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现代性有什么错? ――从杰姆逊的现代性言说谈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61 次 更新时间:2009-03-24 10:2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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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 (进入专栏)  

  

  2001年7月,酷热的上海迎来了国际学界举重轻重的人物,也是中国学界的西马宗师——杰姆逊教授(Fredric Jameson又译詹明信)。就在远离繁华热闹市区的大学校园里,杰教授作了题为《现代性的幽灵》 (杰姆逊2002年7月访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时所作的公开讲演,有关该讲演的中文译文未能见到,《文汇报》"学林版"刊登过部分内容,现在的中文译文采用张旭东根据杰姆逊的原讲稿翻译的文本。据张旭东所言,杰姆逊的讲稿由作者尚未问世的新作《现代性的神话》的"导言"和"结论"两部分组成。该书由英国伦敦新左派出版社于2002年底出版)的讲演。直陈现代性的理论源流与当今全球化趋势中的现代性状况,不想此讲演在中国学界引起轩然大波,一批年富力强的中国学者纷纷撰文进行论辩,对杰教授的现代性说辞责问有加 (对杰姆逊的言论发表看法的有:北大中文系王岳川教授、人大中文系余虹教授、清华大学中文系肖鹰教授以及北大中文系杨俊蕾博士,文章刊载于上海《社会科学报》第837期。人民大学文化研究网(www.culstudies.com)登有全部争论的文章)。有误解的,有澄清的;有偏激的,有平和的。有关的争论和探讨持续到现在,最近一期的《读书》登载了杰姆逊的中国籍大弟子张旭东教授(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的文章,再次全面而简明扼要地梳理了杰姆逊的思想。何以杰教授的一次演讲要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响?无风不起浪,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理论疑惑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中国与西方的问题,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传统与现代问题,文化与审美的问题……这些都因为“现代性”问题的突显,面临重新清理的困境。对杰姆逊的误解或者怀疑,并不是因为这些年富力强的实力派学者的理论修养和逻辑程序出了问题——他们的聪明才智足以应对这些复杂的理论问题,而是内心正在滋长的情绪,正在生成的思想在起作用。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全球化形势加剧,国际新秩序发生的某些变化,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后的全球性反恐战略,以及由此导致美国可能奉行的单边主义策略,这些都影响着中国一代学人重新思考全球化和现代性问题。由于文化研究大规模地卷入文艺学、比较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全球化和现代性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现代性”论述推导出的一些命题,已经构成文学研究学科的思想基础或理论前提。而且从文学创作实践来看,现代性也以不同的形式(伦理的、价值判断的、美学趣味的)表现出来。这些都要求我们对现代性这一问题进行更为深入切实的探讨。

  

  1.杰姆逊的现代性论述

  

  杰姆逊的上海演讲与他一贯的行文风格并无二致。情绪饱满,睿智机敏,纵横恢宏,风卷残云。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秉持批判性的立场,渊博的学识与敏锐的见解,使他的批判总是在叙述一种知识和描述某种现象时如期而至。不想这种风格长期导致了中国学界对杰姆逊的“深刻误读”。之所以说是“深刻的”误读,是因为在深层次的学理意义上,中国学界对杰姆逊的思想理论的理解并没有太大的出入,误差的是他的表面姿态——他的强烈的意识形态立场。这点尤为突出地反映在对这次“现代性”论述的误解上。

  说杰姆逊在训导中国学界,这有点冤枉他了,不说它这篇演讲辞是其早已完成的某部著作的导言部分,其想象的读者对象自然是欧美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的人们,中国学界不会是他考虑的重点对象。关于此,已有同行学者指出。值得关注的是,杰姆逊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态度给中国学界造成的错觉。中国学界长期把杰姆逊看成后现代主义的宗师,这就有点偏差。这显然与1985年杰姆逊在北京大学开讲后现代文化理论系列课程有关。不错,杰氏是后现代理论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那本后来由唐小兵翻译出版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后现代理论的启蒙读物,一点不假。但杰姆逊一开始就具有的立场被人们忽略了。杰姆逊一开始,或者说始终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批判者,他怀着强烈的批判态度介入后现代主义研究。杰姆逊的左派同仁,《新左派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给杰姆逊的《文化转向》一书写的序言里,开篇就写道:“詹姆逊(原译文译名如此)的著作,犹如夜晚天空中升起的镁光照明弹,照亮了后现代被遮蔽的风景。后现代的阴暗和朦胧霎时变成一片奇异和灿烂。” (参见杰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2000年,第1页)这种说法当然不无人情世故的溢美之辞,但也不无真实地反映出新左派理论家们对后现代主义所秉持的立场和态度。新左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总是怀着他们的强烈信念,以热辣辣的文风横扫现实,以为在任何学术领域,在他们未介入之前,肯定是一团阴暗和朦胧,只要引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那里就有光明一片。

