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之:再说狡黠是一种智慧——从农民“胡日鬼”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00 次 更新时间:2009-03-16 09: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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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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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陕北插队的时候,经常听老乡说“胡日鬼”三个字,不解其意,就问,老乡对很傻的我解释说:“啊,你咋连这也解不下?胡日鬼就是胡日鬼嘛!”这等于没有解释。后来我才逐渐了解,“胡日鬼”通常指某种荒诞行为,比如:本应当对土地很负责任的人把种子胡乱撒在地面而不是垄沟里,或者秋收草率遗留下很多本应当收获归仓的粮食;一个人把房子盖得七扭八歪不合规矩;很懒惰的婆姨没有照顾好丈夫和娃娃整天在街心扯东家子长西家子短;公社干部指手画脚非得让农民在适合种荞麦的地方种洋芋……老乡就会评价说:“一满胡日鬼哩!”用普通话说是“纯粹瞎胡闹!”用北京话说是“糟改”。

  所以本文副标题不是说有一个农民叫胡日鬼,而是说农民“瞎胡闹”、“糟改”、“胡折腾”之类,总之一句话:做不正确的事。谁都知道中国农民历来极为聪明勤勉极为朴实憨厚极为本分善良,怎么就“胡日鬼”起来了呢?陈行之,你莫不是想诋毁这个最伟大最沉默的群体?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容我慢慢道来。

  我的家乡原来属于河北省,后来划归天津市,这样,在我的籍贯中就有了两个地理概念。从心理上来说,我不认为自己是天津人,而是河北人或者北京人(我八岁到了北京),因为我在家乡度过童年的时候,那里一直是河北省管辖,划归天津市是我到北京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正因为这样,看到媒体介绍我为“天津籍作家”就觉得怪怪的,好像有人把我归类到了陌生人群中一样,戏剧性的是,虽然天津到北京近在咫尺,我居然至今没有去过。

  一个地方归哪里管辖与那个地方的地理概貌、风土人情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我不管作为河北人、天津人还是北京人,对家乡始终怀着初恋般的热情,经常回去看一看,去享受一下宁静恬适的乡间生活,当然,作为作家我也有积累生活的意图——用浅显的文学语言说,就是一个作家不能脱离他所生活的土地——所以我也很在意那里发生的事情。家乡给了我慷慨的馈赠,先后写作了《一桩不被张扬的谋杀案》、《无望的逃离》、《清明》等小说、随笔,我的长篇小说也氤氲着家乡的意象,我对那里充满了感激,就像感激自己的母亲。

  家乡在燕山深处,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离北京两个小时车程。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那里风光秀美,空气清冽,简直犹如人间仙境;更为重要的是,那里保存着完整的乡村文化,民风极为淳朴,虽然不富裕,但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子就像一首从容不迫的叙事诗,在历史的河道中缓慢流淌……后来成立初级社,成立人民公社,又搞什么大跃进之类,生活的自然节律就被打乱了。我是1959年离开家乡的,几千年以来从未改变的土地私有制变成了所谓的“集体所有制”,这意味着人们事实上不再拥有一寸属于自己的土地,国家成为了土地新的主人,原来的主人成为了土地上的漂泊者。

  漂泊者还有必要勤劳么?漂泊者还能保持民风淳朴么?当然不必要也不可能。当这一切都发生改变以后,传统农耕社会所构建的农耕文明还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呢?于是我看到了人性的极大改变,看到了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出现的大面积贫困(尽管原因截然不同)。大跃进运动后期,“吃食堂”把粮食糟蹋和挥霍光了,村民只得以吃红薯面、红薯秧子度日,我无法忘记的是一辈子没有受过罪的爷爷眼睛里经常含着泪水,很多人被饿得“胖”(家乡语言,发平声,意为“浮肿”)了起来,接着就听到死人的消息……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家乡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最初记忆中的家乡了。

  后来在北京上小学,上中学,去陕北插队,在西安工作,又回到北京……等到我再次回到家乡的时候,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片地,你甚至仍旧可以说那里风景优美,你也可以到那里享受恬适,但是,从人文角度来说,那里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山也已经不是那座山,地也已经不是那片地了,一切的一切都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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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对世界的认识有感性和理性两种方式,童年时期的认识通常都是感性的,这意味着你是一个被动的接受物,你目不暇接地看到了很多神奇的事物,你会在世界的逐步展开中发出惊讶的叫声;人只有具备一定心智以后,才会在理性指导下观看世界,你的目光是审视的,你会本能地过滤掉事物的表象,看到事物深处的机理,这意味着充盈在童心中的田园诗将荡然无存,所有物体都会变得边际清晰,无法混淆,在这种情况下,你通常会沉静起来,不再为任何事情所惊愕,因为你知道这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因此,差不多20年以后,当我带着女儿再次回到家乡的时候,就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看”上,而是着重于“听”,即从人文角度观察我可爱的家乡目前变成了什么模样。

