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哪种发展模式对中国有利、对世界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最近几年一直是中国的精英们争得面红耳赤的话题。这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讨论的结果也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去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本来仅仅被很多人看做是美国次级房贷引起的本国的金融困难转眼间变成了金融海啸，不仅会使世界最大的经济进入停滞和倒退，也将导致世界性的全面经济危机。布什总统在国会两党成员的支持下通过了紧急“救市方案”。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出现同样的问题，各个政府纷纷效仿美国的反应，开始对私营银行和金融机构大幅度注资。

对持“北京共识”比“华盛顿共识”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观点的人来说，金融海啸就是铁的证据。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一套显然不灵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才是开启和维系一个国家持经济发展的钥匙。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或者不愿意注意到的是，在当今世界，除了少数几个没有进入经济全球化之圈的国家之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中国也是，否则中国政府用不着在美国启动“救市方案”不久也通过了金额高达“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方案。温家宝总理上周四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指出，去年11月启动的经济刺激方案已经初步见效，2009年的GDP增长可望到达8%。对欧美国家来说，无论采取什么措施，这样的增长都是不可理喻的。

在这样的时候指责西方政府搞坏了自己的金融和经济，并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苦难无可厚非。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美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金融危机就不难发现造成它的主要原因不仅有“资本主义”成份，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资本主义的成份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资本家的贪得无厌和和华尔街的投机倒把；二是国家监管的弱化：从克林顿开始，包括奥巴马目前财政部长（盖特纳）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萨默斯）在内的美国主管金融的高官开始主张以市场调节为主，放松对金融机构和银行的政府管制，而布什执政8年在这方面更是放任自流。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要是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帮助：美国政府为了保证低收入和少数民族公民也能够拿到房屋抵押贷款，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定，使得银行在借贷时为了满足政府提出的配额而放松对一些申请人的信贷资质的评估。这两方面的缺陷在经济发展平稳、人民收入水涨船高、贷款购物易如反掌的时候都不是问题，而当美国房价在持续涨高十多年之后突然暴跌，华尔街纸牌做成的大厦就呼啦啦坍塌了。在这样的时候，为了保存自身，没有一家银行愿意贷款；为了避免破产，没有消费人愿意再去买房、买车、买大件。公司开始裁人，单位开始解雇，股市开始崩盘，连锁反应，恶性循环，美国的经济似乎还没有跌倒谷底。美国的经济困难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

回过头来看中国，也不全是鲜花绿草。欧美商人在19世纪进入中国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中国人口多，消费能力大，只要能在中国抛售他们的货品，资本主义就可以摆脱循环往复的经济危机。换句话说，由于人口基数高，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完全有可能建立在扩大和提高内需的基础之上。然而，中国经济在过去10多年超高幅的增长并非人均消费的绝对提高，而主要是依赖于沿海省份的出口贸易。出口是仰人鼻息的生意。一旦接受出口的国家的需求降低，出口国的经济就会被重创。欧美经济出现困难之后，中国沿海经济发展也随之开始萎缩。用国务院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的话说，中国目前有2000多万农民工处于失业状态。这个数字恐怕还会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而继续攀高。与此同时，几百万已经离开和即将离开中国的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也面临找不到工作的困境。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工和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大学生的游手好闲会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形成巨大的压力。中国目前存在的贫富不均、城乡差别、社会保险网络的千疮百孔都还不足以使得仅以自然的内需就足以克服经济的下滑，因此，中国政府一面扩大政府的投资，搞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就业机会，一面扩大社会福利，使得人民有闲钱去购物，促进经济发展。很显然，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

在美国和中国之外，整个世界也是一片肃杀的景象。冰岛政府破产了，日本和韩国的经济也受到重创，因经济危机和人民抗议，拉脱维亚政府集体辞职了，乌克兰政府也摇摇欲坠，靠攀高的石油价格提高经济发展、增加社会福利和维持政治合法性的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都面临巨大的政治挑战和社会困扰，各国货币都在直线贬值，导致更多的贷款和投资机构纷纷把自己资本投入经济风雨飘摇的美国的债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宣布这次金融危机将给发展中国家造成近1万亿美元的损失，并会有5千万人重新陷入一天消费低于2美元的贫困状态。世界银行的总干事佐利克前不久要求发达国家将本国经济刺激款额的千分之七捐增给为救助世界最贫困人口所设立的一个基金。世界面临的问题不是由哪一种模式和意识形态造成的，因此也没有哪一种模式和意识形态可以让它们迎刃而解。

作为中国人，我们无疑要为自己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果感到骄傲和自豪。不输出革命、不输出贫穷和饥饿、不对别国的内政指手画脚，在维持本国的富足、和平和稳定的同时为世界的繁荣和和平做贡献，这是中国整固和中国人民的理想，也是他们这些年身体力行的策略。但是，这并不是说，由于我们在经济危机中面临的困难小于其他国家，我们就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找到了解决世界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规则和办法，而那些批评中国的经济、贸易和其他政策和做法的人其实都是西方政府的帮凶，是要把中国打压下去、遏制中华腾飞的阴谋的一部分。

相反，我们首先要感谢从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代领导人为中国进入世界经济发展共荣圈做出的努力。其次，我们要承认欧美国家无论是处于私心还是公利毕竟对中国的进入敞开了大门（虽然开门的过程中充满了摩擦）。第三，我们庆幸在世界进入由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之后，中国政府不是闭关自守、不是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别人瓦上霜，而是以负责任的大国的姿态和行动，为整个世界经济的尽快复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四，我们应该理解西方目前甚嚣尘上的保护主义并非是针对中国的狼子野心，而是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不得不盲目顺从民意的一种暂时的作为。第五，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来讲是天赐良机，既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剔除经济增长中遗祸后代的因素，也可以利用政府的投资改善民生，提高社会公正，为真正拉动内需奠定良好的基础。最后，由于中国不仅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在为解决别人的问题贡献资源，中国政府必须坚定地、果断地、义无反顾地要求在世界经济决策圈中发出更多的声音和发挥更大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资金，中国政府有大笔的资金，我给你资金，你就得给我支配资金的权利。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这肯定是胡锦涛主席在伦敦与奥巴马总统会谈时的重要话题之一。

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时代是环球同此凉热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少谈模式，多谈效益；少论主义，多讲对策；少见阴谋，多看互惠。无论是“北京共识”还是“华盛顿共识”，只要能阻止经济衰退、重整金融机构、保证民生平安和市场繁荣就是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