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改革初衷 恢复历史真相

——《重温叶剑英三十年前讲话》、《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座谈会摘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05 次 更新时间:2009-02-15 19:19:35

进入专题: 改革  

胡德平 (进入专栏)    

  

  原编者按:"南方周末2008年10月2日刊发了胡德平的文章《倡导民主法制,反对封建主义——重温叶剑英三十年前讲话》;2008年10月29日又刊发了叶选基的文章《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两篇文章提出了改革开放必须面对的一些重要问题,起到了温故知新的作用。胡耀邦史料信息网与本报2008年年底在北京为这两篇文章举行了座谈会,兹摘要刊登两位作者和各界专家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分两期刊发),以飨读者。

  

  首先感谢《南方周末》发表我的文章,今天又为这篇文章召开座谈会。

  《南方周末》是一份有影响的媒体,它善于反映人民的需要,善于学习国内外的经验,对改革开放充满感情,在改革开放中贡献很大,能够在《南方周末》发表纪念叶帅重要讲话的文章,我很高兴。希望大家指出文章的不足和缺陷,以便再做进一步研究。

  其次,讲一讲我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一个重要的立意就是纪念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为此,首先要把30年前的重要史实尽可能搞清楚,不能含糊,更不能歪曲。只有在搞清楚史实的基础上,才能深入挖掘历史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与价值,更好地总结经验和教训。

  30年前,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于很多重大问题,一些老同志都有了共识。全会做出了很多正确的决策,比如批判“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制,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封建主义,恢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传统,倡导民主、法制,平反冤假错案等。这些都是党得以启动改革开放的重要的思想基因。当然这些基因的产生,是中国社会多种力量共同促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也是包括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等在内的党的领袖集体共同的历史性贡献,它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愿,反映了时代发展趋势,所以才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进步。今天,我们应该努力使这些基因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培育、发育出更完备的新的组织,把这些基因发扬光大,继续发展下去。这样,党、社会、人民的面貌才会发生更大变化。不能只追求GDP,以为生产发展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忽视了生产目的和人的发展,可能会使改革失去方向,失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是必须高度重视的。

  最后,我觉得今天的民主比“四人帮”时期进步多了,但是,党内民主建设和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还很不够。改革以来,百姓是不是就欢欣鼓舞了呢?我的心情,一是高兴,一是忧虑,处于矛盾中。关键的问题是,在可以用民主法治保护社会进步的时候,我们是否敢坚持下去?我觉得,只要手中有真理,对于一些左的“大批判”就不用害怕。

  

  叶选基(叶帅之侄):

  

  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之际,我在研读于光远《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的过程中,回忆起许多的往事,在许多同志和《南方周末》的支持和帮助下,写了《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文。

  我写这篇文章主要想说明这样一个观点,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这就是综观党的全部历史特别是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历史,我们党所做出的正确决策,都是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都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都是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的产物,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共同决策的结果。在党的漫长历史中,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党的领袖人物,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同时也不能忘却,没有围绕着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领袖集体,就没有一切。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一书第95页,引用胡耀邦同志传达的邓小平的指示“领袖不是单数”,就是有力的佐证。我们党迄今所战胜的各种困难、取得的所有的成绩、改革开放30年赢得的成果,都是在我们党的领导集体共同努力之下取得的,而离开这个原则,搞一言堂,没有正常的党内民主,就会出现失误,就会付出惨重代价。

  叶帅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历史发展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几个重大转折关头,都在党的领导集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至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历史时期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历史事实。

  对于“两个凡是”,我曾谈过看法,实际上,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两个凡是”社论出台之时,确实如李鑫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发言所说,那时中央政治局已同意邓小平在适当时候出来工作了,不存在发表该社论是为了阻挠邓小平复出的问题。但该社论又确实起了很不好的作用,从而一开始就受到在“文革”中被冲击、迫害的老同志的强力反对(包括邓小平在内),因此“两个凡是”没有市场并被节节冲破。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实质上是反对教条主义以及要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问题,是从理论界争论发展到端正思想路线的政治大问题,对推动全党对“文革”的反思和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起了很大的作用。从“完整、准确”到真理标准大讨论,也是认识的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世上没有先知先觉的圣人。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党怎么处理和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党在这个关系中应当处于一个什么地位?是在人民和国家之上,还是在国家和人民之中?尤其是面对今天的金融风暴,在维护稳定的前提下,如何化解危机?深化改革开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以史为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和研究建国初期所施行的在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的实践典范,探究《共同纲领》精髓,完善党内和党外民主政治生活,发挥人民群众、人民团体的参政、议政作用,从而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才能不脱离实际,克服官僚主义,有效地落实反贪、倡廉;也必然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国家从而得以长治久安。

  

  何方(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

  

  我有个意见,就是应该研究和宣传胡耀邦的改革开放思想,这方面似乎大家注意不够。据我了解,最早提出和实践改革开放的,是耀邦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着重解决的是把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公报中虽出现两次“改革”二字,但并不是后来理解的改革,“开放”二字则一次未提。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已有13处提到“改革”,但还未和“开放”并提。全面论述“改革”的,是耀邦同志1983年1月20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据朱厚泽同志说,最早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提的也是耀邦同志,朱还在贵州省委传达过。另外,有关和平与发展的问题,也是耀邦同志提得最早。总之,耀邦同志的思想和贡献很值得我们继续挖掘和研究。

