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奇智:造反与理性——论萨特的知识分子政治实践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04 次 更新时间:2009-03-15 14:4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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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奇智  

  纽约暴发抗议浪潮,反抗迪亚洛案判决。2月25日,纽约市最法院宣判连开41枪射杀无辜黑人移民迪亚洛的4名白人警察二级谋杀罪名不成立,并且当庭释放。这一不公正判决立即引起迪亚洛家人、律师以及大批反种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27日,数千名纽约市民在联合国总部集会,游行示威,抗议该判决,要求联合国关注美国愈益严重的人权问题。示威的人们不停地从1数至41,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悲愤。

  写到此(2000年3月17日),又闻科索沃枪声。联合国特派团和北约在“科索沃问题”上执行极不公正的“扶阿抑塞”政策,“种族清洗”暴行愈演愈烈,导致阿塞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也导致阿塞两族与国际维和部队之间的矛盾激化,引发了规模巨大的暴力冲突,阿族分离主义势力的恐怖活动笼罩着塞族居民。哪里有不公和暴行,哪里就有冲突、游行和反抗。科索沃的严重局势引起了南联盟政府和人民强烈的反应和抗议。

  美国等霸权国家在南以人道、人权名义进行血醒屠杀。南政府和人民不反抗,便是怪事。如果反种族主义者不反迪亚洛案的不公,那将是种族祈视主义者进一步发展的日子的来临,谋杀和灾难将合法化。

  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种族主义、分裂主义还十分猖獗,危害着人类的安全与和平,给无辜平民造成痛苦与伤害。恐怖主义分子制造恐怖事件,比如劫机、爆炸、枪杀等。很明显,今天,依然存在着反恐怖主义的使命。反恐怖行动,今世犹存。恐怖活动理当受到惩罚和反对,但恐怖不仅仅是恐怖,而且存在着恐怖以外的种种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外交因素、种族因素、意识形态因素等。反种族主义、反分裂主义的任务也十分艰巨。反恐怖主义是人类重大的政治事件、政治活动、造反行动。在政治事件、政治活动、造反行动的压力下,知识和智慧必然发生意想不到的偶然变化。这种压力促使、挑起人们产生战斗激情、政治热情、造反精神。通过有理造反摆脱险境,获取丰富的政治经验。

  在萨特那里,做,就是游行,就是造反。游行是实现说(演说、谈话)、写(写作、陈述)和看。严格意义上的做不是说、写、看。看和做是非论说,说和述是论说。仅仅坐而论道,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躬行(做、行、实践),走向大街小巷,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发表宣言,伸张正义。做者(谁?为什么?如何?)就是做的主体。做的对象(谁?为什么?如何?)就是客体,就是所说、所写、所看。

  论述造反与论述“造反”是有区别的,前者表明论述造反这一行动,后者意味着论述人们称为“造反”的东西,论述“造反”这个主题或“造反”这个词、这个概念、这个词项及其所指(进入“造反”这个词的一切)。在法语中,我们可以构造出两种表达形式:parler de révolte (论述造反)和parler de“révolte”(论述“造反”)。“parler de révolte”这一表达形式还透露出另一层意思:以造反的方式来论述或说话或谈论,或者说,用造反行动和造反事实来说话,使造反理论付诸实践。拿出行动来!拿出事实来!这两种形式都表明了论述与造反间的关系。人们所言必与造反有关。

  论述造反与论述“造反”这两种形式,相当于“说造反(parler(-)se révolter(révolte))”与“述造反(énoncer(-)se révolter(révolte))”。从“说造反”到“述造反”表明了“说(口头)”与“述(前书面)”的分离,也标志着从说(口头-声音)经述(前书面或前符号)到书面(写-符号)的过渡,要完全实现符号性呈现,还必须“写造反(écrire(-)se révolter(révolte))”。(书)写就是将与造反相关的所看、所说、所述、所做、基础、所读、所思、所创、所示呈现于纸的符号性实践。写就是建立造反理论的学者行动,是思想家的天职。

