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上天待我厚矣——幸能跻身法理学研究的前前后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64 次 更新时间:2009-03-29 19: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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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章润 (进入专栏)  

  

  现如今,我也算是一个“搞法理学的”了。两肩上架一个脑袋,以琢磨法理为业;黑板前研磨粉笔,靠贩授法理谋生。如我辈平凡学人,虽朝夕怵惕,一生勤勉,终究资质平平,学术生命有限,通常花甲即解甲,因此,倘无天灾人祸,此生来去,恐怕概乎于此。法理即人情,也就是世道,人情世道合为人生。起居于人情世道,职业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职业,而见闻不出校园,校园即家园。此生此世,做个这样的教书匠,守昏待晓,总把流年,付与晚生,真是惬意。

  上天厚我多矣!

  

  一

  

  不过,想来“搞”这法理学,还真不容易呢!这不,西元两千年春,回国后不久,清华大学法学院二楼会议室,一位中国法制史专家就曾指着我的鼻子质问:“你,到底是搞法理学还是刑法学的?讲清楚!”辉煌灯光下,唾沫星子如微型高压水龙,排挞而出,也无东风吹破,正堪怜。那口气,那架势,如今五十来岁的人,都会似曾相识,就差不是芙蓉镇上斗右派了。——说来可笑,不就是“评职称”嘛,这么凶巴巴的,何必呢!再说,多大个事?借用一句“川普”,这真叫做“俅莫名堂!”

  其实,“名堂”还是有的,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凡事大抵皆有因果。二十世纪中叶以还,中国的高等教育备受摧残,运动接着运动,改造之后还要改造。政法学院首当其冲,文理皆废,培养出来的不少类皆准文盲。法制史专家们不幸遭逢其时,身罹其中,不仅最为宝贵的求学时光虚掷于无谓嚣嚷,而且半世撂荒,误了农时,永难翻覆,一辈子便搞不明白学科分际与科际整合的道理,更无自家学思成长的体认,真正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而“阶级意识”强烈,派性超出了人性,强不知以为知,不知自己不知,于是,遂在晚辈面前表演了出出丑剧。

  是的,原来我还真不是“搞法理学的”呢!1979年选读法学院,并非因为追求“公平正义”的伟大理想,亦非受到高人点拨,登高自卑,顺藤摸瓜,而是随着“高考”的时势,顺流而下,“跟着走”。赶上了好时代,准许你“跟着走”,还不乖乖的,赶紧点儿。至于法学是个什么玩意儿,究竟与粮票户口有什么瓜葛,将来又将如何,有无“前景”,天知道,鬼晓得,又哪里考虑得了那么多。那时节,祖国大难不死,百姓劫后幸存,恐惧未远,觳觫立世,吃饱饭不挨整是最大理想,怎么会意识到“人生道路的自我选择”,又怎么会谈得上日后叫做什么“人生设计”的捞什子呢!

  朋友,这叫做“高考”的东东,对于贫寒子弟来说,可算是天梯呀!当一切垄断于少数集团之际,它好比在无形的社会藩篱上炸开了一个口子。攀上了,钻进去,日后混碗饭吃,保住个人形。攀不上,钻不进去,没准衣食无着,虽号为人,其实连鬼都不如。纪念“高考”制度恢复30年时,当年的老知青们,如今的爷爷奶奶,大叔大妈,抚今追昔,百感交集,涕泗滂沱,口口声声“高考改变命运”,不是矫情,不是软弱,实缘于切身遭际,惨烈人生,因而有此喟言呀!先此十年,邓公仙逝,他们哀悼不已,一把鼻涕一把泪,同样就在于无邓公力主,即无“高考”制度的立刻恢复,还什么命运不命运的呢!再拖上几年,两鬓飞霜,可就真是“伤心处,高城望断,江山有恨,灯火已昏黄”了。因而,落花尤在,还是斜阳,霜鬓知他从此去,一切都无需计较了,只剩下了感恩戴德呀,我的兄弟姐妹们!笔者作为当年赶上高考班车的小弟,虽无此深刻历练,但背景相同,心性如一,遥体人情,悬想世事,设身处地,推人及己,因而情不能已,也曾哽哽咽咽陪同撒下了串串泪珠,同样还是缘于切身遭际。

  的确,“高考”不仅让亿万青年及其家庭重新看到了提升自己社会阶层的机会,提供了实现长期被否定和埋没的个人理想的现实途径,而且,它肯定或者被迫变相肯定了个体享有经由个人奋斗、提升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的天然权利。反过来说,它等于被迫承认,人的生命不能被无辜浪费掉,一切世俗权威均无权以人本身作为实现乌托邦的工具,任何体制与权力以理想的名义糟蹋个人生命价值,均为罪孽,深重的罪孽,人世间最为深重的罪孽!

