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在平淡无奇中坚韧地存在――对当前小说状态的一种阐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44 次 更新时间:2009-03-24 10:39:55

陈晓明 (进入专栏)  

  

  多年前就有思想家放言“历史已经终结”(福山语),但话音未落,反对声却此起彼伏。世界历史还有无数的故事要上演,巨大的灾难和悲剧依然以现代性为布景不断发生。接着,享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论”,很是让人们高兴了一阵。世界历史还是要展开气势磅礴的争斗场面,这才让人类觉得没有白活。然而,历史并不争气,不管什么样的宏大事件和剧烈场面,都如过眼烟云,人们很快就忘却,记忆模糊,生活依旧平静如水,太阳照常升起,历史依然前行。人们也许很清楚,没有什么力量可以真正阻止人类历史向着它的既定目标走去。历史终结,并不是说历史就这样停止了,完结了。而是说,过去的那种巨大的历史冲突,那种怀疑自由民主价值理念的普适性意义的态度,都已经终结了。人类现在就朝着西方现代性设计好的历史目标和历史程序前行,就能达到至福的境界。尽管说,这种论断无论如何也不能使人信服,但人类生活在观念上已经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事件,人类放心地去过好自己的生活,这种信念已经变得不可动摇。这导致人类生活趋于稳定平静的同时,也趋于平淡无奇。

  这一切也许要怪罪美国给人造成的错觉,似乎这个世界只要有美国就万事大吉了,美国有能力化解一切危机,可以引领人类走向未来。90年代的太平景象也确实培养了人们麻木不仁的态度,尽管其中地缘政治的冲突接二连三,但这都属于局部危机,小打打闹。科索沃冲突迅速就被美国及欧盟摆平,人权大于主权虽然没有为第三世界接受,但历史今后肯定就会按照这种方式重演。数年之后,米洛舍维奇被绑到海牙国际法庭,世人对此无动于衷。就是当初那么起劲支持南联盟的中国人,也淡漠无语;仿佛当年南联盟发生的一切,包括群情激昂的炸中国使馆事件,时间轻易就抹平了心头的创伤,这不是因为人们太健忘,而是对于历史坚定沉着地按步就班的行进来说,历史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一切都恢复得很快,很好。就象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这就是当代历史的超稳定性,这一切如果没有毁灭性的灾难,就不会有根本的改变。

  历史意想不到迎来了9.11事件,这无疑是和平年代最令人震惊的悲剧,历史突然间失去了平静。横行世界的美国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会遭遇恐怖分子这类克星。全球反恐成为美国的一项国策,这也很热闹过一阵子。随着塔利班的倒台,本.拉登去向不明,美国又掌控世界局势,天下又恢复太平。很显然,萨达姆是美国的一块心病,强大的美国已经无法承受再一次恐怖袭击,这一次它甘愿冒天下之大不讳,也要对伊拉克动武。只有铲除萨达姆,历史才能真正终结,世界历史才能一劳永逸去迎接“福音”的降临。美国人可能就是这样想的,也会选择这么做。尽管对伊动武,美国和欧盟――按照拉姆斯菲尔德的说法,那些古老的欧洲国家――已经闹得不可开交,美国与法国几乎要反目为仇了,而全世界的反战呼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但这一切都没有阻止布什对伊对武的决心。一开战,布什的支持率就上升到71%,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间里,美英联军的伤亡数字迅速上升,道琼斯指数直线下落380点。但布什的支持率还有68%,可见美国人大多数还是支持对伊动武的,也可见美国人对现实和未来的态度。9.11事件随着本.拉登的消失而使历史恢复了惯常的秩序,对伊动武显然也没有多少悬念,唯一的悬念是伤亡数字。所有这一切巨大的历史事件并没有让人们惊惶失措,也没有使世界历史天翻地覆。人们正在耐心等待已知的结果,所有的温和派都持一个腔调:希望赶快结束战争,减少无辜平民的牺牲。说得多好听,一场国家对国家的战争,居然没有任何悬念,也没有恐惧,只需要有耐心就行。虽然有人说,美国这么干会引起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但除了美国的单边主义会更明显些外,能有什么变化呢?这不过是些好事者自己吓自己罢了。美国要充老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谁叫它那么强大呢,其他人都半斤八两呢?

