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中国农民的出路与中国的道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6 次 更新时间:2009-03-08 18:5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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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 (进入专栏)  

  

  一、城市化是农民的出路

  

  发达国家都只有10%左右的农民,我们还有9.4亿农民,占70%。如果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至少还要转移8亿农民到城市。如果最后保留30%的农民,将来数十年至少还有转移5-6亿人到城市。

  经济发展速度保持8-10%以上,平均1年转移1500万人,需要40年。未来数十年,城市化是农民的根本出路!

  

  二,通过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达到减少农民;

  

  进城,是农民的出路。为什么?因为人的欲望,因为技术进步,因为专业化分工,因为集约化,因为效率。所以,必然有工业化。工业发展,有集群效应,就必然出现城市化,城市化必然促进服务业和社会事业发展等等。财富不断向城市集中、人就不断向城市集中。人不断向城市集中,需求就不断增长,生产就不断扩大,财富就不断积累,欲望就不断上升、技术就不断进步,这就是一个不断上升的循环。

  一个农民在城市一年的收入可以是他在农村的5倍以上,一个农民在城市的消费,可能是他在农村的10倍以上。经济增长的动力,就是农民转变为市民。

  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减少农民,减少农民也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途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为因果。

  

  三,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是梯度转移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权国家自成体系的,均衡发展。

  

  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开始于英国工业革命,后转移到德国和法国、美国、俄罗斯、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等等。先发国家,靠知识产权、靠标准、靠金融衍生品、靠发行货币、靠吸纳人才和财富生存。

  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为什么会梯度转移呢?因为先发国家资本要获得垄断利润和“殖民绿色红利”,必然要和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结合才行。

  中国沿海外向型工业带是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的必然结果。是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等先发国家过剩的资本和中西部过剩劳动力、廉价土地相结合的结果,是必然的。亚洲四小龙30年高度发展,中国的沿海也会有30年高速发展。中国的沿海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

  全球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同,强调主权国家自主发展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强调主权国家内部均衡发展、平衡发展,强调国家之间平等和平衡贸易。强调几大部门协调发展,强调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工业化也带动城市化,是大体上均衡有序的城镇化。全球社会主义阵营的贸易体系在苏动解体之后解体了,多数国家纳入了全球资本主义贸易体系,承接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自我殖民化国家”。没有“被殖民化”和“自我殖民化”的国家,被边缘或孤立起来。如:朝鲜。从90年代开始,朝鲜被迫停止了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也倒退了许多年。

  

  四,全球资本主义梯度转移工业化——出口拉动型工业化,不能帮助中国实现城市化。

  

  中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数十年,搞“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数十年,并没有出现欧美、日俄。亚洲“四小龙”式城市化和现代化——将农民减少到10%左右。相反,农民还增加了2亿(7亿增加到了9.4亿)。中国的人均GDP3000美圆了,农民人数应该在30%以下了,为什么还有近70%的农民呢?因为中国步入“出口拉动型”工业化轨道后,全球制造业有“少数人给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随着越南、印度等加入低端制造业,全球式数十亿人为数亿人搞制造,这和“中国9亿农民为4亿市民搞饭吃”没有前途是一个道理——供过于求。先发国家搞一般性制造业的时候,100元GDP,有70元转化为国民收入,中国搞制造业,100元GDP只有30元转化为国民收入。农民工一个月几百元的工资,怎么可以市民化呢?国民怎么可能有消费能力呢?中国制造业只会制造出“出口依附型”发展模式——自我殖民化经济。当全球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数千万农民工不得不返乡,十几上是为“发达国家”打了数十年“长工”。沿海的现代化,是以牺牲中西部农民工利益、牺牲国家资源、环境和社会保障为代价取得的。和日本占领东北时的殖民地式的城市化和现代化相似,国家和民族承担的代价是非常高的!

