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中国经济的远虑与近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9 次 更新时间:2009-03-14 13:4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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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恒甫 (进入专栏)  

  

  一、 中国经济增长的远虑

  

  (一) 结构失衡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结构失衡问题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主要表现在投资消费比例失衡、城乡经济的分割与失调、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矛盾。

  

  

  (二)社保和医疗制度不健全

  

  中国在关呼国民切身利益的健康医疗、失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比例一直在低位徘徊,2007年占GDP比例为2.4%,而从国际比较来看,发达国家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般都在10%以内,而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一般在15%以上,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相近的新兴经济体,教育公共支出一般占GDP的5%,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一般也为5%,政府用于最低生活补助和养老金等基本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也相当于GDP的5%。而中国在教育、健康医疗和失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社保、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障支出不够,制度的不健全,直接导致了居民储蓄率高,消费意愿不强烈。而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改革能够有效的刺激消费。日本70年代的做法为我们提供很好的范例。日本在60-70年代居民储蓄率高,消费意愿不足。日本政府自70年代起大举提高对于社保的投入,10年间政府社保投入从占GDP的2%上升到5%,雇主承担的社保投入从3.5%上升到7%。社保制度逐渐健全帮助日本居民储蓄率自1977年开始出现拐点下降。

  

  (三)制度失衡

  

  当代中国的国家具有强烈的物质主义精神,倾向于追求国家对物质财富的控制。在80年代之前,体现为国家对物质的直接占有,此后则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迷恋,由此形成了以GDP为核心的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各级官员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政府权力的运作就偏离了常态政府的合理职能,从而导致经济活动过程中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的制度性失衡。政府也系统地采取“亲商”政策,在企业与消费者、投资-经营者与劳工的关系中,本能地倾向于前者。政府为了经济增长,也可以牺牲民众福利,牺牲生态。

  

  由于在政府权力与民众权利失衡、在不同人的权利不能得到平等保障的制度环境下所出现的繁荣,必然呈现为财富分配的不公平。经济繁荣的过程也正是部分民众不满和怨恨积累的过程。一旦繁荣结束,这些怨恨就会以某种破坏性方式宣泄出来。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减速的真正风险所在。

  

  

  (四)道德危机

  

  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不仅折射了中国食品行业的现状,更是把整个中国企业的道德危机展露无疑。这种不注重产品和服务质量,仅仅追求短期暴利的行为,必将深深的戳伤消费者的心,严重损害中国企业的形象。如何形成健康的道德范式,是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道难题。

  

  

  二、近忧:面对经济危机需构建经济正义

  

  中国的实体经济困难要比美国严重,据人大一个课题组的预测,2009年潜在GDP缺口将进一步扩大,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不平衡进一步恶化,2009年潜在GDP缺口比2008年平均恶化了85.3%;失业水平将进一步扩大,2009年中国的失业规模将会接近3200万,调整后的失业率也将由2007年的7.1%攀升到9.3%左右。欧洲、美国、日本三大经济板块的同步小大幅度下滑将使中国的出口带来直接的深度冲击。因此,中国当前经济影响巨大的出口和进口增速将双双持续回落,其中出口增速下滑更为剧烈,预计将出口增速将下降6.9%,进口增速下降6.1%。这导致2009年贸易顺差较2008年少增加146亿美元,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为-5.5%。

  

  庆幸的是中国政府反应很迅速,立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直至四万亿投资计划的出台。笔者以为,在这些对策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尤其需要构建经济正义。

  

  一是经济增长要转移到依靠人力资本上来,不能再继续依靠剥削劳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1994年曾做过判断:“东亚的经济增长模型,不可能持续”,当时他这个话是针对“亚洲四小龙”的。为什么?因为他们8%—9%的GDP增长中75%耗费的是人力和物力。当然,后来四小龙技术转型成功了,保持了持续发展。上世纪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日本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危机,制造业所受影响并不大。由于日本拥有一流的技术能力,不仅未出现制造业大批破产的现象,反而在海外积累了巨额产业资本。以日为师,是今天中国的一条好路子。

  

  全球经济的失衡模式已走到尽头,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过度储蓄与过度出口的模式的崩溃,中国出口将在中美经济的两极互动中出现结构性和总量性的同步下滑。我们怀有打造经济强国的雄心是好的,但我们还需要脚踏实地的改变我们目前的经济模型,那就是应该进行技术创新,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徘徊于廉价劳工模式的外向型经济的潜力已释放殆尽,低技术经济发展模式已到末路。

  

  二是迫切需要解决公平分配和社会保障的问题。在藏富于民的问题上,我们也需要学习日本,日本从1960年池田内阁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起,到1967年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73年时又增加两倍。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由此奠定,从制造大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到目前为止,我国没有类似的计划使国民财富同步增长,使部分国民成为改革成本的长期承担者,并留下种种后遗症。怎么办?我原则上同意陈志武、谢国忠以及张维迎等提出的把国企民有化的主张,就是说将国有资产中的一部分股权划拨给社保基金,将剩下的注入公民权益基金均分给老百姓,以实现还产于民,藏富于民。

  

  在社会保障和民生工程方面,目前是要用好这4万亿的投资,政府可以考虑多在民生问题上加大力度,拿教育、医疗与养老保险这三项来说,我看到的资料数据是30年来,我们共投入1700亿元不到,只占基础设施的1/6,占GDP的1%,从这个比例上来说,我们的社会福利工作还是需要再加大投入。我在世界银行工作,了解的数据是:美国对这三项的投入一般是占GDP18—24%,加拿大是36%--46%,而北欧国家则更多,高达40%--50%。我们中央提倡的是建设和谐社会,那如何建设呢?这需要消除贫富的两极分化,需要加大国民的福利工程。此次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的放缓,可能正是中国在经济上加大建设和谐社会的机会,只要构建了经济正义,中国就可在危机中走向长远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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