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义,两种模式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的飞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52 次 更新时间:2003-12-17 21:32:22

黄宗良  

    摘要:本文用“一个主义,两种模式”来概括描述了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阐述了两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异同,分析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产生不同模式的原因。

    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观念是什么关系?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全面正确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对于不断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这个问题现在表面并没有什么争论,实际上多年来一直或明或暗地存着明显的分歧。在国内外学术界中,时隐时现地存在一种倾向,夸大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的差异,甚至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否认前者是对后者的继承和发展。毋庸讳言,在这种倾向中,既有褒毛贬邓的,也有褒邓贬毛的。

    这些年也出现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龚育之认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一脉相承,两个阶段”,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不是枝节的发展和补充,而是开创了新时期、开辟了新道路、开拓了新局面”。[1]山东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认为,“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继承、纠正和发展的关系,其中继承是前提,纠正是契机,发展是主体”[2]。这些成果都既强调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①(①这里有必要说明,如果说邓小平理论与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基本上是一个概念的话,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却不能完全等同。笔者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应该包括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观念,特别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而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是区别开来的。),又指出其差异性。其正确性是不必否认的,但也确实使人产生一种不满足感。如何更鲜明和准确地概括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二者的关系呢?笔者经过初步研究,把它概括为“一个主义,两种模式”。

  

      一

  

    先讲“两种模式”。

    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在他们的理论指导下产生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模式。

    何谓社会模式?我们这里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发展道路、运转机制,而主要是指体制。②(②模式一词按其本义,指的是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仿效的标准模式。这里实际上只在“类型”的意义上,而非在“模式化”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毛泽东领导时期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总体上说是搬用了苏联模式。

    这种照抄照搬苏联模式问题,在经济体制和经济文化建设上表现尤为突出。如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建立了以指令性的计划管理为主要特征、以行政方法为主要管理手段的体制。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3](P831)。在文化教育体制上,也存在这种情况。甚至因为某些具体的管理机构设置不同于苏联而自责犯了原则性错误。毛泽东曾举一例说,“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4](P285-286)。这完全是把苏联具体的管理体制神圣化了。

    仿照苏联模式表现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是采取苏联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在政治体制上,如干部管理体制和党委对政府部门的直接对口领导体制,以及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都是模仿苏联体制的表现和后果。

    诚然,在讲到照搬苏联模式时,必须同时作如下说明:

    第一,我国在1950年代在“学习苏联”的口号下,仿照苏联模式当时是收到了积极效果、取得重大成果的。

    第二,我们在体制建设上并非一切都照搬苏联模式。特别是在政治体制和政治建设上,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国情,吸取了苏联模式的某些经验教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这个体制同苏联政治体制的区别有四个方面。其一是没有照搬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后者同前者的突出区别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范围,而俄国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后是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其二是我们没有沿用苏联的苏维埃的政权构成形式,而采取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三,我国形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主党派的存在、各级人民政协的建立,是我国政治体制与苏联的共产党一党独存、一党执政的体制的重大区别,也是前者优于后者的重要表现。其四,我们没有搬用苏联的联邦制的国家机构形式,而是建立了单一制的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等。

    第三,1956年苏共二十大尖锐揭露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一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又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发展的新课题。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集中表现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中。这个报告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在重、轻、农三者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民族关系、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中国和外国等关系问题上,初步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的若干新方针。这实际上也是提出了探索有别于苏联模式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邓小平同志后来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毛泽东同志这个时期的探索是一脉相承的。

    可惜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探索在1957年很快就中断了。“文革”前的十年中,尽管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又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和体制建设的许多经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严重失误。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开展“反右倾”斗争、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1963年中苏大论战、开始农村社教运动、1965年提出重点整“党内走资派”……这些使得“文革”十年的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水到渠成”。

    虽然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不是照搬苏联模式的问题[5](P237),但与苏联模式和他对苏联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性都有一定关系。1956年前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开始进行了某些探索,但此后反复性很大。因此直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体制始终未能真正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文革”的左倾严重错误,既是这种弊端的表现,也是以它为背景、为根源的。把阶级斗争问题当成我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仅同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没有什么区别,而且理论形态更加完备了。个人集权、个人崇拜是苏联体制的突出特点和弊病,毛泽东不仅对此缺乏正确认识,而且提出存在正确的和必要的个人崇拜的问题,终于重犯斯大林晚年的削弱和破坏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那种严重错误。

    综上所述,毛泽东领导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模式,从总体上说是搬用了苏联模式。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有过一系列的明确论断。1986年,他同雅鲁泽尔斯基谈话时就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5](P178)。1987年,在会见南共联盟领导人时他又说,“过去我们搬用了别国的模式”[5](P237),1988年,他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时再次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诸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P261)。这里邓小平同志讲得十分清楚,改革开放以后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不同于改革前的模式的。

    这也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但这个改革并不是对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体制的革命性变革,是模式的转换。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5](P113)。

    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来说,在一定意义上,改革就是在继承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原则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纠正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理论观点及其指导下的影响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体制、道路和方法,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在这个“纠正”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即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模式。

    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飞跃。

  

      二

  

    这种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具体表现为: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常常是以巩固权力为工作中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的两种不同思路,也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贫穷是不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回答,是对是脱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基础、通过抓阶级斗争来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还是把生产力的发展当成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这样一些社会主义观中的重大问题的不同回答。

    --从单一公有制,甚至把微乎其微的农民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割除,到主张和实行包括个体和私营经济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是在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上的重大差别。它构成了两种不同社会主义模式的两种有差别的经济基础。

    --从以指令性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以行政手段为主来运转经济的管理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这是区别两种不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中心之点。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性突破,它同时也打开了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新局面。这个转变今天尚未完成。

    --从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到主张并实行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承认差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促进发展,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分配上的不同观点和制度也是两种不同模式的一个重要区别,也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个影响全局的问题。从平均主义到承认差别、允许先富的政策转变也是吸收历史教训的结果。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5](P155)。自然,在这个关于社会发展、人民福祉和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问题上,如何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仍然是个问题。现在公平被置于“兼顾”的地位。二者的最佳结合点在哪里?是一个有待实践进一步作出回答的问题。

    --从基本上是封闭和半封闭经济、甚至是闭关锁国到全方位对外开放,同世界经济接轨。这个转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常说过去社会主义理论中存在某些空想成分,其实最突出的“空想成分”就在于想在与世隔绝的条件下,在孤立的岛国上建成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这个转变从经济体系上突破,接着不可避免发生全方位影响,包括思想文化。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从凡是西方的就是“姓资”的、凡是“姓资”的就是腐朽落后的这种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真心实意地主张并吸取国外、包括西方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然而什么是“西方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还有待进一步认识。

    --从权力过分集中、民主严重不足、法制极不健全,转到提出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国家。我们在这一方面已取得巨大的进展,造成了在改革开放以前难以想象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局面,但政治体制如何同经济模式的转换相适应,如何建立一个有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有现代的政治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权力制衡体系,仍然面临艰难而巨大的改革和建设任务。

  

      三

  

    从体制和运行机制、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和方法看,两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各个方面都是很不相同的,用哲学的语言,甚至可以说是“对立”的。但必须看到,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这里说的“一个主义”是指它们都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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