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陶:译事回眸之五: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七个寒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63 次 更新时间:2009-02-27 09:49:58

杨祖陶 (进入专栏)  

  

  春风化雨,大地春回。武汉大学哲学系经历了在湖北襄阳隆中长达10年(1968-1978)的“文革斗批改”、“开门办学”、直至粉碎四人帮后分校撤消,我才重上珞珈山,这时我已是知天命之年了。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文革结束后,西方哲学界拨乱反正的呼声相当高,在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1978年10月16日在安徽省芜湖市召开了“全国西方哲学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西方哲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新闻出版方面的代表,共204人。武汉大学有江天骥先生、陈修斋先生和我出席。这次讨论会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西方哲学学术讨论会,会议的重点是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性质、对象、方法等基本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围绕着钱广华同志提供的会议主题论文《试论作为认识史的哲学史》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与会者一致同意:不要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绝对对立起来,而是要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发展看做是人类认识史的一个过程,承认它们之间也有互相影响、互相联系,客观地评价唯心主义哲学的地位和作用。很显然,30年前的“芜湖会议”在当代中国西方哲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推动西方哲学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那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共有45篇,有关方面选编了其中的一部分以《西文哲学史讨论集》为书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出版。其中有我提供的论文:《黑格尔哲学是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吗?——黑格尔哲学研究中的一桩公案》。在这次盛会上,我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贺麟先生,聆听了他关于《黑格尔哲学体系与方法的一些问题》的报告。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贺麟先生提出希望我能翻译黑格尔的《耶拿逻辑》。这时,我也有幸第一次会见了我敬仰已久的著名古希腊哲学专家、翻译家严群先生。此外,我还见到了陈启伟、王树人、薛华、梁志学等许多同行学者,大家似乎有一种“劫后余生大干一番”的感觉。会后,会议组织与会者游黄山。在“鲤鱼背”前我稍微犹豫了一下,还是毅然决然地大胆越过这个险关,直奔“天都峰”绝顶。当我“一览众山小”时,内心深处不禁浮现了这样一种感觉:年逾50的我也应当这样勇往直前,不避险阻,向着学术的高峰攀登不止!

  粉碎四人帮,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各种学术会议如雨后春笋不期而至。我至今也说不清楚的是,我对各种会议并无太大的热情,30年来我参加的会议屈指可数。除了上述“芜湖会议”,我还参加了1988年4月在武汉召集的一次有德、法、美、日著名哲学家参加的“国际哲学学术讨论会”,我提供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的论文。十分意外的是,在我报告完毕休息之际,法国哲学协会主席董特教授楼上楼下到处找我交换意见,并在会上建议就我论文提出的“作为目的性的主体性”问题再开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德国波恩大学哲学系主任施米特教授针对我的论文说,在中国看到对黑格尔哲学这样精深的研究使他惊讶。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格罗伊在发表的《会议侧记》中说:““文章显示了作者重构其艰难的反思和论证过程的能力,正如他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发现的那样。”我为自己的研究获得国际同行专家这样的评价感到十分惊喜与欣慰。1992年在东北沈阳召开的中华外国哲学史换届年会,在酝酿理事长人选时,朱德生、王树人教授找到我,让我出任。考虑到自己已65岁,我婉言谢绝了。同时,我发自内心地力荐当时认为更年青有为的邓晓芒为常务理事。当时的常务理事是很少的。在1994年在南京召开的“现代西方哲学研讨会”上初次见到了许多有成就的优秀的中青年学者,深感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大有希望。这次南京之行是应夏基松先生邀请、肖静宁极力促进的。因为她是解放前夕在南京著名的二女中(夏夫人告诉她已改为梅园中学)上的初中,每天都要经过“总统府”,很想旧地重游。有意思的是,回武汉时我们逆江而上,恰好在船上度过了她的60岁的生日,她有缘用长江的鲜鱼火锅宴请了她钦佩的陈家琪、张志扬、萌萌“三剑客”学者。1998年在安徽黄山召开的外国哲学史学会年会,主题是纪念我在前面提到的有重大意义的“芜湖会议”召开20周年,在会上我仍是旧调重弹,认为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还处在初始阶段,要准备走至少50年、上百年的学术化的道路。继1978初登黄山20年后,重上黄山时,年届古稀的我竟然走在年青人的前面,不仅越过陡峭狭窄惊险的“一线天”,还健步登上海拔1240米的“光明顶”。1999年我作为特邀代表赴北京出席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全国哲学研讨会”,在大会发言中,我首次大声疾呼要倡导源自古希腊哲学、在德国古典哲学得到典型发展、被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的“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引起高度关注。根据此次发言精神撰写的学术论文——《论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不久就见诸于《哲学研究》。改革开放30年来,我出席的主要学术会议就只能数出这几个。

