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唯:大学校长陈序经的命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54 次 更新时间:2009-03-11 18:38:25

张晓唯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围绕“全盘西化”问题展开大论争,岭南大学青年教师陈序经(1903—1967年)持激进的全盘西化立场,一时间名声大噪,世人对之垢病者多,公开赞同者少,而内心予以理解者似也不在少数。实则那场笔战,只是陈序经亮相学术界之始,此后他北上任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西南联大时期担任法商学院院长,乃联大院长中最年轻的一位。如今已成“美谈”的关于他宁肯不做院长也不肯按规定加入国民党一事,显露出这位学人的鲜明个性。他终其一生未加入任何党派,即使1949年后他颇得中共领袖周恩来、陶铸等人的赏识器重,即使友人力劝他加入民主党派,他却始终保持无党派人士身份。他平生也未涉足宗教团体,大学时代为了回避加入基督教,毅然离开在学两年的沪江大学而转入复旦大学,后来他出掌具有教会背景的岭南大学,竟成为该校创办以来首位无教籍的校长。陈序经的“清高”自守,加之他的敢言和“优容雅量”,颇赢得高级知识分子的好感和信赖。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他先后出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和南开大学副校长,被赞誉为新旧政权交替之际“难得的大学校长”。亦因如此,为极左的政治氛围所不容,以致由波峰跌入浪底,终于消失在“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之中。

  

  一

  

  1948年8月,陈序经正式出任广州岭南大学校长(初为代理),时年四十五岁。此前,他任职天津南开大学已近十四年之久,担任着国立南开的教务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和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等要职。可以说,在何廉、方显廷两位教授相继离开后,陈序经愈加成为张伯苓校长倚重的中坚力量。有分析说,张伯苓甚至考虑在自己(因出任考试院长)不得兼任校长的情况下由陈序经接任,这一推测也并非毫无根据。可是,张伯苓几经权衡之后,同意且催促陈序经返回岭南就任校长一职,明显与“南开本位”不符,可能而有力的解释只能是:时局使然。尽管后人记述此事时,大多有意无意地淡化这个显而易见的背景因素,但细加观察则不难作出推论。国共两党武力逐鹿中原,平津高校隐然成为“第二战线”,办学读书均非其时,“北方不保”渐成共识,比较之下南国还相对平稳。岭南大学董事会的再三邀聘,终于促使陈序经在大变局到来前夕,结束他的南开生涯,返乡办学,竟在一个特殊时期使原本平平的岭南大学骤然“灵光一现”,却是他本人未曾料想到的。

  陈序经,海南文昌人,当时籍属广东。早年跟随父亲到南洋经商,后返回内地上学,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随即短期游学欧洲,回国后最初任教的学校就是岭南大学。陈序经治学领域宽泛,其中对于南洋各国历史和华侨问题一直关注,他本人在东南亚华侨中也颇具声誉。因此,岭南大学董事会在前任校长李应林业已任职十年要求“休假”之后,物色到陈序经这样一位与岭大有渊源的本乡留美学者,可谓恰得其人。岭南大学成立于1888年,创办人乃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在纽约设有“岭南大学基金会”,属于私人捐募性质,因而岭南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却不归属任何固定教派。1927年依照国民政府有关规定,岭南改由国人自办,钟荣光先生出任首位华人校长。历史上该校为躲避战祸,曾经自广州迁澳门、香港等地,战后再回到广州康乐园。其时,已发展成为具有文、理、农、工、医、商等学院的综合性大学。陈序经接手的就是这样一所建校较早、历史繁复、亦中亦西、地处岭表南端、出入国门顺畅的私立高等学府。

  仔细算来,陈序经担任校长近四年时间,前十四个月尚在国民党治下,1949年10月中旬广州解放,至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被解散,后一阶段的两年半则已是新中国初期。在“改朝换代”过程中,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陈序经先后与国共双方政要打交道,此类活动乃“事务性接触”,并不涉及所谓归属之类。广州作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政治中心,有段时间政要云集,其中亦不乏向本地文教人士示好者。蒋介石、何应钦或邀宴或要求来校园暂住,陈序经均巧妙地加以回避和婉拒。但是为了营救被捕的岭大农学院长李沛文,他不得不求助于朱家骅,终于奏效。中共进入广东初期,执掌粤省文教工作的是著名学者杜国庠,陈序经对之尊敬有加,并与广州市长朱光将军以及杨东莼等领导人合作融洽。不过,当军管会查出学校出纳处违规存有金条,欲拘捕相关职员时,陈序经却挺身而出,表示:“他是出纳员,我是校长,要逮捕,就逮捕我。”肃反期间,校内地下室发现枪支,一时间风声鹤唳,陈序经调查后行文陈情:枪支为以前学生军训时所用,多为一战时旧物,已锈蚀为废弃物云云,一场风波得以化解。

