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云 吕增奎:西方学者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9 次 更新时间:2009-02-20 00:07:25

进入专题: 改革开放三十年  

吴晓云   吕增奎  

  

  [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们都把村民选举的普遍推行、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看作是中国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的重要表现。他们同时也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也面临着重大的合法性挑战,中国政治的发展前景存在着民主转型、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和走向非自由主义民主三种可能性。

  [关键词]   改革开放 中国政治 权威主义 合法性 民主

  

  绝大多数西方学者都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迁,但是,他们往往按照典型的西方政治评价标准,即多党制、普选制和三权分立,来评判中国的政治发展,认为相对而言,中国在政治领域的变化最小。因为在他们看来,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治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然而,即使按照西方的政治标准,多数西方学者也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生活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例如,许多西方学者都把村民选举的普遍推行、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法治的进步,看作是中国在政治民主化方面的重要表现。当然,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评价很不一致,大体说来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认为,尽管数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但中国的政治基本上停滞不前。第二种认为,中国将会走向民主,但是这种前景或许会出现在一场危机之后。第三种认为,中国进行了政治改革,但是民主化进程缓慢。不过,不管持哪一种观点,他们都认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存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合法性的挑战,因而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前景,西方学者之间也充满着分歧和争论。

  

  一、中国政治发展的总体评价

  

  20 世纪50 年代和60 年代中期,西方学者主要运用“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或“全能主义”(totalism) 来观察中国政治的体制、结构和变迁过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西方学者转而采用“利益集团”模式来研究中国的政治,描述和分析官僚群体、工人、学生和农民等社会群体对政治系统和政策执行过程的参与。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到现在,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在这30 年里并未演变成一个民主政体,因为中国共产党仍然垄断着政治权力,并且国家缺乏多党制、普选制和三权分立等西方国家政体的基本特征。因此,他们要么以发展中国家的权威主义体制,要么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体制”作为研究的现实参照和理论框架来描述中国政治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当然,一些西方学者对民主和自由作出了区分,指出尽管中国尚不是一种民主政体,但国家不再干预个人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因而在同经济和文化相对的政治领域中个人的自由得到了扩大。进入21 世纪后,一些西方学者把从20 世纪90 年代流行起来的治理理论运用到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之中,指出和评析了中国在治理上的改革和发展。

  

  1. 变化的权威主义

  

  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体制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退回到或者转入了“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 。尽管他们对中国政治体制性质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由于观察的视角和维度不同,他们对于所发生的变化的界定却产生了分歧,因而分别在“权威主义”一词前面加上“柔性的”( soft) 、“发展型的”(developmental) 、“调适性的”(adaptive) 、“制度化的”( institutionalizing) 、“多元化的”(pluralistic) 或“坚韧的”(resilient) 等各种形容词来描述所发生的变化。

  目前,西方学者主要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变化的”权威主义论。第一,美国学者罗德明(Lowell Dittmer) 认为,在整个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政治的发展是一个政治权力稳步去激进化(deradicalization) 和合理化过程。他把在这一过程所发生的变化称为“权威主义的自我限制”(authoritarian self - limitation) ,并且认为这种过程基本上不会发生逆转。第二,美国学者史乐伯(Robert A. Scalapino) 的“权威多元主义论”(authoritarian pluralism) 认为,近30 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是一种从“强权威主义”( hard authoritarianism) 向“权威多元主义”的演变过程。在他看来,“权威多元主义”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中央的领导变得更加集体化;第二,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由于经济增长而出现了更多的权力分配。第三,布鲁斯·J . 迪克逊(Bruce J . Dickson) 、托尼·塞奇(Tony Saich) 和默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 等人的“平民主义的权威主义论”(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地以及个人之间的贫富差异和不平等日益加剧,引发了重大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因此,一方面,当前的政策倾向于那些从经济改革中受益不如其他群体的群体,例如农村和城市的贫困和弱势人群;另一面,党以维护稳定的名义加紧了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这些学者由此断定,中国的政治中出现了一种平民主义倾向,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则走向了一种“平民主义的权威主义”。

  

  2.“党政体制”(party - state) 的调整和适应这种论点的主要代表是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 和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这两位学者都从一党领导体制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过程。海贝勒认为,中国的“党政体制”经历了“转型”和“巩固”阶段,目前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适应”阶段。在这一阶段上,中国的一党领导体制有五个特征:第一,意识形态作用减弱。意识形态逐渐为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实用主义所取代。这种减弱实际上并非政权衰退的一个迹象,而是政治稳定的一种征候。第二,新兴社会力量出现,要求党在社会内部重新定义党的角色。第三,新政治精英出现。第四,批判性知识分子阶层再次出现。这个阶层不是反对中国的政治体制,而是试图改善这个体制的结构和治理能力。第五,地区与跨地区的社会集团和组织日益要求参与和影响政治体制。海贝勒从这些特征出发进而断定,中国的“党政体制”并非一个同质的而是多样化的实体。

