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伟:“汉武帝定律”及其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4 次 更新时间:2009-03-08 18:5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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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健伟  

  

  一、“汉武帝定律”与权力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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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纪,英国思想史学家阿克顿勋爵道出了一句铁律性的警世格言: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实,阿克顿对权力过度所导致的结局——腐败,只能算是一种温和地叙述。因为绝对权力所导致的结果岂止是腐败?中国历史早就无情地向世人展示了一幕幕“君权面前无父子”之凄惨悲剧。

  事实上,绝对权力所造成的结果还不局限于此。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自然层面上曾这样评价女人:“女人在本性上比较软弱、比较冷淡,女人比男人富有同情心……。”但在政治的层面上,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伦则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温情:“女人的缺点还不仅仅在于柔弱和缺乏毅力,如果放松她们的话,她们又会变得残忍、诡计多端和野心勃勃……而且从她们那里发出的更加任性和专制的命令……”

  如果说,塔西伦对女人的洞见还只是停留在文本意义上的叙述,那么有这样一个人,他却通过自己曾祖母的实际“案例”而深刻地认识到:女人一旦面对权力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恐惧的狰狞面目,并不逊色于男人。于是他想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办法,以“以暴防恶”之残酷但却“理性”的方式,把西方塔西伦式的文绉绉之书面理论变成了东方血淋淋的当下实践。这个人就是汉武帝,

  众所周知,当刘邦还是草寇之徒时,一个叫吕雉的纯朴姑娘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刘邦。后来刘邦击败项羽当上了帝王,于是吕雉就一跃成为了吕后。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驾崩,其17岁的长子刘盈即位,但从此大权便落到了吕后手中。此时,原本那位纯朴的姑娘因手中权力不断的放大而蜕变成了一个心狠手辣的毒妇。首先,手握“绝对权力”的吕后为了剪除异己,毒杀了赵王如意,并进而把刘邦生前的宠妃戚夫人以极其残忍的手段予以戕害。吕后不仅砍掉了她的手足、挖眼烧耳并灌上哑药,把她丢进厕所里在整日哀嚎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史称“人彘”。

  历史到了汉武帝这一代,当刘彻黄袍在身皇权在握之际,他并没有忘记其曾祖母吕后的恶行。于是,汉武帝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即“子为储君,母当赐死。”就是说如果皇太后一旦生下皇太子,那么皇后就必须去死。原因很简单,汉武帝以此来谨防类似“吕后”这样的垂帘涉政所导致的历史悲剧再度发生。

  我姑且称此为“汉武帝定律”。

  后来北魏也一直遵守着这一“定律”。所以北魏时期每到宫中欲立太子,必是哭声一片,太后在完成生育太子使命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自己的生命行将魂归西天。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留犊去母”现象到了北魏宣武帝立儿子元诩为太子时终于发生了变化。宣武帝不忍看到自己的妻子死于非命,终于动了恻隐之心,于是这个幸运的女人侥幸止步于地狱的门槛。然而,这个侥幸免于一死的女人却没有给历史留下美丽的一页。历史不幸言中了汉武帝的忧患。就是这个胡太后,她不仅篡权涉政,而且荒淫无度、极尽房帏之私。最后在权力的诱惑与争夺中竟然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独子!

  不过,更加彰显“汉武帝定律”之真理性的是唐代的另一个女人,她就是武则天。与前述吕后和胡太后所不同的是,武则天从后宫妃子、到贵妃再到皇太后,其过程本身的吊诡、阴谋和杀戮已经提前验证了“汉武帝定律”对女性涉权所带来的心理恐惧。

  首先从武则天为了加害皇后而亲手掐死自己的亲生女儿开始算起,她为了自己的权力梦得以实现,她先后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儿子、儿媳、兄弟、姐妹、侄女、孙女、姑母等不下二十人,这还不算被她害死的近百位各路高官异己。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武则天把皇太后和高宗的宠妃萧良娣以类似吕后的凶残手段——剁掉手脚以囚在水缸中整日哭号折磨致死的故事。林语堂在评价武则天时曾这样悲鸣道:“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后,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母亲,把自己一家骨肉害得这么惨。谋杀既然成为习惯,凶手对谋杀就失去了恐怖……在武则天心里,屠杀就是伟大,就是权威。”

  呜呼!难道上苍所给予女人禀性中的温厚天良在权欲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难道“汉武帝定律”穷尽了权力的险恶并道尽了女性中难以显露的真“恶”?