  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现场,没有悬念,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过不去的灾难。很显然,由于媒体的介入,人们通过电视可以亲眼目睹那些场面,这么倒使那些惊心动魄事件失去了神秘性,它们的上演不再是不可知的,而是“尽收眼底”。人们都围着电视机看热闹,仿佛是在欣赏一出电视连续剧。这在9.11事件时就给人这种印象,现在,对伊战争更是如此。每天滚动播出的电视节目,使人产生严重的错觉,这一切似乎不是真实的,而是艺术的虚构。多看几遍,连好奇心都没有了。最令人可笑的是,23日的一场现场直播,美军在伊拉克南部的乌姆盖斯尔小镇上,对付120名的伊拉克士兵,强大的美军一直迟迟不动手,所有的人都搞不懂这个剧情可以很快推进,但现场的指挥官就是磨磨蹭蹭,以至于有人怀疑这是在做秀,目的是让人们看看,美国军队不随便伤及无辜,尽可能减少伤亡数字,哪怕是面对你死我活的敌人。另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场面,是24日伊拉克人围了几公里长,在巴格达的幼发拉底河畔看伊军搜捕飞机失事的美军飞行员。围观者在这样的时候还热衷于看热闹,仿佛这场战争与他们无关,或者说,他们觉得这场战争就象走过场一样。生活还是平静地继续。连生灵涂炭(这是我们坚持的说法)的当事者们都变成旁观者,变成电视现场转播中的一类角色,真是不可思议。人类历史发展到这一步,还真让人没有脾气。还有什么让人大悲大恸,还有什么障碍不能逾越呢?

  这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它变成了可以看得见的数字化的道路,在这样的时代,文学何为呢?我们一直抱怨文学不能为这个时代制作一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不能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情感,不能有震撼人心的思想,不能有顶天立地的道德……,看看那些巨大的历史事件,尚且不能打破历史的平静,文学还能有什么特别的作为呢?

  也许这就是文学在很长――或者说,在今后的历史岁月中不得不面对的生存空间,历史已然是可以看得到“未来”,文学不得不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世界里默默行走,没有人会为它激动不已,它也不必大呼小叫,文学终于变成文学本身了。

  实际上,2003年伊始的中国当代文学,并没有对外部世界的惊天动地的事件做什么反应,翻遍那些小说,长篇的、短篇的,好的,拙劣的,很少触及到那些国际事件,文学依然怀着它自身的愿望,在中国的狭窄生活圈子,说着中国故事。2003年的伊始的文学,当然也看不出猛然有什么新气象。事实上,这一年伊始,文学的形势就显示旺盛的活力,特别是那些长篇小说,作家们的活儿越做越漂亮,不管是故事、语言还是情感,都做得很到位,叙述舒缓自如,情绪控制恰到好处。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说当代文学自从90年代以来就每况愈下这种说法显然是无视事实。现在的作品单纯从文学作品本身来说,单纯从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来说,这不是过去的年代可以相提并论的。很久以来,我们会说,我们失去了文学的时代,或者说,文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可是,现在,我们也许得说,我们迎来一个文学的时代,一个文学本真的时代。纵观2003年伊始的文学,在平静中坚韧地书写着文学自己的故事。没有骚动和喧哗,没有对抗与反叛,一切都是静悄悄的,这就是当代文学的命运,它正视了自己的命运,这就对了。我们可以平静地看看最近出版的一批小说,感受一下历史之外的文学书写的人类生活。

  

  1.张炜:对人性的绝对叩问

  

  乡村与城市的对立,是张炜写作持续不断的主题,而探究人的自然本性和精神归宿,则是他始终怀抱的信念。2003年新春伊始,张炜再次以他奔涌的激情,以他惊人的写作速度,又出手一部引人入胜的新著《丑行或浪漫》(云南人民出版社)。很显然,文坛还没有从《能不忆蜀癸》的惊愕中回过神来,人们被张炜凌厉舒畅的长句式搞得心慌意乱,被虚张声势的抒情风格弄得忘乎所以。现在,张炜在这条路上显然走得更遥远,也更轻松自在。他的叙述穿行于城市乡村之间,爱憎分明,淋漓尽致,这就是张炜,从来不含糊,不留余地。绝对的张炜,又一次对人性展开绝对的叩问。

  这部小说讲述一个城市男人与一个乡村保姆相遇,却意外发现是二十年前的情人的故事。整部小说除了这一点显得有点生硬外,再一次显示出张炜小说的那种痛快淋漓。张炜的才华无疑令人钦佩,叙述挥酒自如,语言恣肆流畅,尖刻、锐气十足,情绪饱满。阅读张炜的小说无疑是享受一次思想的智慧与语言快感合并成的盛宴;当然,也必然要身陷于于矛盾与疑团丛生的困境。关于磨难或罪恶的书写是理想主义伸越的必由之路,还是说仅仅是他锐利的艺术表达的必要领地?激越燃烧的理想之火已然渐渐暗淡,张炜更加不留情面地剖析人性的本质。也许那团理想之火从来就没有燃起――我不是怀疑张炜的真诚性,相反,我坚信张炜是一个极为诚恳的人,我是说,在他的书写中,并没有那团燃烧的火花,那团火只是在他的内心。他的书写其实是怀疑,从《外省人书》开始,《能不忆蜀癸》更甚,而《丑行与浪漫》则更彻底了。“理想”并不真实存在,他的揭露与剖析则是更真实的动作,这就是张炜的力量所在,这就是张炜的文本超越观念的能量所在。