  参加的会议这样少,我究竟在醉心于什么呢?我坚持长年站在“外国哲学史”课程的讲台上。高考招生制度的恢复,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面对“百人争过独木桥”的择优录取的大学生,我把面对学生的第一线教学真正视为自己的天职,主动承担了1977、78、79这三届大学生的外国哲学史课程,每周4学时、为时一学年,轮回通讲了两遍。此课程本是为哲学系开的,但深深地吸引了不仅是哲学系以外的文科、还有理科的武汉大学学子,教二楼的大教室座无虚席,课堂气氛热烈,兴趣盎然,纪律良好。同学们在校报发表的文章上、在当时的高音喇叭的广播中时常有这样的话语:“杨老师的课把我们带入哲学史的迷宫”、“听杨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20余年后,当年的大学生如今已是有影响的学者还记得,我讲西方哲学史从来不带讲稿,最多是一张卡片,完全靠哲学史的内在思想脉络、逻辑发展和融会贯通的丰富内容来吸引同学。同学们用“逻辑魅力”来形容我讲课的特点。他们也记住了一些饶有兴味的哲学家的轶事。我后来才听说,我的学生中竟有一位被同学称为“女康德”的。原来我讲到康德每天准时出现在哥尼斯堡街头散步,一个女同学每周准时要洗她的秀发,同学们说她准时得就像康德一样,于是就把她叫做女康德了。我觉得教学不仅是付出,我从同学们的求知欲和互动中、所受到的思维训练对其日后工作的影响中,从对我自己实践教学、科研与翻译的“三结合”的深化中,从夺回四人帮时期损失的时间中,我体会到自身工作的价值。当然也得到系、校两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表彰,并于1981年获得了湖北省高校先进工作者称号。这两个大轮回的教学是我从事西方哲学史教学以来讲授时间最长、最系统、最深入、影响最大、也是对我的研究与翻译最有促进和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其实,有几年我的身体很不好,患有严重的“白细胞减少症”,精力很差,正在打针、服中药,按照医生的观点,我早就应该休息。但我骑着自行车来到教室,一站上讲台,不知怎的精神就饱满起来了,而且每次课前总能享受到读书、思考、收获的乐趣,力求更加从容,精益求精。这里必须特别提出的是,我要感谢我的良师益友陈修斋先生对我教学的支持。1978年起,我与他开始联合招收西方哲学史硕士研究生,首届择优录取了段德智、张传有、陈家琪、何建南、陈宣良等五人,陈先生主动承担了大部分指导研究生的工作。1983年以后,随着新生力量毕业留校和成长,我作为教研室主任对西方哲学史这门必修课的教学安排有很大的改变。我不再讲授这门必修课了,而是投入了新的教学任务,我先后努力为本科生(研究生来听讲的也不少)开出了“黑格尔逻辑学研究”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研究(康德认识论研究)”这样难度较大的研究型的选修课,每门课又都讲了三届,直到1989年我才退出本科生的教学课堂。其间,我还应邀到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大讲学和到陕西师范大学作学术演讲。令我难以忘记的是,在我讲授“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研究”期间,我的挚友、当时还是讲师的黄见德教授,每次都准时从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赶来听课,并渴望我能将《纯粹理性批判》的讲授内容整理出版,以便作为学习此书的引导。对他的建议,我也未尝没有动心过,甚至暗中想到它可以命名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大约在1989年—1990年间,黄见德教授又热心地谈到此事,并慨然允诺协助我进行整理。他花了很多时间与精力,根据我的讲授提纲、他自己几次听课的笔记和当时的硕士生冯俊教授的笔记,整理出了一个约20余万字的、体现我集中讲授康德这部名著的主体部分的初稿,虽然就其已经讲到的部分而言,已达到相当的深度与新度,我并没有想就此出版。但这个初稿对于我后来与邓晓芒通力合作完成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的问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过渡环节,其全部内容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纳入到了《指要》之中。在此我要向黄见德教授表示谢意。在多次讲课、酝酿写书的过程中,我想起1945我在西南联大第一次买到郑昕先生的《康德学述》时的欣喜,以及听郑先生讲康德时起初如在云雾中的感觉。于是,一种新的想法突然呈现出来:如果说我国的读者和学术界当前在这方面还有什么新的、迫切的需要的话,那就应该是一本逐章逐节解读《纯粹理性批判》的书。这样的书也许有几分类似于郑昕先生寄希望于后学为康德这部巨著所作的“长编”吧。在《指要》的序言中,我对与邓晓芒的合作方式与过程以及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必要地肯定。为了坚持我提出来的《指要》的撰写方针——既要指要,又要解惑,最后达到读懂《纯粹理性批判》全书的目的的宗旨,我进行了十分艰苦的工作。对合作者提供的初稿我又用了半年多的时间,着重对我过去没有讲到的部分和问题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和修改。随后又对他提供的修整稿全文进行了审阅和修改。经过这样两遍修改,《指要》才由我最终敲定定稿。在收到湖南教育出版社的清样后,我又进行了十分细致地编辑意义上的校对。为了慎重起见,还请暑期留校的曾晓平博士再校对了一遍。这样,《指要》的问世就指日可待了。缅怀郑昕先生,使我对《指要》的出版多了一种特殊的情怀,那就是我竭尽全力、合作完成的这部著作似可看作是60余年前先生所期望的“长编”,这是我对我的老师的最真诚的奉献和告慰!在这期间,充分体现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是我发表的《康德范畴先验演绎初探》,《康德哲学体系问题》等这样殚精竭虑的探源性的研究之作。那时我们为硕士生、博士生开设的以“哲学史方法论”为主要课程的多门学位课程基本上是采取讨论式,那种教学相长的学术气氛至今同样令人难以忘怀!关于“哲学史方法论”这门课是陈修斋、萧萐父与我为中外哲学史的研究生共同开设的特色课程。80年代中期出了一本《哲学史方法论》论文集,其中收入了我的一篇5万字的长文。陈先生在该书付印前来我家,我至今还记得他和蔼的笑容。他给我看这本书署的是陈修斋 、萧萐父 、杨祖陶主编,我想一本篇幅不是很大的书不用这么多人主编,就当即划去了我自己的名字。

