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知人论世:陈寅恪、傅斯年的史学与现代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5 次 更新时间:2009-02-25 14:58:15

进入专题: 陈寅恪   傅斯年  

罗志田 (进入专栏)  

  

  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关于现代中国史学的旧著终于出了中译本。我知道“施耐德”三字要全部连读才是其姓氏,但汉语写作讲究要能上口诵读,此姓氏读起来却像是在称其全名,而频频称以“施耐德教授”又太像法律文书,似难以行远;下面姑简称为“施教授”,希望他能入乡随俗,曲谅此不敬之称。施耐德在德国波鸿大学读书凡十二年,从那里毕业后曾任教于海德堡大学,二○○○年起任荷兰莱顿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教授,前六年还担任那里汉学院的院长。欧洲大学多实行“教授治校”,一个专业或学科(略近于我们官定的二级学科)一般只有一位教授,通常也就是所在学科的“学科主任”,地位较美国大学教授更高,但要承担不少学术管理工作;就治学而言,恐已是“治多于学”。若教授而兼院长,基本上就是以奉献为主、治学为辅了。而施教授从二○○三年起还担任一个“中日近代史学”项目的PR(Principal Researcher);这是个一百五十万欧元的大项目,所谓PR也要承担大量的项目管理工作,非长于治人者往往苦不堪言。幸其近年急流勇退,已逐渐回归到研究者生涯中来,下一本关于民国史学与思想的新著也快完成了。

  我与施教授相识有年,现在已不记得是哪位朋友所引见,但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却记忆犹新——他当时正关注着好些不那么趋新的民国史家,那些人在我们(中外皆然)的历史记忆中已经形影朦胧甚或淡而化去了。我自己多年来也比较关注一些历史论述中相对不受注意的人物,他们中不少人当年其实很有影响,另一些人可能真是所谓“无名之辈”,却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其所处的时代。

  中国史学本有此传统,多少带有古语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之意。大概从汉代以后,每一朝代的人都尽可能记录下有关自身的材料,留待后人修史之用。人们似乎都相信:即使这个朝代灭亡,也不会在历史的叙述中消失,后世总会有人根据所留材料为这个朝代修史。反过来说,新的王朝建立后,对于所灭王朝,仍须留给它历史上的一席之地。这既是前人对后人的一种信任,也成为后人对前人的一种责任。用现在的历史眼光来看,这种“兴灭继绝”的传统,便是对历史记忆的尊重;无论是一国、一地,乃至一个人,都可以留下适当的记录,让后世知道这个国或这个人的存在。

  施教授这本《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论述的两位史家陈寅恪和傅斯年当年也曾近于“失忆”(本书出版于一九九五年,撰写更早),如今至少在中国内地早已被另眼相看。这样,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出史学趋向的变迁。不过,关注不一定意味着研究的深入。如近年大陆讨论傅斯年史学的人并不少见,但王沉森先生关于傅斯年的专著已出版逾八年,却几乎很少被这些研究者所提及,仿佛大家都在平地新建高楼。陈寅恪近年尤其受到关注,甚至已经引起一些人的不爽快了;然而大陆所谓“陈寅恪热”,其“热”的似非其史学;陈先生的大名,多半像以前民间艺术中一个常见人物钟馗,被他人借以打鬼而已。

  尽管本书出版较早,其论述对绝大多数中国读者仍非常新颖。首先因为原书是以德文撰写出版,而中国史学界能读德文者实在少,这些少数人中研究现代中国史学者更是少之又少。我自己就感觉到,若能更早读到此书,此前关于现代中国学术的有些论述或许就可以更简略了。不仅如此,施教授曾明言他想要纠正一些“西方对中国研究的片面”因素,而我们认知的“西方”,其实主要是英语世界的(包括那些被译成英语的非英语作品)。读者会从书中看到,不少施教授借以抗衡和修正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中国研究”的既存论著,都出自德文以及法文。这些大量的非英文引文可以告诉我们,“西方”及其中国研究有多么丰富。

  据施教授的考察,在本书撰写的时代,西方绝大多数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著作都把重点放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上,以非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为题的论著,似乎只有关于顾颉刚和钱穆的。关于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胡适等重要知识分子的论著虽多,但大都局限在他们有关政治和哲学方面;在少数论及其史学问题的著作或章节中,也多局限在具体的内容方面,而甚少注意其史学和史学理论。因此,本书的一个贡献即填补了西方研究中的这个空缺,其价值固不仅在于以德文著述向中国读者揭示或印证“西方中国研究”的丰富性也。