  

  二

  

  在此背景下,我入读法学院,既没感到兴味盎然,亦未觉得兴味索然,冥行擿埴,还是一个“跟着走”。——逆来顺受与深度叛逆,似乎构成了我们这一辈人性格的宿命。而压抑时代的阴影之笼罩终生,与自始即决绝冲决罗网、拥抱自由的激昂,一直并存于灵魂的幽微深宅。它们造就了我们这一辈人,同样将“这一辈人”限定在历史的定格里,恐怕非“鸟巢”一代所完全了解,亦非其能够真正理解。不过,似乎从一开始,并非仿佛依稀好像大概差不离儿,我对于“热闹”型的讲课与真正学理型的阐释,所谓“干货”与“水货”,即有清晰区辨,反感学院教授以明星做派作秀于大江南北,游谈无根,靠插科打诨、街谈巷议取悦听众。因而,当时一位以做“青年工作”名世,而善于演讲的北京学者莅校叫嚣,人山人海,如火如荼,我则冷眼旁观,心怀冷笑,鄙夷透顶,真是少年轻狂。

  读书为求心安。两年下来,发现真能让自己神往而不返的,是所谓展现人类理性无远弗界的浩瀚时空的思想学理性内容,而非规范法条性的记诵之学;扣人心弦、感极而泣的,是充盈悲悯仁慈心肠,宣扬普遍之爱的人文精神,而不是什么法权程序主义的逻辑算计。因而,对于法理和法律史,曾经心心念念,以为大有裨益于人心。对于“市民生活一般条件”的法权体系,亦且心有所钟,欲穷究之,思光大之,以致公天下,有助于现实人生。不幸,少年无知,凡此憧憬竟被课堂讲授的窳劣一下子扫荡净尽,很长时间里,对它们再也提不起任何兴致来。相反,感谢母校讲授“政治课”的授课群体,包括教授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共运史的老师们。如今回头一看,他们是我大学四年学徒生涯中,真正给我社会、历史视野与智性启迪的恩人。是啊,法条主义的规范训育若无社会历史来提供人文背景,充其量只能制造出无人性的法律工匠,自郐以下,只怕是陈水扁式的厚颜无耻的法棍;程序主义的逻辑算计固然让法律理性长上了翱翔正义天宇的翅膀,可要是怜悯与仁慈缺位,便徒然只剩下刻薄寡恩的阴谋诡计,而它们是权势者牟利的利器,穷弱者不得不忍受的枷锁。如今回想,在人文教育普遍阙如的贫荒情形下,这些“政治课”多少起到了一些替代作用,歪打正着地引导其听众神驰八极,冲破思想的牢笼,去想象未知的世界,去追寻不可寻的未来,恐非其创议者们始料所及的吧!

  置此情形,几位刑法学专业老师的讲授,即刻攫获了少年的心。康松林教授,身材高挑,背微弓,面目清癯,带一副金丝边镜架的深度眼镜,好像总是不温不火,洵洵蔼蔼,穿戴工整,在那年月的政法学院,可算是凤毛麟角,也许只有讲授法律逻辑学的雍奇教授堪能比肩媲美。赵长青老师身量不高,小平头,行动敏捷而稳重。声清脆,口齿清晰,授课层次有致。赵老师的最大特点是将复杂案情叙述分析得头头是道,张驰自如,而从不恃才卖弄。如今我也做了几十年教书匠,这才明白,他们课外付出了认真备课的工夫,才会有此课堂上“信手拈来”的功夫。伍柳村先生年事已高,而神清气爽,风度不减。每开讲,娓娓道来,要言不烦,东西纵横,时有幽默,一下子让我们看到了某种久违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质与坚守,一种我华夏文明传统养育下特有的读书人形象。——先生派曾右,身劳改,二十多年里被整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甚至只能长街叫卖,拉板车为生。劫后余生,重登杏坛,老人家将岁月风霜尽掩于谈笑,于辟雍论道中寄忱人间离合。而饮水曲肱,天假遐寿,硬是活给你们看,奈何天!