  这个叫赵一伦的男主角,一个无所作为的城市男人,他在家里饱受妻子的欺侮,在单位受着女上司的骚扰。这个原来叫“铜娃”的中年小职员,原本也是一个虎虎有生气的山野汉子,在城里怎么就变成了一个甘愿默默戴上绿帽子的萎缩男子呢!城市,这真不是一个男人呆的地方。现在,这个生命几乎昏睡过去的男人,在找了几十个保姆之后,居然就找到这个叫“刘自然”的活生生的女人,胸大臀肥,她就是大地自然之母。然而,这样的女人却经受了多少人间的磨难。小说中的大部分章节是关于这个女子找寻她的老师――一个叫雷丁的乡村教师的故事,这个寻找当然不会有结果,那个雷丁转瞬即逝,他的存在就是一个幌子,一个引导性的符号。张炜目的就是展示这样一个纯粹的自然之母的女子,所遭受的所有的非人道的遭遇。这个自然之母向往的是有文化的教师,教给她知识的男人,那无疑也是她的纯真之爱。

  张炜对人性的批判性依然可以例在现代性反思的纲领之下,反思现代性一直是张炜文学叙事的内在筋骨。张炜在这部作品中的反思显得更加彻底,他没有把乡村与城市简单对立,只是以此作为他叙事思考的展开结构。也就是说,张炜并没有简单地美化乡土中国,在他看来,那里也完全异化了。乡村的蒙昧并不比城市的虚假好多少,甚至更糟。这里几乎到处都充满丑行和罪恶,充满暴力和权力的滥用,人对人的残害没有边界。那些乡村的头人与部落的酋长们没有区别,凶恶淫邪,毫无人性。张炜同样打破了人们对温情脉脉的乡村自然主义的幻想。这一点,与张炜过去的小说可能走得更偏了些。张炜过去在揭露城市的罪恶的时候,经常寄望于纯朴自然的乡村,现在,张炜把这点余地也封杀了。他要探究的是人的自然本性的理想性到底在哪里?人性的底线在哪里?当然,这一切还是只能来自乡村,来自没有被文明或愚昧污染过的纯粹人性。这确实是一个哲学命题,当然也是一个哲学难题。卢梭当年就说过,思考的状态是违反自然的状态,沉思的人仿佛是变了质的动物。卢梭反对工业文明,反对矫饰的文化。这个一度沉迷于上流贵妇软玉温香的登徒子,后来幡然醒悟,他最终娶了一个大字不识的村妇为妻。卢梭真的找到了自然的归缩吗?他的人性从此就洁净如水了吗?人性就复归了吗?传记作家披露材料说,卢梭把他后来出生的小孩接二连三送到育婴堂这一举动,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他远离了上流社会的文明,就找到人性的出路。张炜的解决方案是否也遇到同样的难题?那个回到丰硕的自然之母蜜蜡的身边的赵一伦,就找到人性复归的出路吗?文学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提出问题,只能极端片面地提出问题,这就够了。

  张炜这部小说再次以极端的方式书写了人性的罪恶,我们时代最卓越的理想主义者张炜,现在对罪恶的兴趣显然要超过纯粹的理想。显然,张炜并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唯心主义,他并不认为这些人性之恶就是人的原罪,他的思想指向当然是历史异化。理想越来越模糊,但罪恶却越来越清晰,以至于敏锐的陈思和先生以罪恶为主题写作了一篇论述张炜的精辟论文。当然,也可以说揭露罪恶是基于理想主义的期待,可是张炜似乎沉浸于揭露之中,希望却显得渺茫。在《能不忆蜀癸》中,因为借助浓郁的抒情风格,修辞的美感驱散了悲观主义的黯淡;现在,《丑行或浪漫》中,抒情的调子已经压抑不住无休止的磨难,而丰硕的肉感之美,也不足以开拓一片人性复归的飞地。

  但是张炜的笔调却变得更加锐利,他不再给人留有余地,正如那个虚伪的画家老莫,一层一层,一步一步揭去了蜜蜡身上的衣服,最后终于使她变得赤裸裸了。张炜也不手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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