  所谓历史实由胜利者所书写,今人早已耳熟能详,大致也是人类多数社会普遍存在的事实。但在不同的时空环境里,意思可以有很大的不同。如在传统中国,前述那种“守先待后”的信任和责任可能是其他社会少有的一个特点。不过,今日我们所说的“历史是由胜利者所书写”,却基本是“胜者王侯败者贼”那一类意思;用比较西式的表述,即胜利者有意无意间会根据自己的意愿有选择地陈述历史。

  即使从后一意思看,这情形也有更繁复的含义。人们说这话时,多数时候其实有一个预设的空间范围,即在被“写”的历史所处的地域(通常是今日被强调的所谓“民族国家”)之内。但若把视野放开,我们会看到一个相当意味深长的现象:当某一地域的历史被陈述——有时是在意识形态对立的状况下当做“他人”的历史来陈述——时,研究者有意无意间仍会“主动”寻求探索和诠释“胜利”的一方。那种试图解释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何以发生并怎样完成”的后见之明在好几十年里曾有力地影响着西方的近代中国研究,直至近些年侧重“吃喝玩乐”型的史学逐渐压缩政治、军事、经济等以前的史学“重镇”。但中国史学或学术史这一在西方向处边缘的领域却仍反映着当年史学“重镇”的倾向,与近年“吃喝玩乐”对“重镇”的挑战迥异其趣,这一礼失求诸野的现象相当发人深省。

  这里所谓“吃喝”是较为接近“玩乐”的那个层面,即今日人们口中“拉动消费”的那一部分,而不是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中提到的那种基本生存意义的“吃喝”。后者,特别是那种以数据分析模式为主的社会经济史论著,在较长时间里也是既存研究的重镇之一。另一方面,与其说是“吃喝玩乐”型史学直接挤压了解释中共胜利的研究取向,不如说是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和欧洲扭转了西方学界的思路,“吃喝玩乐”型史学或不过因利乘便而已。两极化世界的终结也导致对黑白分明之简洁论述模式的反思,史事本身和史学诠释的丰富性因以彰显。而近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似乎又在冲击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恐怕用不了多久还会出现一次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导致对近代中国史的再次重估。

  当年不仅西方研究题目的选择有所侧重,就是不少具体内容的论述,有意无意间也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如本书所引施维叶(YvesChevrier)关于中国传统史学一篇非常精彩的论文,便是一例。施维叶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写史和论史的两种倾向,写史的原则是据实记述,论史的原则是褒贬。这样的对应性区分,大体也是存在的,但此文似隐约可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内地关于史论关系之持续争辩的痕迹,而当年争辩者口中的“论”本是特指而非泛指,引申到古代,或可能引起误会(也不排除这里有我自己的误会,因施维叶的论文是用法文写作,我所知者皆出自施耐德教授的引述。从中文到法文再到德文又回到中文,辗转变化之间,文意的移易可能已相去较远了)。

  现在年轻些的读者可能已不熟悉当年的争论了,那时辩论的重点是究竟应采取“以论带史”(后来有些对此不满的人径称为“以论代史”)还是“论从史出”,以及后来居上也更圆融的“史论结合”取向。这里的“论”基本是特指马克思主义(含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而“史”则显然更多是指“史料”而非“史学”。那是一个大家都已不提傅斯年的时代,而且很多人向不赞成傅先生关于“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说法,但“史”在这一持续争论中那似乎不言自明的指谓却非常明显地揭示出该主张潜在而深入的影响。

  施教授最近在北大的演讲,便非常强调中西关于“史”和“史学”的认知可能从一开始就与西方不同,尤其中国史官相当侧重记录。这的确是个睿见,古人不论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还是后来的“实录”,都强调史官当下的记录或记载功能。为什么记和记什么,当然也会体现记者所处时代的观念以及记者本人对时代观念的理解,可以肯定那不会是多么“客观”的记录。但以“记”为宗旨和以“写”为宗旨,在体现秉笔者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仍可以说有着实质性的差别。后来史官记下来的东西称“实录”,虽免不了有意的选择、删略和改写,相对而言,仍在刻意降低执笔者的主观意旨,较少“创作”成分。而所谓“写史”,则通常带有较明确的作者意图。