  其实,美国基金会对岭南大学提供的资金支助,往往换成金条以求保值,为了避开当时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学校用金条到香港兑换港币以发放教职员的薪酬。这种“优越性”是否构成陈序经成功吸引一批北方学者战乱之际来岭南“栖身”的一个因素,如今恐怕已无从查考。可以肯定的是,陈校长的人望,他的诚恳与平易,他的积极主动,再配合岭南大学的“硬件”设施,以及时人对于局势的各自判断,形成了众贤汇集岭表的难得一见之景观。

  

  二

  

  当年岭南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卢永根先生,在一篇纪念陈序经校长的文章中写道:“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后挥师南下的时候,不少名教授和学者对党的政策存在疑虑而纷纷南下,准备经香港转往台湾或外国。就在这个时候,陈校长毫不动摇地坚守岗位,以自身的行动和礼贤下士的风范,把一批来自北方的名教授罗致到岭大,说服他们留下来,使他们成为广州解放后的学科带头人。广东省的多数一级教授就是这样来的,在医科领域尤为明显。”

  所谓北方的医学专家,实际上主要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关键人物是著名的医学放射学专家谢志光教授。陈序经出任岭大校长刚刚两个月,就利用回天津办事的机会,数次赶赴北平拜访谢志光,恳切相邀,几次相谈后,谢欣然应允,并带来一批协和的名医,诸如秦光煜、陈国祯、陈耀真、毛文书、白恩施、许锦世、周寿恺、司徒展等教授。他们南下任教岭大医学院,谢志光出任院长,使得该机构盛极一时,雄踞海内。外科专家司徒展晚年在美国撰文忆述:“岭大医学院开办在各学院之后,自1948年声誉骤然公认为全国当时最佳者。附属教学之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在此之前,每月亏达五千元港币,自谢院长上任后,虽医药诊疗费与从前一样,每月收入盈余由数千元起,六个月内增至数万元港币,其他各学院经费皆不充足,全靠医学院盈余补充,于是其他学院可能继续添聘国内著名教授,岭南大学竟成全国最完善大学之一”。办好一所大学的医学院,乃陈序经的夙愿,还在战后南开复校时,他就主张创建医学院,限于条件未能如愿,而今岭大医科的兴盛,应是他办学最得意之举。

  不仅如此,陈序经还聘请到陈寅恪、姜立夫、王力、陶葆楷、张纯明、吴大业、陈永龄、容庚、梁方仲等多位各学科的著名学者来岭南大学任教,大大提升了学校的师资水平。数学大家姜立夫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教授,与陈序经有同事之谊,他本来已经到了台湾,但不适应那里的生活,陈序经遂邀他来岭大,设立数学系,请他做系主任。陈序经与陈寅恪相识于1934年,两人共同参加一个在南京举行的会议,会后北返列车中相谈甚欢,后来又在西南联大共事,彼此相知渐深。陈寅恪与胡适同机飞离北平后,一路南来,事先与陈序经联系,表示愿来岭南大学“避风”,陈序经复电欢迎,随即电汇一笔充足路费,寅恪先生如约抵穗,而其家人却到了香港。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陈校长亲自赴港劝说调解,终于将陈家接回康乐园妥为安置,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即在此度过。语言学家王力离开清华进入中山大学,不久接受陈序经校长的热情相邀,也来到岭大,担任文学院长并在校务问题上多有建言和翊赞。