  历史并没有终结,又一个女人出现了,与前几位相比,这个女人不仅再一次验证了“汉武帝定律”,同时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她就是慈禧太后。

  众所周知,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一段时期,从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这个曾经的泱泱大国被一次次地侵占和羞辱。于是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影响下锐意变法以图国强。事实上,慈禧太后一开始对维新变法并不反对,只是当她发现如此下去定会动摇自己的权力基础时,她迅速翻手出刀,砍下维新派六君子的头颅,扼杀新政,并把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以确保自己的皇权地位。

  当八国联军打入北京之际,仓皇出逃的慈禧太后居然在自身难保之时还下令把光绪皇帝一生唯一的至爱——珍妃,扔下井淹死了。而在早些时候有个叫崔得贵的太监因为在与慈禧下棋时得意忘形地说了一句:“奴才杀老祖宗的这匹马”而惹得太后即刻下屠杀令,于是这个倒霉蛋死于猛杖之下。

  这让我再一次想起了苏格拉底的那句名言:“强权的基础就是暴力……”

  西方著名学者G•沃拉斯在其《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这样写道:“绝对不可能从人性原则推断政治学”。如果我们延伸其意则无非表明,若以自然层面上判断女性的“善心”多于男性,而因此会在权欲集中的政治层面更“善于”男性。至少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在我看来,汉武帝刘彻在两千多年前已经看透了“政治中的人性”。

  无论刘彻是出于何种政治意图,“汉武帝定律”至少给我们现代人以这样的警示:当权力失去制约而成为绝对权力时,罪恶就必然会产生,不管统治者是男性还是女性。

  

  二、“三鹿事件”背后的文化沦丧

  

  三鹿出事了,同时出事的还包括中国乳业的巨头伊利和蒙牛……一时间,各地医院人满为患,人们为生命所坚守的最后一道诚信之墙,居然如此大面积地轰然倒塌。当我看到那一张张无辜而哭泣的小脸,当我看到孩子们的父母们那一一幅幅愕然而愤怒的表情,我再一次流下了自汶川大地震后刚刚擦干的眼泪。如果说前一种眼泪是人在天灾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之悲鸣,那么后者则是在人祸面前犹如被猥亵后的嘶喊。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前者,可以全然不顾自身的安危奔赴前线;但对于后者,作为平民百姓,我们竟感到无力回天而只能仰天长叹……

  当全国上下都在为此震惊而愤怒的时候,当这样的欺骗、作恶一次又一次在我们身边发生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难道只是一次又一次发令整顿、走访慰问?难道我们不应该认认真真的反思一下,为什么这样的悲剧会如此频繁的发生?为什么会如此丧心病狂?为什么会如此没有道德底线的作恶多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性之“恶”会如此大面积的糜烂成灾?

  这首先要从市场经济说起。

  众所周知,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当时所谓的向西方学习,只是学习他们的“技巧淫术”,而一概排斥西方整个思想信仰体系。其结果是什么呢?是配备了枪炮但依然留着的辫子的水洋海师被打得一败涂地,是大清帝国最终走向灭亡。无论是李鸿章还是张之洞,他们至死都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百年后,中国在经历了多年的闭关自守和迷乱之后,终于迈出了改革开放的步伐。而一向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开始登陆中国。然而,犹如当年的洋务运动一样,市场经济在我们很多人眼里,只是一种经济行为。就是说,它是属于生产、管理技术层面的东西。回顾整个八十年代,我们对西方的整体价值观几乎是完全排斥的。虽然近十几年来,这种现象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但我们依然对市场经济的本质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早在1905年,也就是我们当年的洋务运动遭到惨败之后不久,一位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德国学者韦伯发表了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通过深入地研究发现,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精神动力来自于新教伦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生产方式,不如说是新教价值观的外化形式。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其运行的规则已经包含在了新教伦理之中。我总结为最重要的几点如下:勤俭、奉献、自律、行善、守信、自我奋斗和恪守戒律。很多年以后,美国当代极富盛名的学者亨廷顿在研究了大半个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国家后发现,市场经济发展的最为完善及和谐的大多是具有新教背景的国家。

