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根千枝:中国与印度:从人类学视角来看文化边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7 次 更新时间:2009-03-27 1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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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根千枝  

  

   摘要:中国与印度是相邻的文明古国,两国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性,这些共性源自两国的地理幅员、人口规模和悠久历史。西藏地区位于汉文化和印度文化之间,汉人和印度人在与藏人交往时显示出不同的态度,这与中国和印度两种文明的特征和两个社会的不同性质有关。在文明的传播过程中,汉文化的传播与印度梵文化的传播也有各自的特点。文章最后就汉人、藏人和日本社会对源自印度的佛教采取的不同的接受方式,探讨了各自社会文化传统的特征。

   关键词:文化边陲;汉化;梵化;佛教

   作者简介:中根千枝,女,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系,就读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社会人类学系,1959—1987年任教于日本东京大学,现为日本东京大学荣誉教授。

   *本文为中根千枝先生在2006年12月16日北京大学“首届费孝通纪念讲座”作为主讲人所做的主题讲演,原文为英文,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戎教授译成中文。

  

   作为首届费孝通纪念讲座的主讲人,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并不想在这一个讲座中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社会进行全面的比较,我想在这里谈的是,我自己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在这两个国家中生活和从事研究时的一些亲身感受。从很早时候开始,我的研究领域之一是中国的西藏地区,我曾经分别从中国内地和印度一侧的喜玛拉雅地区出发旅行到藏区,从事西藏研究的田野调查,为此我在这两个国家里一共生活了好几年。

   我第一次来到印度的加尔各答是在1953年,对我来说,这里的每一件事都具有异国情调,同时也令人惊奇。但我很快就回想起我早些时候在中国北京生活时所感觉到的十分类似的氛围,这种熟悉的氛围使我容易和轻松地开始了在印度的生活。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这种感觉肯定来自一种只有在一个幅员辽阔并具有悠久历史的大陆社会才会产生的社会氛围。尽管中国和印度通常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但事实上它们也显示出一些令人关注的共性。

   请让我首先指出我在这两个社会所观察到的一些重要的方面,并从社会-地理环境的角度来探讨“汉化”和“梵化”在这两个国家的影响,最后我想讨论一下中国西藏、中国内地和日本三地在接受佛教时的不同态度。

  

   社会-地理环境中的共同特点

  

   首先,中国和印度这两国内部的各区域间在语言、区域文化特征上都显示出了巨大差异,这些地区差异与目前的行政单元大致吻合:中国有23个省,印度有25个邦,除此之外还都各有一些特殊的行政地区(如自治区和直辖市)。两个社会都可以被粗略地区分为北部和南部两个部分(如中国的“北方人”、“南方人”:“北印度人”、“南印度人”)。这些划分与各自地区居民的饮食与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在北方,人们主要的食品是小麦,而在南方主要食品是大米。

   其次,两个社会内部都包含有许多少数民族群体和一定数量的穆斯林人口。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而在印度大致有400个(缺乏制度化的统计数字)。在印度,这些少数群体被称为“部族”,其中大多数是人口不多的小群体,平均人口规模约在30万人上下。这些少数民族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边远的山区,也有少数人居住在印度村落外围的贫瘠平原上。他们的居住地散布在许多地区,包括几乎所有的邦。他们集中聚居的地区是印度东北部的边境地区,包括阿萨姆邦。这些山地部落居住的地区从东北部一直连接到缅甸的北部、泰国北部和中国的云南,这样就在这一狭长地区形成了一个山地部落的分布带。虽然这些部落在各国被划分为许多小族群,但是这些人群所居住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基本上相似,所以从印度的阿萨姆邦到中国云南的这一地带可以观察到在当地族群之间存在着种种联系。

   不同于这些南方的山地群体,中国有几个十分重要的少数民族群体,它们不仅人口规模要大得多,而且它们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曾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的甚至统治过中国。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对这些少数群体的研究工作,在中国主要是由偏重历史的民族学家们来开展的。这些研究成果的最好代表是费孝通教授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些民族的历史情况,而历史对于理解这些民族是最关键的。而在印度,对少数群体的研究工作主要是由体质人类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来进行的。由于研究领域和专题的不同,学者们所采用的学术研究方法也就难免有差异。

   回族穆斯林人口是中国总人口的0.7%,中国10个穆斯林民族的人口为中国总人口的1.6%.穆斯林人口是印度总人口的1.7%,印度的穆斯林人口甚至超过了巴基斯坦的总人口。这些穆斯林人口和印度人(Hindus)一起构成了印度总人口的93%.在中国,回族仅是许多个少数民族之一。而在印度,穆斯林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这与在英国人统治之前统治了印度长达300多年(公元1526—1540年,1555—1858年)的莫卧儿帝国的影响有关。莫卧儿帝国对印度的影响,可以与清朝在中国的统治(公元1636—1911年)相比较。

   今天,穆斯林人口在这两个国家的地理分布方面具有相同的模式,他们散布在国家的各个地区,而且他们聚居区也都在各自国家的西北地区:如回族聚居在中国的甘肃、宁夏,印度的穆斯林主要居住在克什米尔。他们的居住现象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都居住在多数民族和其他民族(如藏族)交界之间的地区。费孝通教授曾经称之为中国西北的“伊斯兰走廊”,而我在印度西北部地区也发现了完全相同的情况。所以,不论我是从中国内地还是从印度进入藏区,我总是必须首先经过穆斯林居住区。

  

