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熙德:缔约30年来中日关系的演变轨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75 次 更新时间:2009-03-28 22: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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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熙德  

  

  [内容提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年来,两国关系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周期,其中包含着政治、经济、心理与舆论等领域之间既同步又非对称发展的周期。2008年5月中日两国领导人签署的第四个政治文件,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的两国关系做了重新定位和定向。但是要把走向“双赢”的目标变为现实,则依然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中日关系 和平友好条约 政治周期 第四个政治文件

  

  200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30年来,中日关系有了空前的发展,同时也经历了一些波折,呈现出结构性矛盾动态演进的局面。本文旨在勾勒出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演变轨迹,概括和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并对下一个30年的中日关系做一展望。

  

  一、“6年”+“30年”的总结

  

  (一)1972-1978年:从复交到缔约的“6年”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周总理曾就中日关系问题多次提到“先复交、后缔约”的“分两步走”设想。 1972年9月,中日以发表《中日联合声明》的方式实现了复交。其后,根据该声明第八条的规定,缔约问题便提到了议事日程。孰料,本应顺理成章的中日缔约,却在“反霸条款”问题上卡了壳。

  所谓“反霸条款”,是《中日联合声明》中已写入的如下一段话:“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中方主张把这一条文写入条约,而日方对此提出了异议,双方缔约进程竟然花费了六年的时间。究其原因,中日缔约过程受到了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1. 国际环境的波动。

  “6年”前期,苏联因素成为阻碍中日缔约的主要因素;“6年”后期,美国发挥了推动中日缔约的关键性作用。

  1974年,缔约问题提到了中日两国的议事日程。但是,缔约谈判很快就在“反霸条款”上搁浅。日方之所以对这一条文提出异议,首先是基于对当时美苏缓和局势的评估和欲缓解苏联疑虑的愿望。

  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苏争霸和军备竞赛出现了“苏攻美守”态势,美国变得更加重视发展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1978年5月,卡特总统明确表示希望日中尽快缔约。此举促使福田首相在日中缔约问题上变得更加积极。

  2. 日本内政与外交政策的变化。

  1974年11月26日,田中角荣首相因涉嫌“资金来源问题”而宣布辞职。12月9日三木武夫组阁。三木内阁着手修补日台关系,并十分顾忌来自苏联的压力,因而对日中缔约采取了消极态度。

  1976年12月成立的福田内阁标榜“全方位外交”,在最重视日美关系的同时,在中苏之间采取了“等距离”姿态。

  到了1977年秋季,由于日苏关系迟迟未能得到改善,福田首相终于决定把日中缔约优先于对苏关系。同年11月改组内阁时,福田任命积极主张日中缔约的园田直出任外相,取代了实现日苏复交的鸠山一郎的长子鸠山威一郎。

  3. 中国内政与外交政策的演变。

  中方始终主张把“反霸条款”写入中日和约,但其具体应对方式则逐渐转向对日方立场给予照顾的灵活方针。

  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积极推进了对日友好政策,但于1976年4月又被停职。在当时的国内政治背景下,中国在对日缔约谈判中的回旋余地十分狭小。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7月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强有力地推动了中日缔约进程。

  4. 中日在缔约谈判中的相互作用。

  1974年9月26日,乔冠华副外长致函木村俊夫外相,提议开始缔约谈判,得到日方的同意。1974年11月10日起,中日举行了十几轮缔约预备性谈判,但终因“反霸条款”问题而陷于僵局。 1975年5月初,缔约预备性谈判中断。

  1976年12月24日继三木武夫组阁的福田赳夫,在日中缔约问题上比三木更加积极。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了领导职务后,表示要加快实现中日缔约。1977年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表示,“其实这样的事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钟,就是两个字'签订'”。1978年1月21日,福田首相在国会施政演说中表示:“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福田赞同把“反霸条款”写入条约正文,但主张增加“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的“第三国条款”,中方给予了积极回应。

  1978年5月3日,卡特对来访的福田表示,希望中日早日缔约。福田由此就恢复缔约谈判下了决心,并积极说服了自民党内的“慎重派”。

  1978年7月21日起,中日恢复缔约谈判并进行了15轮谈判。同年8月12日下午,中日双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该条约于8月16日在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10月16日和18日分别在日本众参两院通过。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日。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在东京举行,邓副总理和福田赳夫首相出席了仪式,条约由此正式生效。

  代表中国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上签字的前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曾说,条约是两千年来中日关系史上第一个真正平等的和平友好条约,是基于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历史性总结,是真正反映了两国人民意愿、维护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条约。

  (二)1978-2008年:四个“30年”的内在联系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30周年,同时也是邓小平访日30周年。这三个30周年的重叠并非偶然,而是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

  在1978年10月访日期间,邓小平考察了日本的城乡与产业,深切感受到了中日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邓小平从二战后日本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借鉴了许多重要思路。比如设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提出建设小康社会人均800-1000美元的指标,还有引进先进设备、进口高品位原料、创建上海宝钢等。中国的很多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也是借鉴了日本的做法,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对公共事业的投资,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在邓小平的直接倡导下,学习日本的经济管理经验和先进科学技术,成为席卷中国的一大潮流。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主要途径的现代化路线。