  

  王贵秀(中央党校教授):

  

  读了德平同志的文章,我的体会是,看改革开放的这段历史应该全面、客观,比如没有当年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就没有改革的好形势。还有叶帅、耀邦等人,没有他们的努力,也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我们不应忘记这些人的贡献。今天我们研究历史,应该把眼光放宽,实事求是。

  

  沈宝祥(中央党校教授):

  

  叶剑英把“四人帮”定性为封建法西斯,这是至今仍然需要很好认识的问题。胡耀邦提出反封建的思想也是很早的。我这里有几个材料。1977年11月25日,胡耀邦为《理论动态》一篇揭露“四人帮”的文章写的按语中说:“随着他们权势的扩张,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突出的则是农奴主的封建专制思想和垄断资本主义的法西斯思想。”1978年6月10日,经胡耀邦审阅的一篇关于民主与法制的文章中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脱胎而来的。封建的观念形态,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的传统风俗根深蒂固,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从‘四人帮’的身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主的阴魂。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就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和影响。”1980年7月5日,胡耀邦指导和修改定稿的《封建主义遗毒应该肃清》一文发表,比邓小平8月18日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下简称“8·18讲话”)早了一个多月。1981年1月5日,《理论动态》又发表了《马克思为封建官僚画像》一文。所以说,耀邦同志对反封建提得很早,说得很到位。

  选基同志提出的党、国家、人民的关系很重要,值得研究。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为什么能一举粉碎“四人帮”?当时毛泽东那么高的权威,为什么批邓批不下去?关键是人心的向背。例如1976年的“四五运动”,就是广大人民和共产党员表达对“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满,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表达对穷社会主义的不满,也表达了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的运动。他们向往的是四个现代化,发展生产力。这就是人民的愿望,当时有几百万人。这是广大人民的政治行动。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我们才能粉碎“四人帮”,才能实现历史性的转折。现在有些文章对人民的力量讲得不够,或是将群众作为陪衬来讲,就不够实事求是了。改革,有些事是群众先干起来,然后领导再去总结概括推广的。

  

  阎长贵(《求是》杂志社编审):

  

  1949年以后,在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彻底完成的情况下,我们就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灾难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我们宣称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封建主义影响很大。叶帅在30年前第一个提出反封建,许多革命老前辈,如李维汉老人,他们也从“文革”磨难中清醒过来,都提出反封建的问题。1980年邓小平发表的“8·18讲话”,采纳和概括大家的意见,明确地提出了反封建的任务。但将近三十年来我们并没有把反封建的决策和政策贯彻下来。德平的文章提醒读者,政治体制不改革,“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就很难确立,经济建设就没有制度保障,反腐败也不能彻底,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就会受到阻碍和延误。林京耀(中央统战部研究员)德平这篇文章让读者知道了叶帅在决定改革的关键时刻中的作用。

  叶帅强调,反对封建主义要实行民主法制。三十年来,我们在立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叶帅提出的要制定“各种经济法”已经有了多种。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实行权力制衡,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我们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德平的文章给叶帅的历史作用定了位,也很有现实意义。

  

  杨继绳(《炎黄春秋》副社长):

  

  三十年来,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改革的成果分享不合理,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当今,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存在社会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对导致这些问题发生的原因,看法却南辕北辙:左派认为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改革派认为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至于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方法当然也不一样:一派认为,应当回到毛泽东时代;一派认为要深化改革,尽快实现民主化。

  有人说,当今很难形成改革的共识,我认为,多数人应当有这样的共识:宪政民主加市场经济,就是我们改革的目标。我曾经在我写的书中说,在邓小平和邓以前是强人政治,是战争年代造就的政治强人执政,今天是常人政治,即普通人在和平年代走上政治高层。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们不能像政治强人那样按照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在社会合力的推动下行事。而当今既得利益群体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所以,常人政治很容易成为既得利益群体的“车夫”。这正是常人政治的困境。要摆脱这个困境,只有实行民主和法制。

  

  盛平(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德平同志和选基同志这两篇文章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一是挖掘了新的史料,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比如,叶帅的报告是当年中央工作会议三大报告(另两篇即华国锋的报告、邓小平的报告)之一,是一篇今天看来仍有重大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历史性文献。当时没有说哪一篇是主报告。1982年编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没有收录叶帅的报告,德平同志的文章恢复了当年的历史真相,这是一个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原则问题。选基同志的文章,披露了1977年初华国锋对邓小平复出的态度,肯定了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的作用,依据真实的材料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论述。

  二是,根据历史事实和材料,纠正了一些习惯性的看法,深化了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比如,关于“两个凡是”问题,选基在文章中指出,“两个凡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由来已久,它的产生和发展,既与党内长期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有关,也与苏联自斯大林以来形成的政治权威必然是思想理论权威的传统有关,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高度集权的体制。所以,大树特树、“顶峰论”等等,其实都是“两个凡是”的表现形式。

  再如关于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的评价问题,历来都说是徘徊的两年,认为直到1978年底才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胡德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历史学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4863.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