  我在前面说过,重返珞珈山我已是知天命之年,最能干实事的黄金岁月被一浪高一浪的阶级斗争白白葬送了十几年!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年!重返珞珈山,面对田园荒芜、青黄不接的现实,我与陈修斋先生不仅自己用最大的努力耕耘,还以极大的热情培养择优录取的大学生、研究生,使外国哲学教研室的面貌一新,在全国产生良好的影响。而我对于有天赋、有哲学悟性又勤奋的自愿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优秀人才更是倾注心血,刻意扶持、甘为人梯,寄予厚望,这在学术界早已传为佳话。事实证明,这样做对推进学术事业是大有益处的。我是一个十分低调实事求是的人,是一个如前所说“自知、自制而又心无旁骛的人”,是能够与同辈、晚辈同工作、共事业的。我遵循的是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尽我所能、合作双赢的共事原则。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在变化之中。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教育界、学术界已悄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学术评价、学术规范、学术道德都在变。我还是沿用我接受教育和以往实施教育时的老一套,执着地走在教学、研究、翻译“三结合”的道路上,把它溶入自己的生存方式中,以至对上述的种种变化毫无觉察。这使我的学术事业有时甚至陷入一种难以承受的无奈之中。

  1998年11月,学校决定在全国率先推行博士生导师退休制度,我与江天骥、萧萐父、刘纲纪教授同时首批退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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