  

  五,即使没有金融危机,沿海地区也会进入低增长阶段,析出农民工是必然的

  

  很多人将出口企业的倒闭、农民工失业说成是金融危机的后果。不完全是这样的。即使没有金融危机,中国沿海的出口拉动型工业也会出现倒闭潮,农民工失业潮。这是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必然结果。中国沿海的低端制造业必然会向更低地价和劳动力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这是资本的本性。很多人以为,中国的经济危机是阶段性的,沿海在2009年就会恢复到2007年的高速增长水平。这是一厢情愿,中国无论怎么出口退税,都挽救不了出口企业大规模倒闭的命运。沿海制造业将来不仅难以更多吸收中西部劳动力就业,相反会挤出更多的失业农民工,2000万远远打不住的。

  现在张五常等权威的经济学家主张废除或停止执行《劳动合同法》,以期待进一步压低农民工工资,维持中国“出口型”经济的竞争优势。张五常应该明白,在中国、印度、越南、巴西等后发国家都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梯度转移的“出口拉动型”工业化轨道之后,世界制造业发生了逆转——数十亿人为数亿人搞“制造”了, “出口拉动型”发展模式没有了前途——只能“制造”出更多的“农民工”,而不是市民。说白了,“出口拉动型”经济是“只要(农民工)劳动力,不要人(农民工)”的“牲口型”劳动力竞争优势经济。即使将珠三角、长三角的农民工变成“牲口”,也维持不了其“出口型”竞争优势。

  东南沿海出口型企业的倒闭潮和农民工失业潮在中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的。是必然的。

  

  六,中国未来的选择——农民的出路

  

  在国际上,中国不可能退出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了,因为已经深深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了。在国内,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可能有不同的选择。下面我要重点谈谈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中国的战略选择问题。

  

  1, 不能重复1997年的故事

  

  中国现在怎么办?这是中国当下要回答的重大问题。中国的思路大体上是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思路:一方面,大幅增加政府投资,维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增加就业,维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采取出口退税、增加流动性等多种措施,帮助东南沿海出口企业度过难关,期待在2009年下半年重新走上快速增长轨道。中国的采取这样的应对策略,主要基于两个基本判断,第一,全球金融危机很快过去,外需很快就会恢复并持续增长,东南沿海很快会承担起“火车头”的作用;第二,“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可以帮助中国整体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

  中国的这两个判断是错误的。

  第一,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危机,本质上与全球金融海啸关系不大,是全球制造业梯度转移的必然现象,东南沿海“出口拉动型”模式不可持续;第二,“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战略,在亚洲“四小龙”之后,再不可能帮助大型国家整体上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了(参考李昌平:《中国难题与张五常局限》)。

  今天的全球金融危机和1997年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1997年,正是中国“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旺盛时期,现在是“出口拉动型”工业化收尾时期。如果中国采取1997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办法,只会增加更多的产能,有可能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危机,会造成长时期的“通缩”和更大的“经济危机”。不仅不能率先走出低谷,有可能在别国走出低谷时,我们正好走进低谷。

  退一步说,即使美国等发达国家速度走出了低谷,也不必然中国就恢复2007年的增长速度,因为,美国等发达国家不一定偏好中国的制造产品,可能更加偏好越南、印度等国的制造业产品,甚至扶持朝鲜发展制造业替代中国的制造业。这都是可能的。发达国家有太多的选择,何况中国沿海的制造业已经失去了竞争优势。

  

  2,中国的定位和发展战略选择

  

  站在全球看中国,中国的沿海和大城市,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产能、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等都相对于后发国家有一定的优势。加上人民币已经有了一定的国际地位,中国有了参与全球化、并分享全球化好处的能力。中国走出去的时候到了。

  站在中国看中国,中国人口巨大,腹地辽阔,发展极不平衡。如果将中国当成全球,香港、台湾、上海、广东、北京、沈阳、武汉、西安、重庆等发达地区和省会城市,就相当于欧美和日本;西部地区相当于非洲;中部地区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在中国内部实施梯度转移战略已经水到渠成。

