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霄汉:“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决策的层次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4 次 更新时间:2009-02-22 2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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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霄汉  

  

  内容提要: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新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经济形势极端严峻,甚至发生饥荒惨剧,却在此时决定大幅扩大外援,并提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国内政治“左”转和国际战略环境孤立这三个层次分析,能较好认识这八项原则决策的来龙去脉,对今天的援外政策亦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层次分析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政治“左”转 国际孤立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是指导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根本原则之一。中国政府1995年对援外工作进行全面改革后,宣布“继续遵循援外八项原则”[1]。

  所谓“援外八项原则”,是周恩来1963年底1964年初在访问亚非十三国时提出的,具体内容是:“第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第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对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第三、中国政府以无息或者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第四、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第五、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见效快,使受援国政府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第六、中国政府提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国政府保证退换。第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第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2]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3],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三年自然灾害严重破坏了新中国经济,农业歉收,食品、日用消费品极度短缺,一些地方出现饥荒,甚至发生农民饿死的惨剧,苏联终止援助使举步维艰的局面雪上加霜。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政府却做出实行援外八项原则的重大决定,开始大量增加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国家的援助,援外金额一度超过偿还苏联债务十几亿美元的总和[4]。本文试图从意识形态、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三个层次对这八项原则进行决策分析,以更好认识这看似与国内外形势相矛盾的八项原则。

  

  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意识形态因素

  

  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对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对信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的新中国更是如此。李慎之先生认为,意识形态是影响毛泽东外交决策的首要因素。他说:“在看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的时候,至少在其初期,决不能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否则就无法理解。”[5]

  马列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其指导外交实践的根本原则之一。在他们看来,对反对帝国主义的各国人民进行援助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在毛泽东眼里,共产党人必须具有高度的国际主义觉悟,“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 [6]。他曾把自己和纳赛尔、华盛顿做对比,他说:“阿联总统纳赛尔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支持过阿尔及利亚革命。他不是共产党员能支持阿尔及利亚,难道我们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支持阿尔及利亚吗?当一百八十多年以前,华盛顿起来反对英国的时候,法国支持了华盛顿,难道当时法国人是共产党员吗?。”[7]1963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非洲朋友时讲道:“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8]。在“外交方针和任务”谈话中,周恩来将“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列为外交工作指导思想的第一条。[9]周恩来多次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是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有义务支持那些正在取得胜利和将要取得胜利的国家”。[10]可以说,在新中国最高外交决策层的意识中,支援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是共产党员的必备素质和觉悟,是无产阶级国家先进性的最重要体现。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发生论战,对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毛泽东出席1957年莫斯科会议时,对赫鲁晓夫主张的“和平共处”有不同看法,在回国后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表示,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总路线不能限于和平共处,要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而不是和平共处作为对外关系的总路线。毛泽东开始酝酿革命化外交,并撤换推行与各国和平共处外交方针的周恩来的外长职务。[11]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毛泽东1958年后频繁会见第三世界国家的朋友,推广中国革命经验,支援反帝斗争,大量增加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他1959年2月会见非洲朋友时说,“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12]1960年5月会见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代表团时建议:“你们要能保持力量,依靠群众,坚持下去,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打仗自己消耗不要太大,保存主力,并每天消耗敌人一点力量”,还说“作为你们的朋友,提这些意见供你们参考。相信你们不会说我干涉你们内政。”[13]革命外交的心态溢于言表。

  随着中苏两党争论升级,在批判苏共与帝国主义妥协、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反帝和支持世界人民斗争的调门越来越高[14],当时领导人逐渐把中国当作了“世界革命的根据地”,主张团结和支持“中间地带”国家,共同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包括社会帝国主义(也即苏联),最终发展成“反帝必反修”的国际战略思想。受这种“世界革命”心态的影响,对民族解放运动国家的援助急剧增加,从1963年开始向亚非拉地区34个国家派出医疗队,并最终于1964年初提出援外八项原则。1965年,国内宣传更是将“世界革命”当成现实任务提出,援外工作进一步升级。

  中国在提供援助时,强调自己的对外援助与美苏大国的“经济援助”、“技术合作”有本质区别,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其对外援助必须是无私的,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1956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指出“我们不以经济合作为名,对别国进行干涉和控制,或者把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不利的义务强加在别国身上”。[15]在当时的领导人看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对外援助就应该“不要求任何特权或政治条件,否则就是帝国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16]。因此,中国的援外形式都采取无偿、低息或无息的形式,军事援助全部是无偿提供,以区别于帝国主义“军火商”。