  模样很不好,甚至可以说糟透了。

  我说过,我小时候家乡民风淳朴,可以用“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来形容,假如你和伙伴们在街上疯跑,渴了饿了,推开随便一家人的大门,不管有人没人,你都可以到大缸里舀一瓢水喝,找一点儿吃的东西;从来没有发生过盗窃事件,即使你把很昂贵的东西丢在乡间小路上,也会有人给你送上门来;如果谁家老人病故,几乎全村的人都会轮流来看你,送给你一块两块钱作为安慰;做了新娘子的姑娘会成为所有人呵护的对象,年长的嘱咐这嘱咐那,年轻的则簇拥在她身边与她分享幸福;田地干旱了,人们相互支持,从西大河(村西的一条河流)担水浇灌禾苗;收获季节,人们也总是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把粮食收回来,晾晒在院子里——家乡人把每一颗粮食都看的极为金贵;逢年过节,人们相互作揖恭贺新禧,晚辈则在初一早晨给长辈磕头,长辈会喜咪咪地把几毛钱塞到孩子手里作为压岁钱,这是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得到的第一笔财富,然而它的重要意义早已经不是金钱,那是一种温情,一种生命的和谐,一种温馨的存在。

  现在如何了呢?

  前年我回家乡去,听到一个人试图用不正当手段操纵选举得到村委会主任职务,结果这个觊觎权力的人遭到了恶报,某天深夜,他承包土地上的所有果树都被人拦腰锯断了,这个人害怕了,马上决定不再贿选,退出了政治舞台。我们固然可以把这件事视为乡村政治异化的表现,但是我认为它更是乡村社会人性改变的结果,与下面的事件属于同一个范畴:现在家乡人情淡漠,红白喜事送礼越来越具有做生意的色彩,“随份子”成了每一户庄稼人的梦魇;就连拜年的习俗也几乎没有了,人与人的关系紧张到了敌视的程度;家里豢养的猪狗鸡之类经常被人毒死;在我视听范围以内,因为私仇而导致的杀人案件时有发生,我曾经听到一个人把另一个人请到家里喝酒,酒席间,主人抽出早就准备好了的菜刀,“嗖”的一下就把来客的脖颈子砍断了,落在餐桌上,只连了一层皮,鲜血像箭一样喷溅到墙壁上……后来我把这件事写进了《一桩不被宣扬的谋杀案》中,强调了在这块权力横行的土地上人们已经忍无可忍。

  最让人无法防范的是偷盗。一个从外面打工回来的人,当天晚上把三千元现金放到枕头底下,打算天亮存到信用社去,天还没亮钱就让人悉数偷走了。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盗贼竟然能够隔着两米多高的院墙把黄牛盗走,据说他们先把两根长杆顺院墙插进去,翘到牛肚子,然后发力把牛翘起来,这样,五百多斤重的黄牛就会悠扬地飘落到院子外边,落在一种被称之为“三马子”的农用三轮汽车上,成功了的盗贼心花怒放,“嗵嗵嗵”就把牛拉走了。

  马克思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说的是人的本质缘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关系,人的个体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某种社会形态。家乡的人变成了如此模样,不是由于鬼也不知道的原因某一天清晨所有人的人性都发生了突变,他们是在被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的毒素长期浸润之后才发生这种改变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本文不在这里探讨。

  乡亲们义愤填膺谴责偷盗行为,我慨叹了一句:“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是怎么了?原来不这样啊!”乡亲们愤怒地指出:全是因为农村土地实行什么“集体所有”!