  从中国在全球所处的地位和国内区域发展状况来看,在经济发展上,发达地区和重要城市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实施“双向梯度转移战略”。即走出去,参与“全球梯度转移”;同时在国内实施“由东向西梯度转移工业化”战略。在社会发展上,实施双升级战略,即:社会升级和生态升级战略。在中西部广大农村,则选择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以集体经济为主、多种经济并存的发展道路。

  

  3,关于双向“梯度转移”战略

  

  一方面参与全球资本主义工业化梯度转移,就是鼓励东南沿海参与全球化、主导区域化。向海外输出过剩的产业、资本、货币、品牌、技术、管理和人才(包括熟练工人),利用他国的土地、劳动力、资源能源、环境等获得“绿色收益”(将污染留在了他国),可以扩张资本积累,可以增加资源、能源储备和短缺品进口。这是变沿海经济为全球中国人经济,虽然可能导致沿海GDP增长放缓,但沿海人民的财富积累会加快,资本积累会加快,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改善。

  政府不是要节制资本和产业输出,而是要鼓励和帮助输出,有计划和策略的输出。

  另一方面,中国要实施“大中华由东向西的梯度转移工业化战略”。其核心内容是:一线城市圈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为第一梯队。以二线城市和有发展低端制造业区位优势的三线城市(镇)为第二梯队;以中心镇和中心村等小城镇为第三梯队;以广大农业生产区为第四梯队。主要战略是:第一梯队以社会升级和深化服务亚为主,少数城市兼顾发展高精尖产业和研发;第二梯队以发展低端制造业为主;第三梯队以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为主;第四梯队以农业合作化和土地整理为主。

  实施“大中华梯度转移工业化战略”,核心是:第一,将90年代东南沿海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向内地100个区域性的低端制造业中心圈“复制”,中西部未来的100个“东莞”和“昆山”要逐步吸纳2亿人就业,常住人口5亿人左右;第二,要鼓励珠三角、长三角和津京唐等省会城市圈以深化服务业(含教育、文化和金融)、研发和高技术产业化为主,东部和各省会城市圈的市民人口要达到5-6亿人。第三,农村要重点建设4万个中心镇和15万个中心村,常住人口4-5亿人。第四,规划和支持上海、北京、港深和台北参与全球高精尖产业和技术上级的竞争,服务于大中华地区可持续发展。

  30年后,4亿农民为11-12亿多市民搞饭吃,城乡人口由现在的1:3变为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基本消除,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三农问题可以基本解决。30年后,中国人均GDP应该是现在的2倍左右。但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要比现在优化许多,特别是大大增强自主性。

  中国很多省的人口规模相当于欧洲几个国家,发展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应该有巨大潜力。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的发展,对扩大就业、改善民生和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作用应该远远超出“出口拉动型”经济的作用;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的发展,对国家财力和国民财富积累、对有效内需的增长、对共同富裕和平衡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也应该远远大于“出口拉动型”经济的作用。

  13亿人的中国,相当于数十个欧洲国家。中国不是要搞“航空母舰”式的大产业集团和巨大型城市。中国不是要变数百个奶制品企业为三五个大型奶制品企业,而是要变三五个大型奶制品企业为数百个中小型奶制品企业。中国不是要重点发展数千万人的特大城市,是要重点发展许许多多数百万人左右的中等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中国要扩大区域中心的政治经济权力和功能,发挥中等城市和区域经济在现代化中的核心作用。

  以平衡贸易和互惠互利为前提的对外贸易是必要的,出口不是为了拥有更多的美圆储备,是为了发挥比较优势、改善民生、增强国力。改善民生和增强国力当以发展区域经济和省际贸易为主,以对外贸易为辅。

  

  4,关于社会和生态双升级战略

  

  一方面要实施社会升级战略。所谓社会升级战略,主要是指社会事业发展要升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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