的情形(参见《罗素文集•第一卷》第1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一

  

  应该说,改革开放前,由于户籍方面存在严重的城乡二元制,即使城市间的工作调动,也极为有限,因此,可以说,那时中国大多数人的大脑里压根儿就没有“城市自由”这个概念。尽管私下有人发牢骚,对这种制度不满,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似乎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即如实行多年的“剪刀差”一样,又有多少农民不是逆来顺受?有几个农民说个“不”字?

  我们几亿农民哪里会知道早在两百多年前,这个世界的某一国度就有了《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简称“人权宣言”),而这宣言的第一条就是:“就权利而言,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他们也不知道联合国大会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第217A(III)号决议通过并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而这宣言的第一条也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十三条第一小款是:“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并且为了维护这份世界宣言的权威性,在最后一条即第三十条还作了这样的规定:“本宣言的任何条文,不得解释为默许任何国家、集团或个人有权进行任何旨在破坏本宣言所载的任何权利和自由的活动或行为。”意思是这宣言即如这个星球上的法律,任何一个国家、集团或个人都不得破坏。

  改革开放后,尤其后来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才不得不允许城乡的人们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由流动。不过,这样一来,城市的自由也就出了问题。尽管是改革开放,尽管要搞市场经济,尽管也一再提倡要解放思想,怎奈传统的、封建的意识根深蒂固,中国人有关在城市中的自由问题一直没能得到大伙儿完全认可的解决,不然,也不会在几年前,公认走在改革开放前面的广州这座城市居然还闹出打死所谓“暂住者”一案,轰动全国乃至世界。真不知是不是也就从那时起,城市的自由相应地被提到了国家的“重要日程”上来。

  

  二

  

  不用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也可想而知,最开始这个星球上是没有城市的,就像最开始没有国家一样,更别提政府了。城市是后来的事,国家也是后来的事,政府当然是更后来的事。而据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几乎所有城市的发展,都与自由这个词紧密联系在一起,夸张点说:没有自由,就没有城市。正如有人所说:一个群体中的每个个体都拥有根据自己的知识、兴趣和其他因素设定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并且有针对性地选择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方式的可能性——没有这种自由,文明进化的速度就会被大大地延缓。现代社会能在短短几百年的时间里创造出如此多的文明成果,究其故,就是因为人类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这种自由,而人类未来的文明进化和物质繁荣也同样以保持这种自由状态为前提(参见《自由宪章•译者的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或许也正是有了“自由”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字眼,全世界才出现那么多各有特色、大小不一的城市。现在人们出去旅游,有一部分大约就是到自己没有去过而又非常想去的城市,观赏那里的风光,领略那里的人情,同时也是想去看看那里与自己所待之地的自由有什么不同。

  这个道理,原本大家都懂。可忽然有一天,某个国家的城市取消了许多自由,凡想到这个城市来谋生的外地人,最好是大款,能投资这个城市,至少能在这儿置得起房产,拉动这儿的经济增长,要不,你就必须是政府认可的人才。否则,你真要来,对不起,就要办一纸“暂住证”或叫别的什么证,就要向当地一些部门报告:我来了,请你们行行好,允许我在这里谋生!

  这其实已经程度不同地侵犯了人的隐私不说,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的自尊。而尊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仅次于生命。18世纪40年代,大名鼎鼎的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就在他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过:自由,就是可以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合法公民,只要不偷不抢,一言蔽之,只要不做违法的事,凭自己的劳动挣饭吃,我凭什么要向你报告?你又凭什么要来剥夺我这天赋人权?早在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第十九条第二款中就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据说,只是为了坚持户口制度,让《条例》符合宪法规定,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修宪时,将第一部宪法中“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这一权利删去,使现行的户口制度合法化。但正如有人所言,眼下的暂住证制度与户口制度虽然在中国于法理上是合法的,却严重违反了我国已经承认和签署的国际公约。要管理好城市,无可厚非,但不能以剥夺公民自由迁徙、侵害公民隐私的权利为代价。否则,只能说明是政府管理者的无能。

  说一些管理者无能,决不是什么发牢骚。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也不知花掉了纳税人多少银子,打着“取经”的招牌,逛了一个又一个城市,甚至逛了国内逛国外,甚至多次到某一国度参观人家的奶牛场,说是要向人家学习如何养奶牛(见2006年7月30日《民主与法制时报》刊载的《中国官员出国培训热持续升温 成本高引公众非议》,报道中有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曾在北京市人代会上阐述了一个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成效”,他说:“以前,听说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就经常去学习参观。当地的官员就对我们讲,‘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然而,当一些城市的管理者发现依靠“暂住证”来“管理”和限制外地人已经“无能为力”后,于是便使出了更损的招数:下发城市管理规定,制定一个个条例,反对可怜的打工者在城市里“合租”房屋,尤其反对异性“合租”。这还不算,还有的城市房源原本就很紧张,就连有当地户籍的市民也是一批又一批等着领号抽签购买所谓“经济适用房”。然而,地方政府对飞速攀升的房价控制不力(当然,不少人根本不承认什么“控制不力”,而是更倾向于有些官员在搞“官商勾结”,而媒体上对此也时有曝光)不说,对早已被国外证明行之有效的“廉租房”建设规划也是严重滞后。可他们采取种种手段,以各种方式,将“城中村”的村民们“迁”走,然后把这些村民们建起来的简易楼房推倒。这样做,你去找那些官员,他们能说得头头是道,但就是不去替那些低收入的外来打工者着想。要知道,这样一来,那些外来低收入打工者就失去了在这座城市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他们每个月的收入要么只够付房租,甚至连付房租都不够。如此这般,简直就是在赶他们“滚蛋”!

