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若恩:从群氓到看客

——群体心理学及历史阐释中的《裘力斯.凯撒》[①]群氓场景的建构与解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56 次 更新时间:2009-03-02 14:50:33

进入专题: 莎士比亚  

范若恩  

  

  摘要: 大众如何被野心家煽动从而成为狂热的群氓历来是文学与心理学中值得深思的现象。 本文试图首先以群体心理学的视角分析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中著名群氓场景,系统再现这一经典场景中大众-精英、被煽动-煽动的经典二元对立如何被具体构建的过程;再从鲁迅对《裘力斯.凯撒》的独特批评开始,通过对《裘力斯.凯撒》及其重要来源《古希腊罗马名人传》和其它罗马共和国末期历史考证的往返阅读,并在与其它莎剧对民众的描述的互证中,透视出这一二元对立的建构过程实质上又是如何隐含着自我解构的颠覆力量——大众在狂热中清醒地加入阴谋,利用政客间相互的倾轧,在被政客玩弄时也将政客利用,以实现自身利益诉求。 属于一切时代的莎士比亚与其对历史给予一个终极解释或单一佐证,不如为后世提出更多的问题和反省途径.

  关键词: 《裘力斯.凯撒》群氓 解构

  

  一. 引言:莎剧群氓与群体心理学

  

  群氓,还是看客? 这是一个问题。 经过了风雨飘摇的20世纪, 站在21世纪的起点来阅读莎士比亚的《裘力斯.凯撒》,无疑会给心灵强烈的震撼。在罗马共和国晚期一幕幕充满喧嚣与愤怒的图景中,无辜大众,在野心家们一次又一次或忧郁沉挫、或慷慨激昂的演讲煽动下,失去理智,成为偏执、粗暴的群氓,供其驱使玩弄,而满怀高贵理想的人却怎样沦为牺牲品——这更是让历经凯撒遇刺后两千年或剧本问世后四百年中无数历史浩劫的读者唏嘘不已。后世经典评论家如布鲁姆(Harold Bloom)等往往聚焦于政客如何利用集会,以高超的语言遮蔽技巧驾御民众,使之失去理性;刺杀凯撒的勃鲁特斯高贵的精神无法被只图眼前之利的民众所理解,而安东尼却因时而起,收买民众,最终形成了一个高贵个体的悲剧(Travers 1976:53-55;Bruyn 1981:218-231;Bloom 1988:1-3;阿尼克斯特 1985: 404-408)。

  同时, 在现实世界中, 在西方历经了法国大革命以来社会巨大动荡后, 群氓及其毁灭性力量的问题在现代日益引起广泛的社会焦虑与关注, 特别随着现代群体心理学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异军突起, 《裘力斯.凯撒》的市场暴乱一幕更因其与现实的惊人符合而倍受现代群体心理学家的青睐——凯撒的血衣、勃鲁托斯与安东尼的演讲及罗马群氓的狂热等作为唯一来自想像世界的例子,却罕见地和大量真实历史例证一起走入勒庞的《乌合之众》这一群体心理学影响深远的开山之作,并在其后继者研究中一再得以引述(勒庞 2005:49-50; 莫斯科维奇 2003:128,182,389)——被煽动的群氓形象似乎已是毋庸置疑。

  然而,正如哲学家季诺维也夫(Zinoviev)曾敏锐地指出,群体心理学的这种现象通常逃过了历史学家的注意(莫斯科维奇 2003:9);后世评论或引证将目光聚焦于罗马伟人或群氓现象所带来的灾难时,却对彻底改变罗马命运的群氓构建往往视为理所当然,对群氓复杂的心理生成机制亦一笔带过,因此无法对群氓的先验性或其单一经典性进行质疑——然而不难发现以上关于《裘力斯.凯撒》中群氓问题的同一论述却导致两种截然对立的民众形象的生成:政治狂热的群氓与功利冷漠的民众。

  本文无意在此进行简单抉择;相反,或如《群氓的时代》一书对吉斯塔夫.勒庞所开创的群体心理学进行全面梳理时所宣称,“当代社会思想的谨慎压制了我们(对民众)的好奇心,而阅读经典作家的著作又使其复活” (莫斯科维奇 2003:9),本文将首先以群体心理学视角审视在《裘力斯.凯撒》中固有的大众-政客、愚昧-高贵/精明、被煽动-煽动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被具体构建的过程,揭示出莎士比亚关于群氓的描述何以因为其精准的刻画而成为经典; 再从另一个对民众同样有着深刻认识的伟大思想家鲁迅将《裘力斯.凯撒》中狂热的群氓还原为冷漠而作戏的看客这一颠覆性的解读出发,通过对《裘力斯.凯撒》及其重要来源《古希腊罗马名人传》和其它罗马共和国末期历史考证的往返阅读,透视出这一系列经典二元对立的建构过程实质上又是如何隐含着强大的自我解构力量——历史的多维性在此得以隐约地表述。