  与海贝勒不同的是,沈大伟认为,在苏东剧变后乃至更早的时间,中国“党政体制”的演变是一种“萎缩”(atrophy) 和“适应”(adaptation) 的共时性过程。“党政体制”萎缩表现在思想、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他认为,“党政体制”采取了一系列“适应”措施来稳定乃至扭转“萎缩”。这些政治改革表明,中国不会走向西方的多党民主竞选制度,一党制国家能够通过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来重新合法化自身,而且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和紧张并没有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构成尖锐的威胁。因此,沈大伟认为,这些政治改革的意义和作用并不像西方许多学者和记者所认为的那样“太小、太迟”,而是“相当有效地应对了(党所面临的) 许多挑战......从而维持了它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

  

  3. 政治领域的自由化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使西方的许多观察家和学者产生了这样的预期:经济增长将会产生一个受过教育并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中产阶级。他们迟早会要求掌握自己的命运,因而政府不得不让位于他们。简而言之,中国的经济自由化必然会带来政治自由化,最终带来政治的民主化。这样的看法当时就遭到了一些西方学者的反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既不可能也不必然产生自主的自我管理的生产者群体。另一种观点则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至少在20 年到40 年内中国不会出现民主,必须等到中国家庭养育儿童的模式发生变化的时候。尽管如此,但是在政治领域,中国的政治改革“大大缩小了政治的范围,使公民活动的扩大不再具有政治性”。

  因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尽管中国的经济改革并未使政治在民主化上取得了真正的进步,但在政治自由化上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具体来说,中国政治的自由化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国家对公民日常生活的干预大大减少,人民逐渐享有了更大的信仰、表达和消费以及就业和居住选择的自由。其次,中国实行了村民委员会选举,从而在基层民主上取得了进步。不仅如此,中国目前正在尝试把直接选举扩大到乡镇一级。再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再是一个橡皮图章式的议会。最后,中国共产党放松了一党统治,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实行党政分开,取消党对一些经济机构的干预。

  

  4. 治理、改革与发展

  

  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治理”(governance)和“善治”(good governance) 成为西方政治学界的流行术语,同时也逐渐成为一些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政治的新视角。正是从这一新视角出发,一些西方学者指出,那种认为过去20 多年来中国的治理过程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观点是错误的,村民竞选、行政体制改革、公民社会的兴起、中央权力的下放、法治的发展和人民代表大会的复兴等就是中国治理改革和发展的证明。经过30 多年来的治理改革,中国已经呈现出多元主义、公民社会、经济和社会权利、公共参与以及民主的面貌。

  至于中国治理改革的成就,美国学者苏珊·奥格登(Suzanne Ogden) 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信息自由的扩大。自1979 年开始改革以来,大众媒体(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期刊) 成倍增加,给中国人带来异常广泛的信息和思想。事实上,中国人像其他开放社会的人民一样能够了解许多重大国际新闻报道。第二,公民社会的兴起。社会团体的数量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快速增加。社会团体不仅代表非常广泛的群体,而且越来越独立。它们为社会不同利益群体提供了利益趋同和表达的基础。中国已经出现了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建设。第三,政治治理的改革。全国人大和各级地方人大提出法案,讨论政策,通过实施政策的法律;政府更多地就广泛的政策问题咨询非官方的学者;村民委员会和城市社区委员会的直接选举以及县级人大的间接选举逐渐被制度化;村党支部书记逐渐需要进行选举,即使不是实际上的选举。新的城市基层制度——包括社区代表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增加了向政府表达关切和提供改进建议的渠道;治理和法律体系至少在理论上来说是建立在宪法上的,并且法律由全国人大通过;司法人员的素质近年来已经得到提高。

  总而言之,经过将近30 年的改革和发展,尽管现在还难以断定中国已经有了一组日益制度化的民主治理制度和程序,但是与其以前相比,中国治理的制度安排具有了更大的参与性,变得更加“民主”,能够为公民提供更多的表达渠道,能够代表更广泛的选民,能够容忍更加多元的意见、态度和观点。

  

  二、中国政治发展的具体成就

  

  在西方学者当中,中国没有政治改革或者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的观点非常普遍。当然,他们也注意到中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许多渐进、有序的政治变化。例如,村民选举的普遍推行、公民社会的兴起、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法治等被视为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最明显的政治变化。在他们看来,这些变化都是中国走向民主的重要方面和表现。随着这些领域的发展,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将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正如美国学者约翰·桑顿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正在发生很多变化,在政府中、在共产党内、在经济领域中和在一般社会生活中,这些变化可能改变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并进而塑造中国政治的未来。”

  

  1. 村民选举:中国的民主之路?

  

  选举被西方学者视为民主的标志之一。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选举,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在中国的各项选举改革(人大代表选举、社区选举和村民选举) 中,最受看重的是村民选举。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认为村民选举与中国的民主前景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村民选举最接近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和实__践。因而,村民选举被誉为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改革之一。

  对于中国村民选举和地方民主的意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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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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