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图:从“自然的自由”到“社会的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3 次 更新时间:2009-02-12 16: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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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图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批思想家进行论证的重点是,当从自然状态进入到社会状态后,哪些属于天赋的自然自由被不可剥夺地依然存在,哪些将是在服从法律下才能获得自由。对于前者,思想家们一致同意可以用“消极自由”的概念来概括这些内容;而对于后者,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服从法律才能获得自由,这是大家都同意的,问题的焦点则在于,法律是如何制定的,法律的范围究竟在哪里。不同的思想家对此则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也是霍布斯与英国革命时期以哈林顿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之间争论的重要内容,也是卢梭所着力要探讨要解决的问题。为此形成了思想史上对自由不同理解的争辩,也形成了思想史上纷呈各异的缤纷图景。值得注意的是,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在围绕这些内容进行争论。换句话说,人类至今还未解决思想史上的这一基本问题。

  这一问题为什么没有得到解决,这实际上关联到自由的基本概念,以及自由与民主之间复杂的关系。正像英国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所说,“文艺复兴的道德和政治作家都一致同意,使个人自由最大化的唯一途径是确保每个人在政治事务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他们争辩说,只有通过这种参与,我们才有希望阻止政府的事务落入到一个统治阶级的手中。然而,自17世纪开始,主要的西方民主国家都抛弃了这种观点,转而赞同一个完全与之相反的观点。使自由最大化的唯一办法就是使可以合法地加诸我们私人生活的公共要求的范围最小化,这已经成为了关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的各种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种通则。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我们逐渐以这种方式改变了我们对政治词汇中最基本概念的这种信念呢?通过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可以写出很多的历史著作来,但是迄今为止没有这样去做。这样的历史将包含着一种讽刺,而这是那些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始终特别欣赏的。因为这的确具有讽刺意义,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反倒伴随着人民的政府应该由人民来管理这一观念的衰落。正如伟大的历史学家们始终所做的那样,这种历史也许会推动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目前的困境。我们可能尤其会反思,我们已继承的关于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分是否应该被坚持,还是要去修正它。

  由此,从自然自由和社会自由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存在着很多偏差,这种偏差造成了这样的现实,我们既苦于没有更多的权利或者“自由”,又苦于“权利”或者“自由”的过多,在我们这个民族当中,那种对个人权利的自然性和绝对性的观念非常泛滥。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在要求着那种绝对的权利,认为只有实现了自己的权利才是自由,至于别人的权利实现与否则与“自由”无关。正因为此,我们才看到,从大到社会中的野蛮资本主义,小到随意的闯红灯,在其行为的背后都实际上隐含着,我要实现我的个人权利。而这种不受任何限制,和不讲任何规范的权利的实现将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目前的社会现实已经给了我们警示。现在,的确应该认真地来思考,自由、权利、美德,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力之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理论上的清晰将会使我们的行动更加自如,并且有更多的空间,实际上也将真正地实现着我们的自由,或者说是我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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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zhangc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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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家茶座》第13辑,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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