  今日国人喜拾西人牙慧,不仅外国有的词汇我们都要有,且一旦“引进”就推广泛用。如近年不少人动辄好说什么“历史书写”,并泛用于“诠释”古今中国史学,却不知西人之“书写”乃是指谓一个作者意图(authorship)明显的过程。中国的传统史官本可能是“记”而不是“写”,在其“书写”时的褒贬也更多是“替天行道”,虽实际不能避免作者意图的体现,在立意上却不强调甚或力图禁抑作者自身的意图。而直到最近,绝大多数中国史家仍以“求真”和“还其本来面目”为治史目标,具有明显的通过禁抑作者意图来追求“客观”甚至“科学”的心态。他们虽以“书写”的动作来褒贬往昔或表述其研究心得,在做此动作时却未必承载着今日西人“书写”所涵盖的立意。这个大问题不是这里可以说得清楚的,我们期待着施教授在下一本书中对此的处理。

  不过,无论是施维叶还是施耐德,他们之所以强调写史和论史的关联,其实是要凸显中国史学那学术之外的承担:中国文化从很早就侧重人世本身,故“子不语”的彼岸世界不那么受重视;在道(或真理)不必从超人之神所出的背景下,当“天听”也表现在“民听”且理想社会就在早期的三代时,史学不仅是接近和认识真理的一种主要途径,也是朝廷及具体帝王将相之作为是否体现了“天命”和伦常的判决者(前者还须界定在此视角下史学与经学的关系,后者的确是史学的“专利”)。这样一种与政治正当化问题密不可分的联系,到二十世纪仍是中国史学的一个特征,故现代中国史学其实承载着远超出“求真”、“还原”等学术追求之外的重负。就像本书所指出的:

  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史学家的任务极富挑战性:他们必须寻求一种对于中国历史的新的理解,以使中国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并使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至少是平等的成员之一。同时,他们还必须维护历史的延续性从而为中国认同提供基础——而这一历史在“延续”过程中则经常发生显著的变化。他们对历史的书写还要满足让中国能与西方比肩(如果不是高于西方)的要求。最后,所有这些只能在历史传统和当时环境之双重背景下实现,使得历史以及历史学家处于一种特别的政治性地位,由于必须提出解决问题的答案而因此感受到相当大的压力。(238—239页)

  这确实不是轻微的负担,虽然也可以成为推动史家的动力。用施教授自己的话说,陈寅恪和傅斯年就是两位在这样的压力下“为中国寻找现代认同”的史家。这似乎是本书的主题,即现代中国史学不论有多少“为学术而学术”的追求,实际却与确立中国及其文化在世界上与什么地位这一整体努力密切关联。这样,对陈寅恪和傅斯年的史学进行分析和解释,不仅要认识其学术本身,也要说明这两位史家的世界观、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使读者在了解特定时期特定学者的史学思想和史学实践的同时,也可以进一步认识和理解“现代中国”那饱含困窘却又不断努力的丰富含义。

  熟悉二十世纪西方中国研究的读者在这里会自然联想到列文森(JosephLevenson)那著名的“历史”与“价值”冲突的模式,即每个人都在情感上忠实于历史而在理念上信守价值,并总欲使二者结合。然而在近代中国,历史和价值在很多读书人心中被撕裂了。如梁启超便从理念上异化出传统,向西方寻求“价值”;但在情感上又离不开传统,为“历史”所左右。故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努力通过缓和历史与价值之间的冲突来平息情感和理念问的紧张,以确认中国与西方在“价值”上的对等。

  列文森这一解释模式影响相当广远,也长期受到批评。大部分批评者都认为他把“(中国)历史”与“(西方)价值”的对立和冲突处理得太过绝对也太简单化,尤其凡时人述及“传统”便往往被牵连到“情感”之上,实难以呈现和诠释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复杂面相。但列文森确实提出一个值得长久思考的问题,那种中西新旧之间的紧张的确萦绕在很多近代中国读书人心中。特别是那些趋新之人,虽处处努力以西方标准衡量中国事情,但到底只是心向往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罗志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陈寅恪   傅斯年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历史学读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5070.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