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法律全球化话语的逻辑

——在广西民族大学的讲演,南宁,2007-11-12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9 次 更新时间:2009-02-13 12: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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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它要求人们突破传统的乡土观、民族观、国家观……是以全球思维替代传统思维方式的时代了,虽然人类必将经历痛苦的自我折磨。

  ——朱厚泽(载俞可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页5。)

  

  为了发现自己在变迁着的秩序中的位置,一个人所必须作的仅仅是摆脱强加给自己的解释,按照自己的观点思考——正象今天的每一个群体所必须作的那样;他可以组成一个政治联盟,但要怀着对自身地位的意识。

  ——卡尔·曼海姆:《文化社会学论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页121。

  

  全球化不单是指不断增强的相互联系的客观性,它还指文化和主观性。因此,用很简单的话说,我们谈论围绕世界的观念产生的问题时,是“自为”而谈论。世界确实并不是“自为”的,但是,尤其是由于人类在若干方面的全球化,成为“自为”这个问题已变得越来越重要。

  ——罗兰·罗伯森:(《全球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页262。)

  

  我们的命运是:必须重新发明政治。

  ——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59。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全球化问题本身关不能够自然而然地成为我们认识它及其他问题的框架。它需要我们对“全球化”进行建构,而前提则要求我们强化全球化的“问题意识”,也就是将全球化问题本身“问题化”,并由此洞见到全球化对中国的特定意义。

  ——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页355。

  

  用现代性的眼光来观察全球化的世界,其结果往往会倾向于以某种熟悉的框框来理解它,如把它理解为世界政府的实现、一种单一的世界市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全球性的文化、晚期现代性,等等。我认为,所有这些理解没有一种能够对我们所经历的变化之流做出恰当的说明。我们已处于这样一种时刻,即:必须承认我们的观念已静止太久、需要有一个新的开端了。

  ――马丁·阿尔布劳:《全球时代》,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页5。

  

  全球结构既像一个强大的能量扩散器,能把某一地区的法律发展潮流迅速地传输为席卷世界的法律发展潮流;也像一个巨大的能量聚合器,能把各个地方哪怕是微小的法律发展运动凝聚整合为蔚为大观的世界法律发展运动。

  ――黄文艺:《全球结构与法律发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页1。

  

  各位同学晚上好!今晚是第六讲,主题是“法律全球化话语的逻辑”。

  全球化问题是直承现代化问题而来的。前面我们已讲过法制现代化话语的逻辑,今天我们再来讲法律全球化话语的逻辑,正好可以相互对照。对于中国人来讲,当人们还沉睡在现代化的梦乡之中的时候,全球化问题已经对中国构成了重大的冲击。所以我们不得不对全球化问题给予认真严肃的批判性思考。从我现在所掌握的相当有限的资料来看,中国法学对全球化问题已经或正在作出自己的回应与思考,在这个论域,已有许多学者作出了自己的理论贡献。作为思想者,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任务是通过清理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探讨其中的思维逻辑特别是思维的层次及其深度与广度。根据我的研究,我认为就现阶段而论,中国法学在全球化论题上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三种层次有别、各具特色的理论观点,或者说,中国法学已经显示出中国法学思维的三个可能性,即,以李林教授为代表的靠拢论,以周永坤教授为代表的统合论,以及,以邓正来教授为代表的建构论。我们将在后面依次加以研究。

  因此我们今晚的内容包括五个部分,依次是(一)全球化对中国何以成为一个问题?(二)靠拢论:李林的法律全球化论辩,(三)统合论:周永坤对法律全球化的理论建构,(四)建构论:邓正来对法律全球化的理论建构,以及,(五)一个简短的结语:法律全球化论辩与中国法学的可能性。

  

  一、全球化对中国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全球化对中国何以成为一个问题。

  同学们注意了,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中国人来说的自我理解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形象究竟是如何建构而来的,或者说,我们是根据什么来理解我们自己的。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我们的自我理解及自我形象之建构是通过知识形成的,所以我们必须对形成我们形象的知识系统进行深刻的认识。全球化问题跟现代化问题一样,既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同时更重要的,也是一个知识论问题,即一个话语问题。我们的研究主要是从知识论或话语的角度揭示其中内在的逻辑构成。

  因此要弄明白全球化在今天中国何以成为一个问题,必须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给出一个知识论上的说明。总的来看,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主权国家林立的世界,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就熟悉这一面而言,因为近一百年来的中国史从总体上看可以说是一个主权国家建构的历史。但是在一百年前,中国人所生活的世界并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历史,而是一个帝国的世界。或者说,是一个天下。中国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世界。近世以还,舍天下而就世界,从而使得中国与世界成为一个问题,这是中国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同时,这也是中国知识史上最为重大的变化。那么,这一知识论上的重大转折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提请同学们注意2004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汪晖先生的一部巨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汪晖先生在这部近一百五十万字的巨著中,以绝大的气魄勾勒了两个中国的形象即作为帝国的中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及其内在的知识论谱系。汪晖先生认为,帝国-民族或帝国-国家的二元论是19世纪欧洲学者建构起来的一个观察人类社会的知识框架,“帝国-民族或帝国-国家的二元论是在哲学、法学、政治理论、语言学、人类学、宗教学,以及其他被囊括在‘政治经济学’这一范畴中的各种知识中建立起来的。在这一时代的欧洲知识的框架内,帝国概念及其运动具有如下特征:一、帝国是一个与民族-国家相对立的政治/经济范畴;二、帝国与民族-国家的这种对立关系被组织在一种时间性的关系中,或者说,一种以政治结构和经济模式为基本单位组织起来的历史时间的进化过程之中;三、民族-国家与帝国的这一二元对立关系可以展现为西方与非西方的时间性的空间关系之中,即作为民族-国家的西方和作为帝国的非西方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现在与过去、进步与落后等时间性范畴进行阐释。”(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4,页30。)“西欧封建国家与奥斯曼帝国的这一对比关系被转化为欧洲民族国家与亚洲帝国(中国、伊期兰、俄罗斯、莫卧尔等)的对比关系:通过论证西欧国家与亚洲帝国的历史联系和区别,欧洲的国家、法律、经济、语言、宗教、哲学以及地理环境的诸种特征获得了自我确证的机会。这种欧洲自我确证的努力建立在一种普遍主义的历史观和理论前提之上,从而我们今天已经很难理解被视为亚洲国家特色的专制主义帝国实际上是从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文化的归纳中衍生出来的。在这一背景下,国家成为欧洲的本质属性和世界历史的归宿地,而帝国概念则与亚洲――尤其是伊斯兰、中国和莫卧尔――这一地理范畴产生了历史性的联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4,页30-31。)