  不仅如此,当下实力最为强大的美国,不仅其价值观源于新教,而且整个法律的基石也源于新教。甚至包括美国当年的独立宣言,其精神均来自于“五月花号”船上那些逃难的英国清教徒。知道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为什么如此强调自我奋斗;为什么比尔盖兹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抛业舍职去全身心地投入慈善事业;为什么信用是西方人的第一生命;为什么遵纪守法在他们眼里是一种天职般的恪守戒律之举而不是勉而为之……

  上述这些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无论是资本主义抑或市场经济,它不仅仅只是一种经济行为,更不是一种物质层面上的技术,它包含着一种深邃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信仰价值观念。

  几十年前,一位在狭小幽暗的斗室中遭到革职的中共理论家顾准,在经过了长时期的深入研究之后,准确地看到了在资本主义形成背后的精神文化因素。而当下十分火爆的香港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也一再指出,市场经济不仅仅只是一种经济行为,它最重要的价值内核在于“信托责任”。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把市场经济建立在一个没有责任意识、没有基本的信用、没有守法概念的文化背景上,它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一系列痛心疾首的惨剧:如退回到奴隶社会般的山西黑煤窑;如汶川大地震中首先灰飞湮灭的校舍和那无数幼小生命的罹难;如层出不穷草菅人命的煤矿灾难事故;如正在施工中伪质劣等大桥的轰然倒塌;如中国的消费者面对产品的第一本能反应是辨别真假;如中国的上市公司只知道圈钱而几乎从来不给他的股民分红;如当下正在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三鹿毒奶粉事件……

  面对如此令人惊愕不已的一连贯系统性现象,我们不得不要拷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连最起码的道德底线都不具备?为什么我们连基本的法律法规都可以不遵守甚至予以公开的违逆挑衅?为什么我们为了盈利连幼小的生命都不放过?为什么市场经济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沦落成一种丧心病狂的掠夺?为什么?

  三鹿以它自身的疯狂和无法无天已经成为了自己的掘墓人,而这块墓碑将会永远地倒挂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果让我来写墓志铭,我会这样写到:“当你连同你之所以存在的文化安息之后,才会有幼小生命嘹亮而健康的啼鸣,那时,我们一定不再流泪,一定……”

  

  三、“次贷危机”与《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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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涛骇浪的洪水,伴随着一系列风暴和灾难,几乎在一夜之间捣毁了美国。人们如惊弓之鸟,落荒而逃。在一片恐惧和哀鸣之中,世界末日已经来临……这是前些年美国拍摄的一部影片中为世人所描述的场景,其片名曰《后天》。

  然而,当后天还未来临之际,如今,由美国发端的一场金融风暴,却突如其来地席卷了整个美国。它来势之猛,已经在全世界掀起了一场令人惊恐的金融海啸,其名曰“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简而言之,就是美国金融界的一些中介机构为了牟取最大利益,违背了原本赖以生存的金融贷款规则,向那些信用不佳,收入不稳,原本贷不到款的大量民众发放购房贷款。由此所产生出了一系列问题并进而导致了整个金融系统出现重大危机乃至破产。若从表象上看,不少人认为这似乎只是金融领域内的一次经营失败,并怪罪与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但若从深层上来看,我认为这次“次贷危机”的爆发,事实上是美国所发生的一次文化信仰危机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换句话说,是美国一贯推崇的“自由主义经济”在社会道德自律上所面临的解构之产生的危机。用经济学家郎咸平的话来说,这次“次贷危机”的根源是美国金融中介机构“信托责任”的沦丧所致。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抑或市场经济,它的产生和发展,均基于一种信仰所带来的道德自律和完备的法律监管体系。前者主要出自新教的教规和戒律,而后者则基于现代法律制度的完善。也就是说,两者之间任何一方出现危机,就会直接导致危机乃至灾难的发生。在我看来,美国在这两方面都出现了问题。

  首先,美国迄今为止被公认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信仰立国的国度。其教徒人口占到全美国的90%以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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