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小林:论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一个改进的马尔萨斯理论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反向逻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75 次 更新时间:2009-03-30 17: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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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小林  

  

  1.导言

  

  几乎所有的古典理论家都没预见到工业革命。尤其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被称为悲观的预言家,他们的理论也被讥讽为“忧郁的科学”。这忧郁科学的基石是土地报酬递减。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认为人类不能改变这一法则,所以它必然会把英国带入一个停滞状态。但与他们预言方向刚好相反的工业革命却在几十年后成功了。这里出现了一对反论:他们的理论不正确吗?如果正确,英国靠什么解决了人类难以克服的土地报酬递减法则?

  至今没有证据否定他们的理论,因为马尔萨斯的工资铁律和李嘉图的社会平均利润率长期趋向于零的理论恰恰是从英国工业革命成功前的大量历史证据中归纳出来的。并且,至今无人能证明他们的理论不正确。西方工业革命前的历史和发展中国家直到今天的历史都反复证明他们的理论正确。这就是为甚么他们的理论顽强地生存了200年,并始终能从赞成和反对的两大阵营同时博得持久不衰的高度关注的原因。那么,我们必须回答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英国和少数西方国家能克服土地报酬递减而大多数国家不能?在这儿,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一个理论缺欠出现了:报酬递减本身无法解释它如何克服自己。所以他们的理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此方法缺欠使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学得以回避这一要害问题,并直接用一个“新编的经济历史”来解释工业革命。

  Field (1981) 最先发现新古典的制度经济学,尤其是诺斯的“新经济史”,仍旧深陷在熊皮特指明的方法论问题里。熊皮特(Schumpeter, 1955: 4-5)说,“如果要发现两个现象的因果关系,只有当那起因性的因素是非经济的时候,我们才算成功了。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只有这时才证明自己能解决问题,下一步则是其它学科的事了。如果那起因性的因素本身具有经济性,我们的解释就不成功并必须持续,直到奠基在一个非经济的底部。这对一般理论和具体案例的探讨都不例外”。

  为了弥补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理论缺欠,我用土地生产率极限这样一个自然法则和非经济的底部来改进他们的理论。我将证明这一法则是土地报酬递减的起因。如果土地生产率没有极限,就根本不会有报酬递减。我还将特别强调它的方法论意义:因为土地生产率极限是阻碍长期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的起源所在,它能成为构建理论模型来认识和分析这些问题的基准点。土地报酬递减是它导致的在时间系列上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结果,所以不能成为这样一个基准点。把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带入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理论,我们将弥补他们的理论缺欠。此极限是我们以往没有的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基准点。现在我们可用它来解释报酬递减是如何被克服的,并限制回避此问题的任意解说。这一极限还可将马尔萨斯的人口模型从原来只能解释工业革命前的历史拓展到也能解释工业革命后的历史,因而能揭示不同发展阶段的一系列反向逻辑。

  由于人最多活七八十年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换往往需要上百年,人一生的经历很难感知和对比不同发展阶段的反向逻辑关系。生活在工业社会里的人可能从未遇到土地报酬递减,因此可能会认为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人懒,或制度差导致效率低。相反,长期生活在传统农业社会里的人可能会对土地报酬递减麻木不觉,因此也相信自己穷是因为没有西方的制度。本文用土地生产率极限这一基准点作桥梁把不同的发展阶段衔接起来,把几千年人类史浓缩成一部 “电影”,使读者对比不同发展阶段的反向逻辑,从而摆脱新古典的静态感知,重建古典经济学那宏大的动态历史观。只有这样对比,我们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现在所处的阶段和把握其中的问题,还能理解为什么市场和私有产权的历史可以在某些国家不中断但在另一些国家(如中国)中断了这类大问题。

  所以,第二,三节回顾和修正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工资铁律理论,李嘉图的利润长期下降理论,及Wakefield的移民和殖民主义理论。第四,五,六节用改进的马尔萨斯人口模型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的一系列反向逻辑。最后一节是结论。由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已被大量实证研究和数据资料证实[如关于中国方面有黄宗智(Huang, Philip C.C. 1985, 1990),Chao Kang (1986)等人的名著],本文的分析将主要依靠理论推演。附录只给出一个非常简短的历史大趋势性数据证明。

  

  2. 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是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起因

  

  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原理》,指出每25年人口按1,2,4,8,16,32,64,128,256的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生产则按1,2,3,4,5,6,7,8,9的算术级数增长。200年后人口与粮食比应为256:9。这样一来粮食的缓慢增速必然会迫使人口的增速相应下降,因为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这一铁律会随时随地制约人口的过快增长 (Patricia James (编), 1989: 12-15)。这一制约即“人口陷井”,又曰 “低水平均衡陷井”。现代经济学辞典(David W. Pearce (eds.), 1983: 343-344) 图示和定义人口陷井如下。

  

  “在一个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经济里,人口的增长率会超过真实收入的增长率。如果是这样,即意味着人均真实收入下降。只有当收入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时,人均真实收入才会增加。如图所示,收入的增长率在T点之前比人口的增长率高,但在T点后情况就倒转为收入增长慢于人口增长。这样,当人均收入下降时整个经济就倒退回T点。并且人口增长远快于收入的增长会使企图逃离T点的努力注定失败。所以,T点就是低水平均衡陷井或人口陷井,表示该经济无法逃离它。只有当可能直接跳到K点时,一个持续增加人均收入的过程才会建立在一个相对稳固的基础上。这意味着或者要控制人口出生率,或者要将收入曲线从下降扭转为上升。后者也许会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