  汪晖进一步指出:“19和20世纪欧洲思想中的帝国-国家二元论产生于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散落在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种族理论等各个方面。在不同形式的民族运动和国家建设过程中,这一知识建构的过程是极为是极为重要的要素:为了将日本想象或建构为一个现代国民国家,明治维新以降的日本社会对西方政教、法律和科学进行了持续的大规模翻译介绍;为了转化沙皇俄国的政治结构和世界关系,列宁在建构民族自决权理论时对黑格尔和马克思反复地仔细阅读;为了在满清帝国内部实行变法或为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晚清以降的各种运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翻译、介绍和阐发欧洲的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理论。民族主义的知识及其政治性的运用催生了国家的和大众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一现象说明的是:民族-国家的构想、方案和设计与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有着深刻的联系。几乎所有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无论它是以民间社会运动的形式出现,还是以官方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改革的形式出现,抑或以感情的、文学的、信仰的形式出现――都以一种普遍主义的世界观和知识体系作为前提,在这个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中,国家的知识构成了历史和政治叙述的中心点。因此,除了社会条件之外,以大众或人民主权为指归的民族运动和以政治主权为中心的国家建设运动的发生均与认识论的框架有着内在关联。”(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北京,三联书店,2004,页46-47。)

  汪晖雄辩地证明了中国的现代化形象是通过西方知识论而建构起来的,这一点与邓正来论证的西方现代化范式对于中国的支配是相映成辉的。不过非常遗憾的是,汪晖没有论证全球化问题。其实全球化问题跟现代化问题一样,也是西方知识论的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可以说,全球化问题是在现代化问题基础上的一个新的话语建构,它在根本上是民族/主权国家内在矛盾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在政治经济方面表现为诸如环境保护、生态危机、金融危机等等具有全球的性质,不是一个国家有能力可以服的,西方学者正是基于这一情势在正视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基础之上构建起全球化的知识框架。因此,全球化的知识系统是在西方现代化知识谱系之延长线上建构起来的。中国学者在接受现代化范式支配的背景之下亦步亦趋地接受西方学者的全球化范式的支配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正象中国的形象在现代化的范式中被建构起来,那么,今天,中国形象则将在全球化的范式中被建构起来的。

  中国已被纳入到全球结构之中,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是,进入全球结构与进入现代结构有区别吗?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比如对中国法学而言,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呢?这就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是我们试图从当代中国法学家的论述中试图发现的东西,进一步地说,我们就是要批判性地考察中国法学家就法律全球化论辩所展示的基本逻辑而展示中国法学在未来的可能性。

  

  二、靠拢论:李林的法律全球化论辩

  

  在很多中国论者看来,全球化更多地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世界各国之间交往的频繁而使得经济活动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事,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被纳入到全球结构之中。但是经济问题与法制问题是不能分开的,所以虽然在中国,谈论全球化问题更多的是经济学者,正象我国知名法学家、苏州大学法学院周永坤教授所批判的,“法学对全球化的关注相当迟钝”。(周永坤:《全球化与法学思维方式的革命》,载《法学》,1999年第11期,页9。)尽管如此,中国法学家很快也参与其中,而且也产生了许多的研究成果,出现了不少重要的学者,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朱景文教授、冯玉军教授就是非常重要的在法律全球化研究方面已取得一定成就的学者。不同的学者与不同的研究成果表现为不同的思维路向与思想深度,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将思想的可能性充分开掘出来并加以批判性的省思,以此来测定中国法学对全球化论题所思及的深度与广度,从而为进一步打开这一论题的思维空间作准备。我在选择不同思维路向代表人物的时候,主要是从法哲学的角度进行的,比如前面提到了朱景文教授、冯玉军教授虽然对法制全球化作了很好的研究,但是我认为他们缺乏法哲学的维度,也就是说没有表现出明确的理论倾向,所以就没有将他们放在本讲里进行讲述。我选择了李林、周永坤与邓正来三位教授的观点来展开我们今晚的主题。

  我们现在进入本讲的第二个部分,李林的法律全球化论辩,即靠拢论。李林教授是当代中国法学领域重要的学者,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是现任所长。我认为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立法发展》一文中表达了一种“靠拢论”的思维取向。该文早先发表于胡元梓与薛晓源两位先生共同主编199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与中国》一书中,它的扩展版《全球化与中国的立法发展》发表于信春鹰教授主编2007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与多元法律文化》一书中。我们在这里就根据这两篇文章(其实是一篇文章)对李林教授的观点进行评述,以此检测当代中国法学者回应全球化的一种思维路向。

  李林教授对全球化的基本理解是经济的全球化。他说:“全球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全球化,……如果可以把全球化理解为一场革命、一种世界性的发展潮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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