  三个“30年”启动了第四个“30年”。1979年12月5日大平正芳首相应邀开始访华时,向中方做了提供政府开发援助资金即日元贷款的承诺。在中国急需外汇之际,日元贷款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

  

  二、30年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周期

  

  回首缔约以来的30年,中日关系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周期,其中包含着各交往领域之间既同步又非对称发展的周期。

  (一)政治周期:和平友好-政冷低谷-新的暖春

  复交和缔约,推动20世纪70-80年代的中日关系进入了堪称“蜜月期”的历史上最好时期。这一时期,中日间在历史、领土、台湾、经贸等问题发生了一系列摩擦,但这些摩擦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和及时解决。

  1993年以后,中日关系逐渐出现了重新调整的波动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国际环境变化是其外部原因。苏联解体、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美国把中国视为东北亚地区的下一个主要潜在对手,开始加大“扶日抑华”的力度,日本也以“挟美制华”方针与美国互相呼应。

  日本政治变化是重要原因。1993年,日本政治的“1955年体制”崩溃,以社会党为主要代表的“革新势力”衰落,出现了“政界总保守化”趋势。日本国内否认侵略历史、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否定东京审判的势力空前得势,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政治底线不断受到冲击和挑战。

  中日双方条件变化是重要基础。第一,随着中国国力不断追赶日本,“中日两强”局面初现轮廓,中日竞争心理日益增大;第二,中日“联合制苏”的战略环境消失,两国在政治与安全上的矛盾开始显现;第三,两国舆论的相互作用日益密切化、敏感化,两国民众的相互认识和感情出现负面变化。

  以此为背景,中日间在历史、台湾、安全、领土与海域、经贸与经援等五大领域频频发生摩擦。1995-1996年,中日关系陷入复交以来的最低谷,出现了第一次“政冷经热”局面。

  1997-1998年,中日关系出现了“回暖”趋势。1998年11月,中日两国首脑就“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发表了第三个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宣言》。1999-2000年,中日关系在“回暖”的轨道上继续前行。

  2001年以来,中日政治关系主要因小泉纯一郎首相五年间六次参拜靖国神社而陷入比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那次更冷、更长的第二次“政冷”低谷。

  小泉推行五年多的“参拜政治”,使日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使其海外经济利益严重受损。日本社会出现了“参拜疲劳”症状。 2006年9月26日当选新首相的安倍晋三,上任伊始就修正了小泉路线,表示坚持反省历史的立场,并表示希望最先访问中国。同年10月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宣布:“中日双方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和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健康发展达成一致。鉴此,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邀请,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将于10月8日至9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2006年10月8日至9日,安倍首相应邀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这次访问标志着中日首脑互访因小泉执政期间连年“参拜”而中断五年后得以恢复,因而被称作“破冰之旅”。安倍首相建议两国建立“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中国领导人欣然予以接受。

  2006年4月11日至13日,温家宝总理对日本进行了“融冰之旅”。温总理与安倍首相就两国间“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内涵达成了共识,并拟订了具体落实计划。

  在中日关系“回暖”进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制冷”因素。2007年3月1日,安倍首相发表否认当年日军强征“随军慰安妇”罪行的言论。安倍首相倡导建立的“日美澳印价值观联盟”和麻生太郎外相倡导建立的“自由与繁荣之弧”,明显包含着针对中国的意图。

  2007年7月29日,自民党在第21届参议院选举中惨败,安倍首相9月12日宣布辞职。9月25日,福田康夫当选新首相。福田明确表示,将不会在首相任内参拜靖国神社。出任首相伊始,他又决定在新版《外交蓝皮书》中不写入“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概念,因为这一外交方针被视为具有“围堵中国”的意味。福田首相还明确否定了“中国威胁论”,并在访问美国时提出了“日美关系与亚洲外交共鸣”的外交理念。2007年12月27日至30日,福田首相对中国进行了被称为“迎春之旅”的访问。

  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了“暖春之旅”,与福田首相一道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的中日关系做了重新定位和定向。

  (二)经济周期:日本拉动中国-中国拉动日本-中日对等合作

  中日复交、缔约的70年代,两国关系出现了“以政带经”、“政经互促”的新局面。

  1978年12月,中国确定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路线。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形成了学习和借鉴日本的经验、引进日本的技术与资金的思路。

  1979年12月,日本决定向中国提供以日元贷款为中心的政府开发援助资金。在中国急需外汇之际,日元贷款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中日经贸关系以贸易、投资、经援为三大支柱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也有日本政府资金合作的一份功劳。

  就经济周期而言,先是日本发挥了拉动中国经济的作用。从20世纪70-80年代,中国经济对日本的依赖程度很高,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较小。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腾飞和日本经济萧条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特需”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

  在20世纪70-80年代,政治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十分明显。90年代以后,两国经贸关系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政治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大大减弱,“政冷”局面也未能完全阻挡“经热”势头。

  (三)心理与舆论周期:友好氛围高涨-相互感情恶化-重新认识对方

  在中日友好氛围高涨的“蜜月期”,中日关系进入了以友好感情为驱动力的发展阶段。但是,这种热情逐渐减退,加上两国在历史认识等问题上陷于“政冷期”,中日民众情感和舆论氛围不断恶化。民意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好感度在90年代中期的“政冷期”严重滑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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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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