  

  二.言语、空间、场及群氓场景的建构——一个亚里士多德预言的例证

  

  如上所述,莎士比亚在其罗马剧中对民众命运深刻的理解与民众疯狂力量的细致刻画, 不光开文学中群氓场景之先河,辗转回响在后世如狄更斯、奥威尔等人的思考中,也丝丝入扣地印证着社会科学中的群体心理研究,从而使《裘力斯.凯撒》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罕见地成为后者一再引述的唯一来自非真实世界的经典例证——在一个领袖遇刺,群龙无首的突发事件的经典时刻,在一个极易感染个体情绪的公共集会的经典空间,政客以振臂高呼式的经典演说煽动民众。有意思的是,充满想象力的莎士比亚早在严肃的群体心理研究之前就似乎在对语言俘获大众的魔力给予高度重视,惊人地洞察出20世纪所谓的“语言与政治的堕落”(Orwell 1957:154)——在此过程中大众的激情被鼓动而理性和逻辑往往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勒庞在其代表作《乌合之众》就曾这样指出:

  “(只有避免了分析和批判的概念)才能……在人们心中唤起宏伟壮丽的幻想,也正是它们含糊不清,使它们有了神秘的力量。 它们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的来到它们面前”(2005:12)。

  在《裘力斯.凯撒》中,手中凶器仍在滴着凯撒鲜血的罗马元老们便已清醒地意识到应该怎样鼓惑群众:

  西那: 自由!解放!暴君死了!去,到各处街道上宣布这样的消息。

  凯歇斯: 去几个人到公共讲坛上,高声呼喊,“自由,解放!”(III,i)

  富于政治角逐经验的罗马政客已然深谙谋略之道,因为“意思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最有影响力。 例如:民主、平等、自由……那些音节简短的词具有一种真正的魔力……综合了最不相同的无意识和他们所要实现的希望”。 往往在演说中,这些习语和言辞能在群体中激起强烈的情感和永恒信仰的能力,“是观点和信仰的最大创造者。它们具有强大的威力,与枪炮相比,能置更多的人于死地。” (莫斯科维奇 2003:132-133)。勃鲁托斯也曾公然宣称:“良好的言语胜于拙劣的刺击” (v, i)。而在暗中诅咒的安东尼对即将以演说煽起的恐怖已是成竹在胸:

  残暴惨酷的内乱将要使意大利到处陷于混乱……凯撒的冤魂……将要用一个君王的口气,向罗马的全境发出屠杀的号令,让战争的猛犬四出蹂躏。(III,i)

  同时,对“街道、公共讲坛、市场”等公共空间再三强调,往往是演说家煽动民众的首选;因为现代群体心理学发现往往巨大的公共空间能使个体迷失自我的判断,“在共同的希望和信仰下联合起来……这里有异常的敏锐和兴奋感,人人都渴望融入到周围的环境中去” (莫斯科维奇 2003:184)。

  参与谋杀了凯撒的勃鲁托斯在市场的演讲中,自由、荣誉、祖国等神圣词汇借助着重复和排比等修辞手段成了宣扬的主题,有些几乎成了后人传诵的经典:

  “……并不是我不爱凯撒,可是我更爱罗马。你们宁愿让凯撒活在世上,大家作奴隶而死呢,还是让凯撒死去,大家作自由人而生?” (III,ii)

  据群体心理学的观察,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不说理是说服群众的不二法门。群体在此狂热的演说中只能被极端的感情打动(勒庞2005:45;涂尔干1999:279)。 充满了反讽的是,元老们的谋杀理由只是建立在凯撒将会称帝独裁的想象推理中的,毫无实理可言;但勃鲁托斯却能以充满理想主义和个人悲痛的演讲让罗马民众热血沸腾,以至于有人情不自禁的呼喊出:“让凯撒的一切光荣都归于勃鲁托斯”(III,ii)更具有讽刺力的是,最后抚棺而哭的安东尼一边声称“我也不会用行动或言语来激动人们的血性”,斥责民众被勃鲁托斯所鼓惑:“唉,理性啊!你已经遁入了野兽的心中…”(III,ii) 一边更是将这种让人失去明辨是非的演讲感染力发挥到及至:

  ……听见了凯撒的遗嘱,一定会激起你们心中的火焰,一定会使你们发疯……啊!那将会引起一场什么乱子来呢? (III,ii)

  在这充满对血腥暴力煽动性的描写和呼吁复仇的狂热的演讲一再刺激下, 群体心理研究中使个体丧失理智的 “集体心理场”迅速显现,罗马大众的情绪开始在沸腾中倒向另一个极端:

  市民丁 他们是叛徒;什么正人君子!

