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如果有红线,应该保障农民而不是保障农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25 次 更新时间:2009-03-02 13: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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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 (进入专栏)  

  

  黄亚生,1985年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199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87年至1989年间任世界银行顾问,同时任教于密歇根大学。1997年,加入哈佛商学院,任商业、政府和国际经济副教授。2003年起,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

  

  赞美印度,是为中国找一个对手

  

  南方都市报:您曾经说过,在中国鼓吹印度的优势,是希望为中国找到一个对手,以促进中国的发展。

  黄亚生:我在公众论坛上也讲了这个问题,其实我讲的是整个体制,金融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我认为印度的市场经济更自由更开放,弥补了她在其他方面的巨大不足,例如教育、基础设施、妇女地位、社会不平等等等。为什么印度有这么多缺点,经济增长仍然能达到8%-9%,印度的投资是中国的50%,经济增长相当于中国的80%,这说明印度肯定在其他方面有比中国优越的地方。事实上,中国在体制上的不足,使我们本来具有的巨大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而且从长久来看,正在减弱我们的优势,例如基础教育等。

  南方都市报:是的,在教育方面,中国也遇到问题了,很多农民的孩子读书上大学,付出很大成本,但他们在就业市场得到的回报令人沮丧。

  黄亚生:这里牵涉两个问题,一方面是大学生人数增加过快,从1998年到现在增加了4倍,本来1998年中国每年新增加的大学生少于印度,但现在远远超过印度,但只重数量不重质量,从大学培养方向来讲,有很多错误。

  从需求方面,在任何国家的大学生就业都是相对容易的,所以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中国不生产白领职位?中国还是一个低科技、低管理的经济模式,而且已经持续了30年了,所以我总是强调这个问题,我听到国内学者讲,30年走过西方国家200年的历史?在我看来这是非常不正确的看法,我说人类历史走过了一百万年才有了第一台计算机,是不是这么说,第二台计算机的出现还需要一百万年呢?我们不能老是给自己找理由,觉得我们的市场经济要几百年才可以完成,这没有任何道理的,30年其实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史里面是相当长的时间,南韩用了30年,日本稍微长一点,台湾地区用了30年,我们也是东亚国家,为什么我们不能用30年时间取得更巨大的经济成就?我们在金融改革方面非常不彻底,另外在我看来金融改革似乎有走回头路的倾向,是一个退步的问题,像农村金融方面,现在比80年代是退步的。

  我特别不赞成国内的说法,说30年内,中国的模式作出巨大成就,我肯定讲这种话的人生活水平是不错的,所以他们才觉得还可以再等30年,但你让一个农村的非常贫穷的人再等30年怎么可能呢?所以我有时候看到这种言论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痛心。

  南方都市报:陈志武教授认为,中国是以低廉的人力与资源成本去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但当前,这种资源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达到极限,中国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制度改进?

  黄亚生:我的观点与这种说法结论一致,但因果关系略有不同,我认为正是由于制度上的不足,所以要达到高速增长,必须采用这种大规模投入的模式,而不是说是因为有资源优势,所以回避了制度改进。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是政府权力最大,所以政府可以采取非市场的压低成本的办法,其他的制度情况下,政府想这样做都不行。

  南方都市报:印度就是如此。

  黄亚生:是啊,印度的劳工法非常死板,但一直改不下去,因为政治上的阻力、工会等。在经济学家看来,印度的劳工法应该改,但我和搞劳工和技术发展的人交流的时候,他们说这个劳工法,促进了技术进步,因为它限制了印度剥削劳工的做法,因此这是有利有弊的。当然,在我看来弊大于利,因为印度这样的国家,最需要的是简单的劳动力的生产,但它恰恰没有这个,但像印度这种国家,想实行低廉土地征用,想实行低廉劳工价格,都实行不了,例如印度饭店价格比中国贵一倍两倍,要从几百人的居民处购置一个土地,经济成本、政治成本、社会成本非常高,只有开发商对将来的前途非常有信心,回报率非常高的情况下,才会做这样的事。哈佛肯尼迪学院的学者研究,表明民主国家并不见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比别的国家快,可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还要慢,但工资增长比别的国家快,每1%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带来的福利比别国高,但在我看来,福利比国内生产总值更重要。从消费数据上看,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与消费增长同步,但中国的消费一直受非常大的抑制,有人说中国储蓄率高,是一个非常大的误会。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其实不如印度高,中国生产储蓄率高,企业、政府储蓄率高,而印度的居民储蓄率比中国高,所以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居民储蓄率高,而是居民收入太低。