   “汉化”与“梵化”的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同为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大陆社会,中国和印度的社会结构中具有巨大的差异性,那么造成各自统一和内部融合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我认为必须从“汉文”和“梵文”在文化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当中去寻找。这两种语言在古代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且这两种语言和相应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都是两个国家上层社会中的那些有教养的人。当然,经过了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之后,由这两种文化所包含的基本观念已经逐步渗透到了社会的普通民众当中。

   汉文承载的特殊文化,可以在政治思想的伦理当中体现出来;而梵文则揭示出社会制度中的哲学与宗教思想。两者都对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汉文化的代表是中原的政权,“汉化”即汉文化向四周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皇朝政治体制的行政权力来推动的,接受了汉文化并进入到这一政治体制的人们,就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组成部分。

   “梵化”体现的是基于印度价值的一种社会秩序,特别体现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上。不论是种姓制度内部或外部的人群,凡是接近和发展出与这一秩序相似特征的人群就会逐渐成为印度社会的成员。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能以某个个体加入印度社会,而必须以一个群体的方式成为印度社会的组成部分,成为印度人。于是,“汉化”和“梵化”就分别在中国和印度产生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同的社会,由于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吸纳新的成员,这两个社会没有像目前的民族-国家那样的明确的边界,它们的边界都是模糊的。

   我再举一些边缘地区族群交往的例子。在汉人与藏人有密切接触的边缘地带,我们观察到一些十分有趣的现象。这里的汉藏交往不仅造成一些族际通婚,这些通婚的夫妇的居住也有其特点,在这些的汉藏通婚案例中,汉人男子与藏人女子通常都生活在藏区,而很少见到藏族妻子迁往并生活在汉人地区。同时,那些在藏区生活了几代的汉人家庭都被藏化了,根本看不出来他们是藏人还是汉人。而且我发现,在那些地区的汉人具有令人惊奇的能力来克服他们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差异。在这些地区,藏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汉人的文化。例如作为当地社区或寺庙首领的藏人一般都会讲流利的汉语,而且通晓汉文,通常在他们的藏族名字之外还有汉人姓名。一眼看过去,很难看出他们是汉人还是藏人,但是他们对自己的藏族身份认同还是很清楚的。

   但在印度这一侧印藏相邻的基层社区里,情况则很不相同的。几乎没有印度人生活在藏区。在这些文化边缘地带,印度人-藏人的接触比起汉人-藏人的接触来,要少得多。然而,许多藏人包括贵族和农民,很长时期以来都在冬季为了朝圣而访问印度,他们对印度有着崇拜的心情,因为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当地的印度人也以友好的态度接受了这些佛教徒。一些上层的藏人过去在印度喜玛拉雅地区还有住所,他们与印度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但是在印藏之间的通婚却极少发生。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印度人在他们内部一直严格地实行种姓内婚,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即结婚的对象必须属于同一个种姓,但又来自不同的家系。

  

   社会的构造

  

   我刚才讲到了“种姓内婚”。印度的种姓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社会制度。在谈到这一点时,我想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社会结构进行比较。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费孝通教授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在中国社会,“自我”是一个起点,社会关系像同心圆那样一波一波扩展开来,最后达到了最外圈的“天下”。这些关系的性质是灵活的,而且在各组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

   当你观察印度的种姓社会时,另一个很不同的模式显现出来。印度社会是由无数群组构成的,它们形成一个镶嵌模式。由种姓作为代表,每一个群组都是一个边界清晰的实体。群组的聚合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如地缘联系、相同职业、在种姓等级制中地位的相近,等等。此外,印度的种姓主要还是一个职业群体,每个种姓都有一个特定的职业,这样的例子很多。为了维持日常生活与经济活动,每个种姓都需要其他种姓提供的服务,通常会需要30个以上不同种姓的配合。于是,它们和其他种姓之间保持着经济功能方面的联系。但是其中任何一层联系都不可能扩展到整个社会。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不管一个人在印度社会里走到哪里,不管当地的语言和习俗如何不同,他都可以发现那里有着关于种姓体系的相同原则,也许各地会有些小的变化,但他们都分享着同一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的基本原则。所以他们可以辨别出其他人的身份,也因此确定自己的身份,马上就可以根据这一身份把自己纳入到当地的社会结构中,而不需要任何基于血缘或亲属关系的联系。所有的个人和群体,都属于不同的种姓,都认同这一个种姓体系,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位置,即使是迁移到其他地方,也很容易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样一个体系的运作中,一个社会的整体凝聚力也就产生了。

   这两个社会的图景呈现出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尽管在两个社会组织结构的构建上存在差异,但我们在社会组织的“核心”里还是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共性,那就是“家庭”的重要地位。在这两个社会中,传统家庭结构的理想类型是相同的。在家庭的基本结构中既有家庭成员之间垂直的关系,同时也有横向的平行关系:既有垂直的父子关系,也有父母相同的平行的兄弟关系。这样一个水平和垂直交叉的结构,固定了家庭的核心,家庭成员的亲属关系再扩展到外部的成员。在一个家庭和一个父系宗族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其功能边界的产生取决于一些既定的场景,如共有的财产、成员们的个人因素。

中国的父系关系的识辨根据族谱可以上溯或者下延许多代,这里我们就会想到中国的祖先崇拜。在印度,父系集团被称做“gotra ”,它构成了一个种姓群体的组成部分,一个种姓群体由许多不同的“gotra ”所组成。“gotra ”的功能就是建立起共同成员身份的认同,而不是表现与祖先之间的关系。每个“gotra”有一个共同的神龛和名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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