  杰姆逊本人一开始介入后现代主义显然是持强烈的批判性姿态,把它看成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产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想,当然是在全球砸碎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理想天国。一直到现在,我以为,杰姆逊、特里•伊格尔顿以及佩里•安德森等左派同仁(当然,这个名单还可以显著扩大)并未放弃此信念。2002年7月31日,杰姆逊在北京《读书》编辑部作了题为“回归‘当前事件的哲学’”的讲演。在回答曹天予的提问时,杰姆逊指出:人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抵抗自由市场,因为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要排除所有的限制。他认为,第一道防线是退回到福利国家,保卫福利国家是最重要的战略战术。显然,杰姆逊不是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底下来谈福利国家,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内来实施此一战略。他说道:“我认为支持社会主义的政府是重要的。我觉得旧式共产主义国家攻击社会民主制度的策略是愚蠢的,是一种病态的考虑。”他认为,人们必须支持社会民主制度的原因出于教育的考虑,人们要说明社会民主制度不能提供这些东西。在市场社会主义的框架内这是不可能的。很显然,杰姆逊甚至连“市场社会主义”都不认可,他所说的“社会民主制度”,其实依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推导出的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其实践的可能性已经为历史所嘲弄,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杰姆逊左派同仁对资本主义全盘性批判的理想参照系。除了这一理想参照系,严格的左派不会认可任何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不管是后现代文化还是现代性理论,这都令杰姆逊不满。

  回到1985年杰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介绍,以及后来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分析,前者由于他的介绍者立场,使他以较少主观意向的态度陈述了后现代主义文化状况;后者则由于杰姆逊的学识和睿智,他的分析总是精彩纷呈,透彻精辟,以至于他的叙述很容易就被看作对后现代文化现实的阐发。但这二者并不等于杰姆逊欣赏和认同后现代文化,会以为这种文化代表着新生的有活力的文化。相反,他分析和阐释的结果,是要指出这种迟早要随着晚期资本主义一起消亡,而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必将取而代之。这才是他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逻辑的真实看法。杰姆逊对后现代文化的分析也包含着矛盾,80年代以后,他怀着巨大的热情投入各种论辩,特别是他对当代文化现实的精彩纷呈的分析,无形中叙述出一个充满活力的,比现代主义更有生气,也更有趣味的文化现状史。除了极少数的左派同道,杰姆逊几乎不同意大多数人的观点,他似乎在任何问题上,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在很少情况下,他的看法显得勉强,而大多数情形下,他总是那么精辟透彻。如果不考虑他的结论和意识形态目标的话,杰姆逊的文化分析或审美学分析无疑是极其出色的。在与安东尼•龚巴侬的论辩时,杰姆逊曾表示,面对这些后现代感觉的生活,“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幻觉地观看它,清楚而精确地认识我们面对的一切,这将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情。” (同上书,第110页)实际上,不带任何幻觉地观看现实是不可能的,杰姆逊本人就承认不可能超越意识形态来叙述现实,更何况是以意识形态色彩浓重著称的新左派的舵手们呢?杰姆逊经常被他的理论惬意所怂恿,深入到后现代文化的各种现象中去,在他稍微退去了意识形态色彩时,他总是可以提示一幅广阔生动的后现代图景。而那些精辟的分析,也很容易给人以他沉醉于其中幻觉。不管如何,杰姆逊确实是一个敏锐而有魅力的后现代文化的阐释者,但并不是后现代时代的拥戴者,或者说他试图用后现代方案来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同样,2002年夏天的杰姆逊也不是一个现代性的赞同者或鼓吹者,实际上,杰姆逊一直是现代性的批判者,正如他是后现代的批判者一样。确实,在那篇讲演稿中,杰姆逊曾说道:

  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第三或晚期阶段带来的标准化图景给一切对文化多样性的虔诚希望打上了一个大问号,因为未来的世界正被一个普遍的市场秩序殖民化。 (所引该文的引文均见诸张旭东的译文,参见人民大学“文化研究网”(www.culstudies.com))

  要搞清楚的是,杰姆逊在这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他所观察到的正在发生的“事实”,或者说他认定的“事实”,这并不等于他赞同这种“事实”,要中国学者理解和接受这种“事实”。很显然,杰姆逊是带着情绪来指出这一“事实”的,他要批判和质疑的正是这种全球化一体化的“事实”。同样,杰姆逊也说到,“那些所谓的‘欠发达国家’想要的大概是纯粹的‘现代性’本身。它这么说的时候全然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今世界上,所有能维持下来的民族国家都早已在一切可以想象的方面,首先是技术方面,变成一个‘现代’的东西了。然而那种现代性的话语要人们相信的却是一种幻象,好像只有西方才拥有某种别人没有的东西,但所有人都应该有得到这种东西的欲望。正是这种神秘的东西通过‘现代性’获得了洗礼和命名,然后再由一批招募来的人把它不厌其详地描绘出来,四处兜售。” (同前)杰姆逊的话一不小心就要造成歧义。他一方面否认有多样化的“现代性”——因为它事实上已经被历史证明,或者被全球一体化所摧毁;另一方面,他又不无讥讽地指出,欠发达国家的现代性历史进程:现代化、社会主义、工业化,普罗密修斯主义、"对大自然的蹂躏"都已受到人们的质疑。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性历史已经被证明是可疑的,弊大于利。那么发达国家现在要塞给发展中国家的就是那个所谓的“纯粹现代性”——当然,它是不存在的。这句话到底说明了什么意义呢?其实也就是正话反说,发展中国家走“现代性”的道路未必是好的选择。

  那么,它能走什么道路呢?就这一点而言,杰姆逊也显得左右为难。这基于他对现代性的矛盾态度。首先,他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叙事,当然,这不是贬义,在他看来,所有的理论话语对现实的描述都是一种叙事;受法国后结构主义,特别是拉康的影响,杰姆逊认为“客观实在本身就是一组叙事”。现代性叙述不过是用来构造这种实在的方法 (杰姆逊:《回归“当前事件哲学”》,参见《读书》,2002年第12期,第16页)。杰姆逊认为,“现代性哲学基本上是没有用的,没有向我们说明任何事情,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他坚持认为,发明现代性概念的努力是不值得的,他试图用“当前本体论”取而代之。 (同前,第15页)由此可见,杰姆逊并不满意现代性的概念,也不赞同现代性。他一方面指出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趋向现代性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他对此持批判和否定态度。早在多年前写的论文《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中,他就指出:绝大部分第三世界社会在西方现代化的渗透中出现分裂,这种渗透又导致对它自身——以各种各样代表那些截然不同社会形态的文化形式——形成了一种一般可以称之为传统主义的对抗立场:对一种文化的(有时是宗教的)原创性的肯定具有抵制被西方现代性同化的力量,实际上也比西方的现代性更容易接受。然而,实际的状况如何呢?他写道:

  无论如何,人们今天要肯定的是,传统和传统主义中的这第二次反抗和反现代的条件,已经全部从以前的第三世界或殖民地的社会现实中消失了;在这些地方,一种新的传统主义(如儒学的某种复兴,或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现在宁可被设想成一种审慎的政治和集体的选择,在其所处的境况中,过去所留下的东西已微乎其微,它们必须加彻底地重新创造。 (参见《文化转向》,第60页)

  杰姆逊解释说,一方面,在第三世界的社会里,从此只有现代的东西存在;另一方面,它也通过限定修正了这一陈述,即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在那些只有“现代”存在的地方,并且“现代”当前必须经历后现代的重新洗礼 (杰姆逊进一进解释是说:那些结称之为现代的东西是不完整的现代化的结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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