  四万亿的投资应与体制改革结合。

  南方都市报:那么这就说到了内需的问题,当前中国推出了一个4万亿的刺激经济方案,有学者认为这是仿效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但显然,中国的经济结构与西方经济危机时期完全不同,应如何避免“有中国特色的罗斯福新政”既不弥补公共支出缺位,又进一步加强了垄断扩权的局面?

  黄亚生:罗斯福的新政是建立在新的体制上:新政设立社会保障制度、储蓄人保险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现在美国还在沿用。罗斯福新政的主要贡献,第一是制度改变,第二才是增加政府开支,从我看到的材料表明,很难讲是因为新政开支增加还是第二次大战把美国经济从萧条转向复苏。回到我们中国的4万亿,从现有的情况看,这些投入似乎是在原有体制不变的情况下,来增加新的开支。可想而知的,如果不进行体制改革,那4万亿就仅仅是新钱,而不是新政。倘若将4万亿投投入到旧体制,我觉得透支是可以的,投入4万亿是可以的,但政府应该结合这4万亿,进行大力的体制上的改革,我相信奥巴马政权也不仅仅增加开支,也是要搞改革的,比如说对华尔街的监控,对能源的投入,新科技的增加,他肯定要结合改革措施,不可能在原有基础上原地踏步。

  南方都市报:在国家的政策中,4万亿包括了社会保障支出,但这里又牵涉了一个公共财政的问题。应如何保证这些资金不偏离轨道?

  黄亚生:这又涉及了体制问题,这是政府的透明性,奥巴马政权新任命了行政效率官,提高政府效率,控制腐败,中国也有高层发表言论,多次看到高层对腐败问题表示重视,但在体制上如何避免腐败问题,我并没有看到更多改进的措施。

  南方都市报:倘若就中国现有的体制资源下,我们可以做到些什么呢?

  黄亚生:如果说改变体制尚需时日,那么即便是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有一些改进的,例如4万亿怎么花,我看来更多的应该放在社会保险、教育支出、卫生支出,比如说中国有个最低生活保障,但中国的低保是非常“低”的,这里有巨大的提高空间。现在有经济学家说,投资比增加居民收入的优点在哪里呢,因为投资乘数大。我一点都不关心这个乘数,即使是你给贫困人口100块低保,他九十九块九毛九都储蓄起来了?我也觉得无所谓,中国的GDP即使掉到4%-5%,但人民的收入增长从3%提高到5%-6%,在我看来这个目的就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并不值得在意。

  南方都市报:您刚才说的政府主导的投资,其投资乘数效应大,但也有学者指出,当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远远超出了同等经济水平国家,而且基础设施只能令生产成本下降,在当前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投资的边际效益也在下降。

  黄亚生:那这就是更糟糕的问题了,我刚才的假设是投资的边际效益是正的。我没有相关数据,但我觉得这种看法是很有说服力的,我们看中国的高速公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已经是第二大高速公路国。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建了这么多高速公路使用效率是多少。在墨西哥有研究表明,建设的使用效率非常低,因为他也是苛捐杂税,等于高速公路不用,大家还是去挤免费路。中国的运输公司都是地方性公司,跨省运输非常困难,现在的燃油税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地方的藩篱,把路钱打入燃油税中。但是,地方政府随便可以收税、收费,我听到一个搞运输的人讲,只要是外地车到,警察就跟上,说违反交通规则,本来可以走辅路,逼你走大路,这些都是体制问题,你再建路,机场,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些其实是管理和体制问题,而远不仅是硬件问题。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60年代去日本访问,发现丰田公司要求零库存,当时日本道路交通这么困难,是怎么做到零库存?丰田的经理说,道路非常困难,但我们通过调研和大概能算出每次拖延的时间多少,只要能做好计划就不是问题。很多硬件的缺陷是可以通过管理解决的,利用管理改善,管理体制,硬件再改善,管理体制跟不上,也是没有用的。

  

  改革的阻力来自改革的不彻底

  

  南方都市报:当前有这样一种思潮,认为改革开放30年导致了贫富悬殊,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从而形成了一种否定改革的声音,您怎么看?

