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以作家和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写作的尝试

——写在前面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0 次 更新时间:2009-02-15 19:0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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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进入专栏)  

  

  这本是应朋友的约请,为上海教育出版社编写《大学文学》我所承担的“现代文学”部分的文稿。这自然是一个文学普及的工作,我却额外地赋予了某种学术研究的意义,试图进行文学史写作的新的尝试。把普及工作当作学术工作来做,这是我近年的习惯性做法。这也和我这些年热心于公益性工作,学术普及工作,又念念不忘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心态有关。而学术研究工作,我最看重的,除了鲁迅研究,就是文学史的写作。我经常关注和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并且有许多设想和计划,一有机会,就想尝试一番。

  这回想尝试的是“以作家和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写作。这自然是“有感而发”。因为我发现,现在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越来越花哨,却把最基本的东西忽略了:“忘记”了文学史的大厦,主要是靠“作家”,特别是“大作家”支撑的;而作家的主要价值体现,就是他的“作品”文本。离开了“作家”和“作品文本”这两个基本要素,就谈不上“文学史”。在我看来,这是“常识”;也许,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种过时的,保守的文学史理解,那么,我就甘愿坚守这样的“回到常识”的返璞归真的文学史理解。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编写体例:以《导言》(实际上是一篇中国现代文学的“总论”)笼罩全编;然后,以九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构成主体,每位作家和每篇作品,都有对其创作特点和文学史地位和贡献的“概说”和“文本简析”,又有“思考题”引导读者对作家、作品进行深入阅读和思考,同时还附有“参考文献”,提供有关研究成果,以启发读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应该说明,由于篇幅的限制,只选了九位作家,即胡适、鲁迅、周作人、老舍、沈从文、张爱玲、艾青、穆旦、曹禺,也许还应加上茅盾、巴金、萧红、赵树理、郭沫若、戴望舒、冯至和夏衍,就大体能够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本骨架了。

  这当然不是又回到“作家作品汇编”的原初状态,因为在作家、作品的背后,都有“史”的观照:它不仅在“导言”里有总的史的概括,而且作家、作品的“概说”、“文本简析”与“参考题”、“参考文献”,都是可以看作是简明的文学史史论的。

  在“导言”里,就开章明义地表明了编写者的“现代文学史观照”——

  我们讨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或者说我们关注的中心,始终是“文学”。尽管我们一点也不忽视现代文学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以及相应的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现代转型之间的密切关系,这都构成了讨论的深刻背景,但我们所要强调的与着重把握的,则是“文学”:文学所特有的反应方式,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学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所要满足的,正是这样一个历史性要求:一方面,要向古人和外国人学习描写,同时又要反抗依附于古人和外国人的“被描写”,目标却是“用现代中国人的自己的话真实地描写自己”,以利于现代中国人和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学问题。

  于是,就有了现代文学史上的两大基本努力目标和相应的两大独特价值。

  一是关注处在历史转型期的中国人的“个体的生命的具体的感性的存在”,展现人的现实的与生命存在本身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及相应的审美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样,“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现代中国人的心灵史,现代作家作为现代中国人、现代中国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型作出的内心反应和审美反应的历史”。

  二是“创造出自己的语言,形式,并且自立标准”。“正是这样的创造欲求: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创造,中国现代文学形式的创造,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价值取向与标准,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最有文学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作家”,并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最具魅力的价值。

  正是出于这样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理解,在进入具体作家、作品的观照时,就紧紧抓住“心灵”和“语言”(“形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审美经验”,这最能体现文学本质的三大要素进行文学史的叙述,并在努力把握“这一个”的独特性的同时,揭示其“典型性”,即其所内含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些特点。

  因此,本书的作家作品叙述又可分为四大块:“胡适”一块所要揭示的是,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他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所作的总体设计。

  “鲁迅”和“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高峰,现代文学经典的主要创造者,在他们身上集中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化困境”:鲁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撕裂血肉的纠缠、相搏”,周作人的文化散文中多元文化因素的杂糅与纠缠,都具有精神的震撼力和永久的文学魅力。

  他们的作品同时将现代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作出了极具深度的揭示和复杂化观照,鲁迅作品中刻骨铭心的生命感,他的“绝望的反抗”和周作人的“凡人的悲哀”,由此形成的繁复、丰厚的美感,以及他们在现代文学语言和文学形式的创新上所显示的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不仅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传统,而且向20世纪世界文学提供了一个真正的“中国现代文学范式”,它是可以和“西方文学范式”并肩而立的“东方文学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是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品格的。

  “沈从文”、“老舍”和“张爱玲”,或许还应加上“茅盾”、“赵树理”、“萧红”,他们所创造的文学世界:文学“北京”、“上海”、“香港”、“湘西”、“山西”、“东北”,是中国现代文学地图中最具中国特色和吸引力的部分。他们的作品提供的是“在相互对照、补充中而显得分外丰富的现代都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奇观”,其所展现的是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学的“现代性困境”,以及与之相应的“心理和审美困境”:老舍作品中的“京味”,沈从文的“寂寞”,以及张爱玲的“苍凉的手势”,都包蕴着说不尽的文化的,心理的,以及审美的内涵。中国现代文化中的各种因子——地方文化,民间文化,多民族文化,外来文化,传统雅、俗文化??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汇集,激荡,他们出入其间,进行着文学语言和形式的自由创造,以其色彩缤纷的多样性与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丰富、发展着中国的现代文学,构成了其主体。

  “艾青”、“穆旦”、“曹禺”,或许加上“郭沫若”、“戴望舒”、“冯至”、“夏衍”,作为最有影响的现代新诗人,现代剧作家,是最能体现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放性、包容性,以及在文体上的自觉追求和创造性的。新诗和话剧,都是外来形式,但因为适应现代中国人表达新的情感、心理,进行新的交流的需要,而被创造性的移植,并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而终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立足,扎根,成为现代中国人的文学表达的不可或缺的手段。不用说,这里充满了“语言和形式创造的困境”,恐怕至今仍在困扰着我们的诗人和剧作家,但挑战性本身也是一种魅力,而在将“外来文学形式中国化”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所遭遇的挫折,都是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将讨论最后归结到“总结20 世纪中国文学经

  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或许也是文学史写作的意义所在吧。

  我们说,这是一次“以作家、作品为主体的文学史”写作尝试,那么,“主体”之外,或许还应有其他的补充。

  我设想,如果再附录“文学年表”,其中包括文学社团、期刊、运动、论争、事件,有影响的作家、作品……的简介,作全景式的扫描,为读者提供更广阔的文学图景,或许会使我们的文学史叙述更丰富、更具立体感。但这也只有留待以后再找机会弥补了——一切文学史写作的尝试都会留下某种遗憾。

  2007年2月8日

  

  ①本文为《大学文学读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导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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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2007年第6期《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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