  城市要管理,城市要建设,没有哪一个正常的外来打工者会不懂。

  要说不懂,只能是那些管理者。

  我知道,就连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肯尼迪,在其就职演说中也号召“我的美国朋友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美国历届总统传》第408页,河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这很有点像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们的讲话。可我又分明记得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书记陈独秀,早在1919年在《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这篇文章的结尾是这么说的:“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陈独秀学术文化随笔》第5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仿佛陈独秀就知道几十年后会出一个肯尼迪,会说出那种话一样,你看他这简直就是提前在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唱反调。其实,在陈独秀之前,被称作“梁任公”(任公是其号)的梁启超,早在1899写出的《爱国论》中就说出了陈独秀所说的那几句话的意思:“国者何?积民而成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无,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据知,为兴民权,梁启超还提出了“国民”这样一个新概念,甚至认为,中国几千年通行之语,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国民”。然而,众所周知,实际情形是:“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

  说来不信,就连我这样一介“匹夫”,时常居然也想着这么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社会,尤其是在我们的城市里,为何仍不时会见到一些像鲁迅所说的那种“强盗放火”式——即对人对己都无好处的破坏(更不说乱闯红灯等不遵守交通秩序的现象了),而不是像现代散文家丽尼所说的“中国,我们的!”——即对自己的国家那般热爱?后来想通了,那就是因为有人对社会对城市的不满,对社会和城市对他压迫或不公平的报复。这一点,在早于鲁迅近200年前,至少看到有两个英国人给出了答案。一个是17世纪六十年代,约翰•洛克在他著名的《政府论下篇•第九章》中讲得很明白:“凡是因不公平而受到损害的人,只要他们有能力,总会用强力来纠正他们所受到的损害;这种反抗往往会使惩罚行为发生危险,而且时常使那些企图执行惩罚的人遭受损害。”(见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8页)另一个也是在17世纪,只是比洛克还要早二十年,支持英国当时“平等派”的雷因波洛上校,他在与人就当时选举制的争论时说:“我认为最贫穷的人与最高贵的人一样都生活在英国,因此先生们,我完全相信每个人必须首先在他自己同意把他置于一个政府的管辖之下时,他才能被那个政府所管辖;我的的确确认为,严格地说,最贫穷的人如果在政府统治之下没有任何发言权的话,那他也没有服从这个政府的义务。”(转引自【英】约翰•邓恩 编 林猛 等译《民主的历程》第88~8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下面再引此书文字,只注页码)现在我们有些弱者因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都因没有能力而不可能“用强力来纠正他们所受到的损害”,也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发言权”,也就采取一种虽然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但如果能实事求是,就不能不承认,且也已被有关专家证明,“发泄”,对发泄者而言,也确实可以求得某种心理平衡)的破坏来发泄他们内心的不满。遗憾的是,一些当政者,尤其是那些滥用权力的执法者始终认识不到因不公对人心理转而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可这样又带来的是什么恶果呢?

  请容我在此只举一例:

  2006年8月11日下午,北京海淀城管车队执行联合整治行动,在驱赶街头摆摊设点的小贩时“由于工作方法欠妥”,处理不当,发生了一起地摊小贩慌乱中用水果刀刺死城管人员的惨剧,当时引起很大的议论。尤其令政府难堪的是,评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在“凶手”一边。而事发几个月后,从凶手的辩护律师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来看,被告人崔英杰更是其情可悯:

  

  1.河北省阜平县各老村村民委员会、阜平县平阳镇人民政府及阜平县×局平阳派出所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崔英杰是个守法的好公民,没有干过违法乱纪的事情;

  2.崔英杰曾经就读河北省阜平县中心小学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崔英杰是名优秀的学生;

  3.崔英杰曾经就读河北省阜平县平阳中学出具的证明,证明内容:崔英杰思想品质良好,成绩优良。

  4.崔英杰曾经服役71799部队给崔英杰家长的来信,证明内容:崔英杰服役期间表现良好,荣获“优秀士兵”称号;平时训练刻苦,成绩突出,多次在军人大会上作为典型被点名表扬;

  5. 崔英杰所服役部队颁发的优秀士兵证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登记表,证明内容:崔英杰服役期间曾荣获“优秀士兵”称号,获嘉奖一次;其所服役的部队是电子干扰部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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