  黄亚生:改革遇到既得利益者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才有,而在现行体制下,出现既得利益集团和贫富悬殊状况难以避免,这恰恰是改革不彻底的结果。很多人对市场化的理解是腐败,比如说,此时此刻的私有化是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导致改革的政治阻力增加,这是有巨大的成本的。按照中国有些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说法,即使体制不变,也是更优的做法,让这些企业留在国家手里,损失大于体制不变的私有化的损失。当然,可能在最终的结论上我与他们一致,但我绝对不认为现在这种状态是合理的,这样做的代价是使整个社会反对改革。所以,我绝对理解有各种质疑改革的声音,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我也许会觉得改革以前的状况更好,解决改革过程中的不公正,是我们迟早要面对的代价。令人担心的是,错过了体制改革的时机,令一些有意识形态的东西对以后进行的真正的体制改革产生巨大的阻力,也有可能今后大众会选择不改革。

  南方都市报:这里牵涉一个私有化的定义问题,在中国私有化一直被认为是把公有财富落到少数人手里的,非法的,不公正的行为,但我们看到,权贵私有恰恰是由于民众对手中国有资产的产权不明晰。

  黄亚生:最糟糕的是不能拿到桌面上的私有化,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应该增加制度约束和媒体监督,我们多年的习惯,公有私有之间的碰撞,不是特别习惯于细化的分析。如何实行私有化,我也同意中国不应该全面照搬西方模式,但具体做法和技术上的措施,并不是核心价值的问题。

  南方都市报:陈志武教授在去年接受本报专访时提出的设立“国民权益基金”的理念,主张应该把国有资产民有化,这样更符合国有资产的性质。

  黄亚生:其实我觉得有更简单的办法,就是土地产权属于农民,第二是减少垄断。中国的改革道路,在上世纪80年代走的就是农村包围城市、以新兴企业与体制内部的企业竞争的道路。这有几个先决条件,第一农村要有资源,第二要允许竞争,而这两个条件,在90年代中后期都被减弱了,我觉得主要问题,不在于国有资产的存量问题,而且所有制的问题并不重要,更重要的不是例如宝钢这样的企业属于谁,营运效率更高,国营钢铁公司成功的案例不是没有,问题不在企业所有权属于谁,而在于国有企业,能不能依靠政府的政治权力消灭竞争,存量不去动他,只要能竞争,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可以实行。但是,土地权益要属于农民,金融应该放开,同时应要求政府放开行业准入。

  劳资矛盾的症结在农村。

  南方都市报:当前,除了面临不公正的市场地位以外,民营企业又陷入了劳资关系对立不断激化的困境,但事实上劳工与中小企业的议价能力都趋于弱化,其深层原因是什么?

  黄亚生:在劳资关系上,问题的焦点一度落在劳动合同法上。劳动合同法的政策目标我是完全同意的,提高劳动者的讨价还价能力、提高工资,都是正确的,关键是怎么去做这个事情,例如应该容许讨价还价、集体谈判等。如果劳动法颁布,结合其他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还是说得过去,劳资不对称,主要是农村出问题,工人与资本谈判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如果结合改善农村土地,金融等等,劳动法可行,例如规定最低工资,而不是限制企业雇佣自由,这些在技术上都可以讨论。问题的出现不是因为缺乏法律,问题的解决也不仅仅依靠这个法律,有更深层的问题在后面。

  南方都市报:当前内需匮乏的根本原因是国民收入低的问题,但收入低的原因,是收入分配体系的扭曲,您怎么看待这一情况所导致的经济困境?

  黄亚生:中国本身就存在巨大人口压力,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劳方也处于不利地位。在体制完全不保护他们的情况下,他们的地位就更差了,例如山西黑煤矿,劳工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因为他没有任何其他选择。这主要是农村出现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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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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