  市民乙 他们是恶人、凶手。遗瞩!读那遗嘱!(III,ii)

  此时,令人感兴趣的是,安东尼抚棺恸哭颇似一个经典的祭祀仪式,在其间凯撒正统的魅力人物(charisma)的衣钵得到确认和传承,其复仇也成了因父之名的狂怒。法国著名人类学家涂尔干早就指出道德权威和各种集会祭祀典礼最容易让个体迷失自我,因为道德权威总能征服个体的意志,“在共同的激情的鼓舞下,我们在集会上变的容易冲动,情绪激昂,而这是仅凭个人的力量所难以维系的”(1999:278-280)。个体行为受到特定时间内周围群体环境构成的集体心理场控制,于是易冲动亢奋,往往产生极大的骚乱与恐慌。 在紧接下去的一幕中,无辜诗人西那的惨死(III,iii)和稍后勃鲁托斯对其妻死亡原因痛苦而又矛盾的表述(IV,iii)[②]看似莎士比亚无意离题,但却是民众的疯狂最有力的暗示。

  同样,群体心理学家关于演讲受众的研究似乎也表明莎士比亚剧本中被煽动的罗马民众只是群氓形象的原型:

  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知道如何操纵群体的人,给他们提供的也是这种佐证……读读某些演说辞,其中的弱点经常让人感到惊讶,但是……同群体有密切交往的演说家,能够在群体中激发出对他们有诱惑力的形象。 只要他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他便达到了他自己的目的。(勒庞:49)。

  在市场演讲一幕中,勃鲁托斯虽注意到了重复这一修辞手段的妙处,如他咄咄逼人的再三追问:

  这儿有谁愿意自甘卑贱,做一个奴隶?……这儿有谁愿意自居化外,不愿做一个罗马人?……这儿有谁愿意自处下流,不爱他的国家?(III,ii)

  但他的悲剧就在于推理过多,反复强调名誉,追问自由、爱国等空泛的话题,因为“长期使用某种语言, 会导致群体对这种语言的厌倦……经过一段时间,这些语言就会边成陈词滥调,象‘自由’、‘平等’、‘博爱’……” (莫斯科维奇 2003:189-190)。而他的指责仅仅建立在对凯撒会称帝独裁的逻辑推理中,但要影响已然迷失自我的群众的想象,“千万不可救助于推理”(勒庞:50),因为“群众从来没渴望过真理……假如谬论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论……凡是让他们幻灭的都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勒庞 2005:89-90)正如这一尖锐的戏剧冲突被现代群体心理学常常引证那样:以理性把“隔在民众的幻觉与领袖之间的这层美丽面纱撕破的人就要遭殃……从布鲁图(勃鲁托斯)到孟戴斯-弗朗斯,不止一位政治家曾有过这种痛苦经历,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莫斯科维奇2003:181-182)。

  同时,他又以一贯遵循的斯多葛派追求克制条理化的演讲风格,在已打动民众后却又为凯撒的功绩辩护:

  他的彪炳的功绩不曾被抹杀,他的错误虽使他伏法受诛,也不曾过分夸大。(III,ii)

  而这正如西塞罗所评论,“(勃鲁托斯的演讲)软弱而不甚适合赢取民意” (Bruyn 1981:234),其画蛇添足犯了以偏至为手段对群众催眠的大忌,因为“打动群众心灵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英雄”(勒庞 2005:31),或者——让群众憎恶的是神话中的恶魔,而不是一时的真恶魔!

  而安东尼最终力挽狂澜,不光在于诸多评论家认为勃鲁托斯的安排失误,让其后发制人,更在于他也同样巧妙的运用武断重复等手段在煽动狂热时,却一反常理,干脆对时髦词汇绝口不提,避开凯撒种种暴虐,急促有力地罗列其为民众造福的事迹,迅速用狂热俘获民众,灌输并强化一个无辜受难被送上祭坛,含恨而死的神话英雄形象:

  他曾经带许多俘虏回到罗马来,他们的赎金都充实了公家的财库;这可以说是野心者的行径吗?穷苦的人哀哭的时候,凯撒曾经为他们流泪;野心者是不应当这样仁慈的……我所说的只是我自己所知道的事实……

  他所深爱的勃鲁托斯就从这儿刺了一刀进去……负心,这一柄比叛徒的武器更锋锐的利剑,……我、你们,我们大家都随着他一起倒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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