  马尔萨斯在他1803年版本的序言(Patricia James, 1989,2页)里曾提到他的人口理论“在比较人口和食物的增长关系时可能叙述得还不够有力和准确,有些最关键最有趣的部分或者一带而过或者整个漏掉了”。我认为,被漏掉的正是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即每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都有极限。他(如上, 11 页)说,“获取食物的困难对人口的强烈制约必然是经常发生的,它一定会从某处降临”。但他并没有精确地指明到底从何处降临。他(如上,13页)只是提到,“当土地不断地被开垦直到所有的土地都被占用时,每年还要增产粮食就只能依靠改良土壤。从土壤的特性来看,年增的这部分粮食不是递增而是递减”。

  这样,马尔萨斯强调了两个因素。一是土地面积的有限性,二是报酬递减。后者只是在他1803年的《人口论》版本里提到但并没有被很好地论述。它是在1814到1815年间的《谷物法》辩论中被确切地阐明为一个法则并由此而著名(见 Donald Winch(1973) 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的背景介绍,第IX页)。在我看来,报酬递减只不过是个现象而并非法则,因为它是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的结果。如果土地生产率是无限的,就根本不会出现报酬递减。这句话反过来说则不符合逻辑,因为它颠倒了因果关系。并且,“报酬递减”也没有精确地指明获取食物的困难到底是从哪儿开始的,只有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才具体和有形地告诉了我们获取食物的困难是从何处开始的。这样,土地面积极限和土地生产率极限就是两个实实在在的困难起源之处。

  因为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在马尔萨斯模型里被遗漏掉了,现代经济学辞典的人口陷井定义也没有触及造成该陷阱的真正原因。首先,人均收入本身难以成为人口陷井的原因,它只不过是劳动生产率的一个结果。假如劳动生产率高,人均收入必然高。假如劳动生产率低,人均收入也必然低。这句话反过来说肯定又颠倒了因果关系。所以,劳动生产率下降才是人口陷井的真正原因。其次,我们必须找出导致劳动生产率在T点之后相对人口增长而下降的那个因素。这样,我们就来到了问题的起源:土地生产率极限法则制约劳动生产率增长。

  农业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这是它与工业的根本区别。无论是农作物还是畜牧业的家畜都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并有自己的基因生长规律。这些规律是自然规律,人既没有制造它们也难以在生产中控制它们。因此,最终是它们决定着农业的产出率,但它们无法决定工业的产出率。并且,自然力法则,如阳光,水,空气,温度及昼夜和季节变化等等因素,也要制约农作物和家畜的生长和生命周期。一般来说,人也无法控制这些自然力和改变它们的规则。例如,北方的农民想在冬天劳动和获取收入,但老天使他们的愿望难以实现。我们知道,这些因素对工业的产出率几乎没有影响。所以,北方的工人在冬天照常劳动和获取收入。

  要证明自然法则对农业的制约,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土地产出率极限,即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永远都有个极限。无论在人类史的任何阶段还是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它都存在。无论在肥沃还是在贫瘠的土地上,它也存在。无论在传统还是在现代的耕作技术下,它还存在。它就象农业生产的一个玻璃天花板,人类的任何努力都无法穿越也无法移开它。技术进步最多只能把它逐步地往上推。事实上,整个农业发展史就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地把它逐步往上推的过程。

  我现在用表1来进一步显示:这一极限既先于土地报酬递减现象而存在,又是该现象出现的起因。表1的第1列是投入的单位序列和数量。第二列为在一个固定土地面积上依次投入的相应产量序列。第三列是每一特定投入单位的边际回报。其在第五个投入单位之前是迅速上升的,到投入第五个单位时达到顶峰,之后开始迅速下降,以至最后变成负数。第四列则显示单位投入的平均回报。其在投入第七和第八个单位时达到顶峰,随后开始稳步下降。请注意,第二列的总产出量是到投入第19个资源单位时才开始下降的。现在我们看到,324就是该固定面积的产出极限。正是它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导致了报酬递减。否则,就不会出现报酬递减。

  土地产出率极限法则既然是自然法则,那么它肯定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那时,每单位土地面积每年的植物生长量,如野菜或野果,肯定也不是无限的。而报酬递减只是人类出现后的一个现象,它是自然法则与人类经济活动相互作用关系的一个结果。从这一点来看,马尔萨斯模型那起因性的因素也没有建立在一个非经济的基础上,因为报酬递减是一个经济色彩很强的概念。

  我们还可把土地产出率极限看作既是相对的也是绝对的。静态地看,相对极限是人类历史某时点上所达到的那个技术水平下的土地产出率极限。它只可能比以前高,不可能比以后高。动态地看,技术进步有可能在下一个发展阶段把它往上推。绝对则意味着土地产出率极限的绝对性。在任何时间,地点和技术水平下它都无所不在(如阳光的年照射量不仅有限而且可能不变)。人类的努力不仅永远不能消灭它,而且往往受它制约,甚至受它惩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报酬递减。

  认识到土地生产率存在极限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这使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识和分析又深化了一步,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第一,土地生产率极限能够成为我们以往没有的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基准点。我们知道,作画只有有了一个基准点或透视焦点后,全部画面才能建立起相对于它的排列次序,否则就没有依托,就是杂乱无章的。显然,土地生产率极限既是真实世界里问题的起源所在,也能成为理论构建中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基准点。劳动报酬递减只不过是土地生产率极限导致的在各个时点上表现出来的一系列结果,所以不能成为这样一个基准点。

  

  

  资料来源::Ely, R. T. and G. S. Wehrwein, 1940, Land Economics, p. 53, Table 7: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returns.

  第二,认识到土地生产率存在极限使我们在方法上能建立起既可解释过去,又可预测未来的动态理论。能否预测未来尤其是鉴别真假理论的一个试金石。我在这里可以用京沪铁路作比喻。假设上海是土地生产率极限所在,但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因为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概念和相应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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