  

  三

  

  如此这般,1983年秋,几经辗转,来到法大,就读刑法专业。不到半年,开始觉得“选错了专业”。——还是“跟着走”埋下的隐患。1986年毕业留校,教授犯罪学与劳改法,愈发感觉隔膜,从心底里厌恶自己的“专业”与“环境”,而朝夕耽溺于文史。——“十年浩劫”,不,不止是十年的浩劫,在中国高校形成了一整代心性、气质与智能均不适合道问学而尊德性的从业人员。勉强因应,忧患有加。当其时,我们作为小辈,只觉得与他们无话可说,反倒与“旧社会过来的”老辈心心相映,而形成祖孙对话不已、心怀戚戚的情景。话题收回来,谋生与兴趣,职业与志向,有时竟是相距遥远,对于多数人而言,恐怕也只能是终生单相思,真羡慕二者合一的人生。

  耐着性子干活,三年后,征得法律思想史教研室主任同意,提出调动。法律系主管“人事”的总支书记一句话,“专业跨度太大”,就轻轻打碎了我的梦想。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另一重原因,此处按下不表。——对她这一辈人来说,“专业”意味着食槽,食肉与食草乃曹汉不两立,不知道天下还有杂食动物,而人就是头号杂食的物种。她不想一想,也未必懂得,对于一个27岁的青年教师来说,就法学而言,哪怕此时一切从头开始,也还来得及吧!

  这不,许多本、硕阶段并非法律专业的考生,凭藉别种资源,转习法学后,反倒尤有优势。但看今日法学界的衮衮诸公,不少人五人六的,还不是“半路出家”。有时候,碰到一个“马列专业”或者“外语专业”转习法学的愣头青说我,“你原来不是搞法理的?”不禁哑然失笑,恍然于“总支书记”们后继有人。禁锢太久,见闻限于一隅,心性日趋薄狭,怎么能怪他们?再说,那时候,虽说距离地老天荒的太古已久,以“左”之一词一言以蔽之的极权政治似乎亦已作古,但好像“专业思想不牢固”,还是一桩不大不小的错呢!没批评教育你,就算宽大为怀了。

  我的第一次“改换门庭”的尝试,就此草草结束。想起古人“芳信难寻,风流万般,没个做处”的诗句,也曾颇感暗自神伤呢!几年后不得不挈妇将雏,出洋留学,此为原因之一。到底还是年轻,不谙世事,彼时彼际,竟然曾经不时发出过诸如“伟大的导师,你在哪里?”这类闷极而生的呼唤。幸好,“人家外国”的学制里没有“专业思想”牢固与否一说,相反,似乎鼓励跨学科的流通,我遂得实现专业与人生的合一。回国前,就授课等项事宜与我此刻服务的法学院反复接洽,也是顺着这一路径下来,一根筋不转弯。其间电话与信函不断,两相情愿,卿卿我我,一切停当,一百个放心,遂打点行装回国。不料,到校第一天,还是管“人事”的书记,——这回不是“总支”的,而是“党委”的——突然改口,告谓经“了解”在下学术背景的“同事建议”,为了加强“刑法专业学科建设”,要我教授刑法学,并以“驾轻就熟”相勉复相压。对于他的变卦,我始则错愕,继则连我自己也很吃惊地耐心解释。十年飘摇,早无头角,只盼做个良民。如今回想,深为当时自己齿德未及不惑,而心志皆老暗生怆然之慨。记得当时我说,我那点刑法学知识早已荒疏,实在不恪教学,而且也的的确确不喜欢这门“学”——在我看来,它也没什么“学”可言。再说,更为主要的是,我们的协议中并没说过要我讲授这门课程呀!

  说来有意思,晚近半个多世纪里,中文 “书记”(基层单位)一词由旧日“所指”跑龙套的文书,变成了“能指”的权力垄断者,而权力是硬通货,不仅掌握前程与钱途,甚至垄断认识与真理,酌情批发与零售。教授们再清高,也不过是打工仔。不听话,甚至得罪了他们,可是要付出代价的。特别是碰上了此刻这位仁兄,一个充满病态,不折不扣的党棍,肯定有你好看的,瞧吧!那时节,无着无落,懵懵懂懂,似乎有些明白,终无切肤之痛,因而竟敢据理力争,甚至于准备一甩袖子滚蛋。结果是,我不用为“加强刑法专业学科建设”服务,但也不许我讲授法理学。即便如此,实际上,此后的几年间,我还是被迫“英文授课”,把刑法讲授了若干回。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不然,那就讲授宪法学吧……”

  记得对面此话一出,我高兴得差点笑出声来。西元2000年以还的一年多时光里,春秋两季,外加暑假,我将宪法学讲授了五个来回,不觉其苦。一年后,宪法学“学科建设”也无需在下做临时工,我遂得坐讲明堂,自此天天与法理打滚一堆,终于成了个“搞法理学的”了。——其实,法理存在于一切法律现象之中,宪义便是法理,顶顶要命的法理,只有“文书”才不明白。但是,不听话,自此埋下嫌隙,乃有三个月后的正面冲突,也才有善于揣摩上意,赶紧“站队”的“中国法制史专家”的那番“名堂”了。——嘿,可不要小瞧这玩意儿,真正应了诗人骚情,“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呢!

  

  四

  

  是啊,法理存在于一切法律现象之中。正如法律理性使得法律之成为法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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