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或中产阶层的失业问题看似不如农民工那样集中，但由于这部分人在社会中独特的位置，其失业造成的社会影响可能更大。这部分人失业带来的职业恐慌和信心危机，将会是更为严重的，并可能由此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世界性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会不会传导到社会，会不会导致社会危机的发生？这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失业。可以说，失业是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最基本链条。茅于轼先生说过，如果不是因为失业问题，经济危机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在一次论坛上，有的学者对于就业问题甚至用了这样的说法：人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强调的是地段、地段、地段，而在经济危机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就业、就业、就业。而失业问题在中国还有一层独特的含义。因为目前在中国发生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金融危机引爆的传统生产过剩危机，问题主要是集中在实体经济的层面，特别是那些低端的、面向出口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就意味着，同样程度的经济问题，在中国引起的失业问题会更为严重。
金融危机中的失业问题是发生在我国就业压力本来就很大的背景下。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达2400万人。其中包括1300万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和800万下岗失业人员，此外还有300多万其他人员需要等待就业安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报告表明，城镇失业率已经攀升到9.4%，是官方数字的两倍。有学者甚至认为，实际的失业率可能比上述数字更高。金融危机的冲击，无疑会为这种状况雪上加霜。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已经成为就业形势转差的两个最大受害群体。2008年6月以来，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许多工厂倒闭，大量农民工待业或返乡。实际上，沿海地区大量出口企业倒闭、农民工失业早在全球金融危机大规模爆发前就开始了，其主要原因是美元下跌、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取消，尤其是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后，企业贷款紧张等。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发生后，形势进一步严峻化。据估计，在2008年底，返乡农民工的数量有可能超过1000万人。此外，大学生毕业后就业难，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2009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将达到610万，加上历年没有就业人员，超过700万毕业生需要解决就业问题。
白领或中产阶层的失业问题看似不如农民工那样集中，规模也不如前者大，但由于这部分人在社会中独特的位置，其失业造成的社会影响可能会更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领或中产阶层失业的特点之一，是其失业过程中造成的职位不稳定感和职业不安全感远远超过实际的失业状况，因此，这部分人失业带来的职业恐慌和信心危机，将会是更为严重的，并可能由此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首先提出两个分析性的概念，即“削底式裁员”与“削边式裁员”。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企业裁员中，这两种裁员是有很大区别的。所谓“削底式裁员”，是指被裁减的是底层的一线工人或下层职员。而“削边式裁员”，则是指不同层次的就业职位基本按照同样的比例裁员，在这种裁员中，高管、中层管理人员要和下层职员甚至一线工人同样面临失业的威胁。在人们一般的想象中，可能会觉得金融危机中的裁员或失业会以削底式的方式进行，但从目前已经发生的情况看，更可能的是以削边的方式进行的。因为一个高层或中层管理人员的工资要相当于很多个下层管理人员或一线工人的工资，裁减中高层管理人员能更有效地减少企业费用和工资成本，而且在底层人员被裁减之后，处于过剩状态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被裁减就成为必然。去年年底的一则报道题目就是《美国银行裁员之刀伸向高管》。据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56%企业高层预期来年裁员，47%员工忧虑失业，25%人开始翻阅招聘广告或更新自己的履历表，为可能面对的失业做准备。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危机时期千万不要要求提薪，因为薪金高的人更容易被裁掉。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中，往往是整个企业倒闭，而在整个企业倒闭的过程中，无论哪个层面上的人都不可能幸免。
“削边式裁员”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逐级踢下效应”的形成。即一个位置较高的专业人员的失业，会导致逐级向下顶替，当然这种顶替往往不是发生在企业内部，而是发生在企业之间，特别是不同层次的企业之间。这意味着一个上层的就业岗位的失去，可能会导致若干个岗位上人员的更替。换言之，在这样的失业中，由失业造成的工作不稳定性要远远大于失业本身，由此形成的工作不稳定性的预期会由此而大大放大。形象地说，最终就业位置每减少1个，可能会有10个人经历短暂失业或工作变动，100个人产生工作的不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职业的不安全感就会产生，甚至形成大范围扩散。与此相联系的，就是社会信心受到沉重打击。在中国，由于中产阶层家庭负债率普遍偏高，许多人都有大笔的房贷需要按月偿还，因此，工作不稳定性带来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
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的时候，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保障就业，至少使失业问题不至于过分恶化。在中国政府不久前出台的系列性应对措施中，其中之一也是要解决就业问题。
一般地说，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口结构以及每年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二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有专家曾经根据各国人口构成的情况，以经济增长能保证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需要为依据，界定过各国经济衰退的临界点：中国8%，印度6%；其他发展中国3%-5%，欧美等发达国家0%。人口老化严重、劳动力数量在减少的日本，轻度负增长不算衰退。在国内，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普遍的共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要保障在8%以上，否则失业问题就会恶化。有一种说法，经济增长每下降1%，就将增加约千万失业人群。因此，保增长就成为应对失业问题的最重要的措施。
但是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并非仅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时也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模式。有时后者的影响甚至更为重要。因此，8%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关系。有数据显示，在不同产业部门增加边际投入1万元，能形成的就业机会是不一样的，商饮业可以带动就业0.247人，而包括金属制造、电力、机械制造、化工等在内的重化工业都在0.05人以下。有经济学家认为，修一条地铁投资50亿元，能提供2000人就业就已经不错了。类似的，修高速公路、铁路、水电站、核电站这些都一样，都无法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相反，加强对创业和中小企业的资金、政策扶持则意味着创造很多就业机会。因此，如何将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的措施真正落实到扩大就业上来，是目前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