  人们赞誉陈序经“不但是个学者,而且是个很有远见、很有组织能力、很能团结人的教育家”。他的办学能力突出表现在“识才”与“容才”这两点上。凡遇稍有资历的教师前来求职,他首先要了解该教师是长期从事学术工作,还是以谋官做官为主,对于后者,他认为必不能专心致志于教学,十之八九必婉谢。而对于所聘教师的学术经历、治学特点及教育背景等,他几乎烂熟于心,每每提及,如数家珍。识才不易,容才更难。居高位或具有权力资源之人,能够真正做到“不忌才”实属难得。陈序经对于教授学者们,不搞宗派,不分留学还是未留过学,只要有才学者,他都很敬重,亦即人们常言的兼容并蓄。曾在岭南大学任教的法学家端木正评述道:“陈校长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最成功的道理就是能尊重人。他说过,他当教务长也好,当校长也好,从来不到教室去听教授讲课,不去检查教学。他说,每位教授在我决定下聘书的时候,已经是相信他的教学水平,不能等他教了几年书,还去检查他。如果我不信任他,就不请他。”

  

  三

  

  像多数旧时大学一样,岭南大学的行政系统精干而富于实效。校长之下设教务长、总务长,分管教学事务和日常庶务,校长有秘书一名,负责文书和联络。各院系负责人均为专职教授。陈序经主政时,学校最高决策层通常为五人:校长、教务总务二长及文学院、理学院的院长。校长对董事会负责,掌有人事、财务的绝对支配权。陈序经勇于决断,也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他常常用电话或登门访问方式与相关教职员商讨决策方案,简捷而精准,效率很高。他聘用冯秉铨、任锐麟两位岭大资深教授分任教务长、总务长,前者乃哈佛博士、电子物理学家,口才好,善交际,教学方法高明,深受校内中外师生佩服;后者是三十年代即来岭大任教的加拿大华侨、神学博士,曾经兼任广东国际红十字救灾会工作,忠于职守,富有才干,社会活动能力强。此二人在陈校长短暂而光耀的岭大办学生涯中作用重大。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及,他是岭南大学理学院院长、美国教授富伦先生。岭大成立之初,外国教师居多,以后逐年减少,至陈序经掌校时仅十余人,其中主要是美籍教师。在陈序经看来,富伦乃外籍教授中最有真才实学者,他还是美国基金会在校内的代表。对于新校长的若干举措,富伦不仅理解,而且支持配合,二人间的友谊与日俱增。且看1949年6月,即陈序经履职将满一年时,富伦向美国基金理事会提交的一份报告:

  “陈校长1948年8月1日就职。从那时起:1、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平稳过渡,没有发生任何不满现象。2、他设法得到中国政府的资助,去年没有发生透支现象,而且还有点结余以便应付以后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3、他重新组织了医学院,它的教职工队伍绝对被视为在中国最有实力的。4、他还加强了其他学院,特别是文学院,吸引了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学者。5、他增进了校园的学术气氛,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战前的水平。6、虽然他不是位基督徒,但他本人和学校的基督教目标及特点都得到广东各教会机构前所未有的信任。7、他逐步加强了大学的中国人队伍,同美国人一道参与学校的管理和决策。8、他服从校董会的领导,校董会如今非常信任学校领导班子,而一年前却不是这样。9、在政治动荡之际,他处事不惊,使得全体师生能面对变迁保持平静,令人赞不绝口,而广东一些人却惶惶不可终日。”

  “富伦报告”透露出美方对于新任校长的满意和赞赏程度,其中所列各项基本上是客观信实的,特别对新校长处乱不惊的气度与“一些人的惶惶不安”作了对比。内中“设法得到中国政府的资助”一节,显然是指陈序经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寻求办学经费资助的努力,关于此事的细节,在已刊行的有关陈序经出版物中未见载述。国民政府对于私立大学曾有相当力度的资助,但在兵败如山倒的局势下,能有多大余力顾及“硕果仅存”的高等学府,实在是个疑问。不过,陈序经作为商人之子,当然具备一个大学校长“跑经费”的能力,意外地有所斩获,也未可知。事实上,他在金融界颇有一些朋友,为了办学而筹措资金,还是有人愿意设法相助或慷慨解囊的。据说,当年陈序经只身北上南开,得到张伯苓欣赏,最初是缘于协助解决了一笔迫在眉睫的经费难题。办好一所大学,需要能力全面的校长,他无疑是一个能者。

  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随后开始,反美浪潮汹涌而至,岭南大学的外籍教师纷纷离去。富伦是最后一批撤离的美国教授,离别康乐园之际,陈序经一人前来送别,向这位合作办学的朋友表示一份个人之间的惜别之情。此时,岭南大学前景暗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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