  看造反(voir se révolter)意味着“看”与“造反”同时进行,就是观察(或旁观)、经历、碰见、思考、尝试、认识、理解造反并加以判断(评价),预见正在发生着的造反的某种动向或趋势,与此同时,提醒造反者注意可能出现或将要发生的某种不利情况,也表现出造反者试验造反的行为——这里存在着一个未来时间问题,因为“看”和“造反”总是进行着,总是向前,并且在确定其现在状况的同时,预示着未来状况。“看造反”这一结构本身不仅仅叙述现在,而且诉说着未来。看,哪怕是匆匆一瞥,也能满足人们的某种欲望。观察者或旁观者目睹着造反场景,犹如看一出戏、一场球赛,可能比造反者本身看得更加清楚,进而作出合符理性的判断,提出比较客观的看法。

  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看得见,是否有能力把造反看得清楚。人们有看(观察或旁观)造反的权利吗?这样看是否恰当?看造反实际上已经开始体验、经历造反,甚至开始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其中。这一看本质上充满革命性和冒险性。造反在某时某地把人们拢集起来,号召人们为它付出代价。看者的眼睛好象一面镜子,把造反和造反者映在这面镜子里。看的过程就是映的过程,换句话说,看造反的过程就是映造反和造反者的过程。看造反不是一个事件的单一时间,而是包含着两种行为或两个事件的双重时间,甚至多重性:同时(性)。同时(性)是理解“看造反”的钥匙,如果缺乏时间的同时(性)观念,就难以理解“看”和“造反”的合置。“看”与“造反”的同时(性)表明“看者”与“造反者”之间构成某种同谋关系,也意味着它们共同存在。“看者”与“造反者”很可能共同承受忧患和危险,甚至共同承担责任。因此,我看我造反,故我在。这是一个新的“我思”公式。

  同时、共谋、共同为扩充和更新“我思”公式提供了可能性。进一步讲,造反不仅仅需要看,而且需要说、述、做、奠、读、思、写、创和示,也就是说,看之后,接着说、述、做、奠基、读、思、写、创和示。在此基础上,我们完全能够扩充和更新“我思故我在”这一笛卡尔公式。“我在”之因远不止于“我思”,在“我思”之外,还有别的。同时、共谋、共同并不意味着拒斥或舍弃“我思”。“思”与“非思”共同构成“在”的内在原因,在福柯意义上说,“论说”与“非论说”共同对“在”发生作用。总之,我们不能停留在“思”一层。说、述、做、奠基、读、思、写、创和示,与看一样,同造反构成同时(性)结构,反映着以同时(性)为特征的行为的“共谋关系”。因此,我们也必须以“同时(性)”观念理解这种共谋关系。

   就造反而言,有法国的造反(在法国的造反或造反在法国)、美国的造反(在美国的造反或造反在美国)、英国的造反(在英国的造反或造反在英国)、中国的造反(在中国的造反或造反在中国)……不胜枚举。造反在时间上也存在着种种类型:过去的造反、现在的造反和将来的造反。造反还因民族不同而各异。可见,造反不是一个单一含义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复杂概念,也是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概念。造反是人类进程中的转换性活动和破坏性行为,也不断更新着自身的形式,其意义和价值也在不断地发展,因此,我们无法总计造反(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我们反思造反,必须弄清造反的语境、背景、环境、范围以及性质,必须对造反进行界定,不然难以弄清楚“什么是造反?”这个基本问题。

  西方造反观念,体现着西方人类行为本体论(人文学本体论),形成西方的人文-势力结构(思想-习惯结构),同样,中国造反观念,体现着中国人类行为本体论(人文学本体论),形成中国的人文-势力结构(思想-习惯结构)。

  

  十,

  

  法国知识分子极大关注社会和政治事务,是法国人特有的敏性的典型反映。

  萨特的造反观与1968年五月风暴和法国左翼密切相关,也正是这种典型反映的自然延续。福柯关于造反(révolte,résistance)和权力(pouvoir)的思想可视作萨特造反观的一个有力增补。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晚年越来越热衷于政治斗争,支持铁路工人罢工和失业者行动,颇有阿尔都塞、萨特、福柯等法国知识分子的遗风。可以说,布尔迪厄现象体现了他们在今日法国的连续性。萨特所关注的造反引起的伦理问题是什么?什么呼唤造反?造反的本质是什么?造反将给我们什么启示?最公正的造反和最不公正的造反在何处?面对造反,知识分子有何为?这些问题总是而不断地纠缠着我们。