  对农村稍有了解到人都知道,我们国家从来没有真正的“集体所有”,集体所有就是国家所有,国家所有就是个人没有——完全不属于个人的粮食蔬果满山遍野摆在那里,即使是圣徒,也难免产生占有之心,何况从田地边走过去的“圣徒”一个个饥肠辘辘,面有菜色,家里一无所有(大跃进期间,民兵把每一家的饭锅都敲碎了拿去炼钢)。一开始小偷小摸,并且为传统道德所束缚,绝不相互偷窃自留地里的东西,因为自留地里的东西是有主的;后来,偷盗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发展到半夜出动,成片成片地收割粮食,采摘蔬果,直到自留地里的东西也不能幸免。人的道德一旦滑落就会没有止境,直到条件限制它的地方。结果,偷盗对象开始从“公家”向“私家”蔓延,从广袤的田野向农民宅院蔓延,所有人所有能够被移动的物品都处在危险之中,不能被移动的,譬如房子,会遭受毁坏,会莫名其妙着起火来;譬如水果,会在一夜之内被人摘光……这样一个世界与地狱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了。

  

  3

  

  前几年家乡修建了一座水库,征用了一部分农民的土地,虽然一亩地几千块钱(据说这是各级政府截留和亲爱的领导同志贪污腐败以后剩下的钱)就其本质意义来说等于是在抢掠,但是从来不真正拥有土地的农民真金白银地看到钱,还是兴奋异常,不敢相信从来不属于自己的土地竟然还能换出钱来。

  钱是用两种计算方式换来的:一是面积,几分承包地得到几分地的钱;二是土地上的树木种类、棵树、直径之类。有一年我春天回去,反复听人说到“数棵”,指的就是第二种,即对树木数量的统计。

  突如其来的财富容易引起惊诧,获得财富的人和没有获得财富的人都会产生某种形式的心理动荡,在占地这件事上,表现为拿到补偿款的人和远离库区没有拿到补偿款的人都很兴奋,前者因为满足和幸运,后者则因为失落和倒霉,在随后长达几年时间里,这个村落谈论的全部是占地和获取补偿款问题,谁谁谁拿了多少多少钱,谁家用这笔钱盖了房子、添置了什么物品之类。

  虽然也有人质疑土地的价值是不是被低估了,虽然也有人风闻县上和乡上的领导贪污了国家下拨的补偿款,但是除非被逼得走投无路,出面告发的人寥寥无几。生活的惨痛教训是:没用,那些告状的人不是被抓起来了吗?不是连本应当得到的补偿款也没有得到吗?再说,人家这是给你钱了,不给你又怎么样?于是,在沸沸扬扬的议论中就出现了一个令人企盼的话题:如果国家进一步扩大征地面积就好了,征地几乎成为乡亲们摆脱贫困的唯一希望。

  每当乡亲们抒发憧憬的时候,我心里都涌动着一种难以描述的悲情,我觉得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正在被权力玩弄于股掌之中,他们无限尊敬的“国家”,实际上是各个层次的掠夺者的集合体,他们实际上是在向掠夺者交出自己生存的权利和条件,他们根本不知道土地的真实价值!但是,我能用这个熄灭他们心中的希望之火吗?我能用这个惊醒他们的脆弱的美梦吗?我什么都不能说,只能听着,跟他们一起企盼,一起罗织梦想——读者随后就会看到,在乡亲们的智慧面前,自认为把事情看得比所有人都透彻的我有多么愚蠢,多么可笑。

  水库修建起来以后,燕山深处就出现了一处群山环绕、波光潋滟之所在,这样的地方自然会引起支配这个世界的权力和资本的青睐。老百姓的企盼真的越来越有形状,没过多久,好消息就不断传来——老百姓中间的传说具有似是而非和夸张变形的特点——先是说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盯上了这个地方(其实水库不比北海公园的水面大),都要到这里投资(这个说法畸形地反映了家乡人对于家乡的热爱);后来又说北京和天津争夺这个地方,结果还是北京厉害,中央已经决定把本县划归给北京(这是又一种变形的憧憬,因为他们从对比中知道北京农民比天津农民享受了更多政策好处);最后才有了大多数人的说法:实际上是某领导的女儿看上了这个地方,准备在水库周边搞旅游度假区开发,需要征用大量土地,根据乡亲们的描述,那个旅游度假村延伸到了水库周边很远很远的地方……每一种传说都带动出不同人的不同梦想,每一种梦想都指向一个归结点:怎样从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尽可能多拿到钱。

  修水库征地获得的经验发生了作用,人们不再种庄稼,也不再料理果树,全家男女老少全部出动,开垦承包地周边的荒地,以扩大征地面积;在开垦出来的土地上尽可能多栽种果树以增加棵数。去年秋天我回家乡过中秋节,看到像麦子一样拥挤在一起的所谓“果树”,几乎笑死在田垄上,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陕北插队期间老乡们经常使用的“胡日鬼”三个字:这明明白白是在胡日鬼,这是不把日子当日子过的人才会做的事情。

  事情还不仅如此。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丧失土地的乡亲们,唯一属于自己的东西就是宅基地上的房子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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