  综上所述,作为共产党人核心信仰之一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援外政策,中苏争论使这种影响进一步深化,毛泽东等领导同志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上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并贯彻到外交实践中。[17]援外八项原则刚刚提出后,周恩来在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对外援助的出发点是,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支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进行建设,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支援未独立的国家取得独立;支援新独立的国家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巩固自己的独立,增强各国人民团结反帝的力量”。[18]可见,意识形态是决定中国外援八项原则的重要因素之一。站在“反帝反修”高度,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出发,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提供无私的经济技术援助正是这种意识形态逻辑的结果。

  

  二、政治“左”转—— 国内政治背景

  

  50年代后期,“左”倾思想全面渗透到各个领域,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中央很快意识到“左”的错误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1962年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曾试图加以纠正,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公开斥责不民主作风,在对外政策上主张缓和。

  同年2月,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在他主持撰写和审定的“关于支持别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提纲”中提出援外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方针,指出“我们应该支持别国的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但又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社会主义国家在什么时候,采取什么形式,都是适当的。”“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处于非常时期的条件下,更要谨慎从事,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需要适度收缩,预见到将来我办不到的事,要预先讲明,以免被动。”[19]这些意见通过书信形式上报给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伍修全也签了字,表示愿意共同承担责任,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刘少奇先后看过这封信,当时都没有表示不同意见。[20]6月,王稼祥进一步提出坚持和平共处,绝不输出革命,反对说世界战争不可避免,主张支持世界各种和平运动。对于王的建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是倾向于赞成的,所以在同年7月莫斯科世界裁军大会上,中国代表团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做法,既没有与苏联就全面彻底裁军可能与否的问题进行争论,也没有就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因而不能承担任何裁军义务发表强硬声明,而只是笼统地对大会关于全面裁军的呼吁表示赞同。

  王稼祥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赏识,反而刺激了毛泽东,使他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怀疑党内有修正主义,王遂被扣上 “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帽子。当得知同样不赞成普遍裁军的北朝鲜领导人对中国在莫斯科裁军大会上的“妥协”态度提出异议,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要授给中国代表团金质奖章后,毛泽东当即表示严重不满,对王稼祥的主张提出尖锐批评,王不得不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上就外交工作做了检讨发言。1962年9月,外长陈毅在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讨论中,称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这就是“三和一少”(即“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支援少”)。陈毅认为,同美苏和印度的争斗是不可避免的,对外援助“要算政治帐”,要更多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毛泽东对陈毅的发言很赞赏,在简报上批示“可看,很好”。[21]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把王稼祥的建议同所谓 “三风”(“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联系起来。此后,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又点名批评了王稼祥,王1962年下半年被迫实际离开了工作岗位。

  随着王稼祥的建议被否定,“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主张遭到了批判,扩大援外的主张进一步确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八届十中全会改变了1960年以来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对外政策“左”转。[22]此后不久,周恩来即访问亚非十三国,正式提出援外八项原则,大量增加对民族解放国家特别是非洲的援助。

  

  三、国际孤立—— 国际战略环境

  

  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继续对中国进行政治孤立,军事遏制和经济封锁有增无减,并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破坏日内瓦会议关于印支的协议,大量增加对南越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除法国推行一定程度的独立外交政策之外,其他西方国家继续追随美国,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中国与英国、荷兰的外交关系依然停留在代办级,新中国仍处于西方国家封锁之中。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50年代后期起凸现并日趋恶化。1958年,两国因“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发生龃龉。1959年9月,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发表“塔斯社声明”,苏中分歧公开化。同年,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有关资料,继而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并在翌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各社会主义党对中国代表团进行围攻。1963年9月-1964年7月,“九评”论战使争论达到高潮。“利益冲突与理论分歧的恶性互动”,“中苏从盟友演变为潜在敌人”。[23]

  由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同苏联的特殊关系,中苏矛盾不可避免影响到中国与这些国家(罗马利亚、阿尔巴尼亚除外)的关系。为了统一东欧各国态度,一致反对和围攻中国,赫鲁晓夫从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先后出席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德国等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接二连三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赫鲁晓夫努力下,四十多个共产党、工人党都站在苏联一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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