  造反提升为行为、责任。造反是一种做(行为、行动、实施、实现、实践),因此做者必须对他的一切做全权承担负责。如果做者在行为的最初阶段,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将来会成为准丑行或丑行,进而受到社会和民众的遣责,那么应该立即与当前所做决裂,作出检讨。行为是道德意志的外现,因此,它每前进一步都必须符合道德意志的种种规定,道德意志就是行为(或造反)活的律令。行为不仅仅只是行为,还有种种律令。这表明,行为让行为者认识到当下所做是自己(而不是别人)的行为,它与善恶(伦理问题)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同时与别人的行为或行为律令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道德意志规定并限制着行为的各个环节。“任何行为如果要算作道德的行为,必须首先跟我的故意相一致,因为道德意志的法,只对于在意志定在内部作为故意而存在的东西,才予以承认。故意仅仅涉及外在的意志应在我的内部也作为内在的东西而存在这一形式的原则。”17人类行为的崇高目标是求善。善是行为的普遍价值和道德意志。求善意图是行为的普遍内容。

  在造反过程中,必须把求善作为造反者的崇高目标,因为造反是一种社会责任(对社会对人类尽责),义不容辞,就是说,造反是社会人的责任。求善意图把造反、行为和责任统一起来,因此,我们应当在善的道路上理解造反这一特殊行动,只有求善的造反才是理性的。

  造反是一种破坏性力量,一种群体实践。造反意味着暴力,因为造反的根本对象是暴力,也必须用暴力来反抗。造反实践与压迫势力相关,因为它威胁着压迫势力并动摇其根底。造反者作为工人,只是价值低廉的劳动力,如果作为被殖民者,就一文不值了。如果资产阶级(资本家)是人,那么工人只不过是亚人,被殖民者简直不是人而是猪和狗。因此,工人和被殖民者不甘屈居于亚人或猪狗的地位,必须起来造反,否则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和身份。他们必须为生存而造反,为改变自己和他人的境遇而造反。因此,造反不仅是一种道德行为或政治实践,而且成为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如果资产阶级社会把封建社会中的人变成无业游民,这已不再是它的优点了(总之,这不是优点,而是他们在阿拉伯共同体上的唯一存在行动),而是一种在资本主义初期如此清晰地显示资本主义的卑鄙性的野蛮行动。恰恰由于这一点,否定返回来针对殖民阶级。由此,它也必然转变为行动。”18造反理论转化为造反实践。压迫和殖民必然加剧暴力,暴力必然引起造反(反抗)。造反是反对暴力的政治手段,可以克服或征服一部分恶势力。造反的演进类似于暴力的演进。“暴力的演进在这里是很明显的:首先实践-惰性中的异化结构作为实践而在殖民化中变为实在;它的(临时的)胜利作为整个实践(军队、资本家、地产商人、殖民者),它在代表剥削者和剥削地人之间基本相互性结构的实践-惰性系统中出现。但是在异化本身中,只有当每个人作为他人,在自己的日常实践实现并承担这个新的系统存在时,这个系列存在才存在。”19造反的演进与暴力的演进是并行的,也是对立的。暴力一旦激化,就会遭到抵抗(造反)。哪里有暴力,哪里就会有造反。造反的胜利是民众、工人、农民、被殖民者的实践的胜利。造反者在造反实践中很可能成为自毁性主体。自毁具有强烈的悲剧色彩。

   造反意志决定的善恶或善心恶心(良心坏心),取决于造反者的自我倾听及心中的良心标准,正义的造反是良心所指引,这一指引很可能在造反行为之后成为一个罪名,成为秋后算帐的依据或证据。良心宣示了造反者应做的事。正义的造反行动(行为、实践)完全符合造反者自身的政治信仰,非正义的造反行动则违背了这一信仰。有良心的人或正直的人完全能够对自己的行为实践的是非对错作出内心的正确认识和准确判断,也就是说,完全能够对是非善恶作出科学的理论诠释。造反者在造反的同时应当意识到或认清自己的造反的性质,甚至注意到造反的后果。在造反的征途上,造反者应当意识到自己或知道自己,也应当让他者意识到或让他者知道。这便是造反者的自我意识(或觉悟)以及让他意识(觉悟)。如果造反是正义的,就应当发动;如果它是非正义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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