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基督教二元主义与近代自由主义论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03 次 更新时间:2009-02-11 23: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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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日云 (进入专栏)  

  

  一

  

  公元1世纪初叶,适值罗马帝国如日初升,其权势似乎达到了极点。在它的东方行省的圣城耶路撒冷,一位以救世主的口吻传播上帝福音的犹太青年耶稣面对众人说了一句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特别注意的话:“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史料给我们提供的当时的语境是,耶稣被迫回答一个是否应该向皇帝缴税的具体难题,但耶稣所做的回答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它表达了一种新的政治态度。作为一个警醒世人认识现实生活的罪恶,号召人们皈依上帝,追求天国幸福的人,如何对待世俗的政治权力和人们的世俗义务?各大宗教的创始人都面对着这个此岸与彼岸关系的难题,然而耶稣的态度却与众不同:他不是将天国与世俗合一,神权与政权融合;也没有以彼岸完全否定此岸,鼓动隐遁或反叛;而是将两者分开,划出各自的领域,肯定两者的价值。

  

  从人类政治意识发展史的角度考察,耶稣这句平实的话语表达的是一种全新的观念,我们这里称它为“二元政治观”。它一方面挑战极端的神权政治和极权的世俗政治传统,另一方面拒绝了消极遁世的宗教传统。它提出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的基本原则,即在彼岸与此岸、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教会与国家、上帝的物与恺撒的物之间作出区分,在肯定前者优越性的同时,划出两者各自的大致范围,并使两者保持某种张力和富于弹性的平衡。西方政治史告诉我们,耶稣的话语似乎判定了教会与世俗国家两者的历史命运:它带来教会与国家的双雄并立。一方面,教会在世俗社会应承担起责任,掌控精神权力和宗教生活领域,抵御世俗国家的侵犯,并以社会道德权威的名义对世俗统治者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国家却要退出精神领域,满足于世俗的政治角色,同时也抵御教会建立极端僧侣政治的欲望。如果说人类政治思想史上曾有一句话改变了历史,塑造了一种政治文化的精神和性格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是。

  

  无论耶稣是否上帝的道成肉身,他的确非同凡响;无论人们是否相信耶稣是救世的基督,他的确改变了人类的命运。从社会科学的实证观念出发来看,耶稣这句话能有如此的影响,在于有无数的人深信他是上帝的道成肉身,是救世的基督。所以,他的话成为金口玉言,他的训诫化为千万人的信仰。当基督徒高奏凯歌征服了罗马帝国的时候,当他们将十字架插遍西欧日耳曼蛮族国土的时候,他们也将这种信仰深深植入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在西方大约三千年的文明史上,有一千多年是基督教的时代。在这一千多年中,人们按耶稣传播的教义和价值观念定义自己,审视政治生活,构建社会秩序,确立政治关系。基督教的信仰统治一切,渗入各个领域。在这一千多年中,二元政治观是西方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观,是西方人的共识。它被一代代学者们所认可,是神学家、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们政治论争的共同基点;它外化为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表现为教权与王权并列的二元化权力结构;它还透入普通基督徒民众的政治心理,成为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特征,形成一种深层的政治文化积淀。

  

  基督教二元政治观的流行,极大地改变了西方政治发展的方向,重新塑造了西方政治文化的精神和性格。如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史学者乔治•萨拜因(George Holland Sabine)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是“西欧历史上最革命的事件”。[①]这次革命表现在许多领域,就对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影响而言,它的集中表现就是引进了这种二元主义的政治观念。

  

  在基督教之前,古典时代的西方人追求统一与和谐。在他们的观念中,整个宇宙是一个巨大的统一整体,内部存在着完美的和谐。城邦与人类社会是宇宙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自然界和宇宙间的和谐关系也透入人类社会,人们以自然秩序为范本,调整或整合社会政治关系,使人类秩序实现内在的统一与和谐。这是他们的政治价值观念,也是他们的政治审美观念。

  

  但是,当基督教信仰取得西方文化的主导权之后,便将其二元主义的政治观念带给西方社会,从而给西方社会带来深刻的二元裂变。

  

  二元裂变的基础是对人及人的生活的二元化解析:人被解析为灵魂与肉体两个部分,而人的生活也被分解为宗教生活与世俗生活、天堂与尘世、彼岸与此岸两个领域和两种境界。从人的二重性观念出发,一道鸿沟将社会劈成两半:社会被分裂为两种秩序或两个等级,即教士(属灵等级)与平信徒(属世等级);社会组织被分裂为教会和国家;政治权力体系被分裂为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教权与王权,他们分别由教皇与皇帝、主教与王公掌管;法律体系也一分为二,即教会法和世俗法,在理论上,它们都要服从神法和自然法;而司法权力也有两个中心,即主教法庭和领主法庭(或王室法庭);相应地,人的社会角色也被分裂为教徒与臣民(公民)。这便是基督教在西方确立的政治秩序:政治权力双峰对峙,政治资源二水分流,普通民众一仆二主。这种社会的二元裂变有一系列的表象符号:在每个国家,都形成王冠与圣坛两个焦点;欧洲大地被封建庄园的护栏与修道院的围墙所分割;贵族的城堡与主教的教堂在欧洲上空双峰对峙;骑士与圣徒同时成为诗人讴歌的偶像……[②]

  

  在基督教统治的一千多年中,这一系列的二元裂变是西方社会冲突与秩序、罪恶与圣洁、思辨的理性和创造性激情的根源。如果说“宗教是历史的钥匙”[③],那么二元政治观则是理解基督教特别是其政治哲学的钥匙。基督教学者的政治思考都是围绕着上述二元关系展开的。二元政治观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设定了基督教政治哲学与古典时代完全不同的新的政治哲学主题、新的政治理论中轴以及一套新的政治学语汇。[④]所以,为了理解基督教政治哲学,从其二元政治观入手,也许是一个适当的途径。

  

  

  二

  

  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推动下,西方社会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这样一来,基督教所坚持的二元对立在世俗化进程中渐趋消解:此岸现实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彼岸影像在人们的视野中悄然远逝;个人已经长大成熟,要求独立自主,上帝放弃了干预世俗生活的权力,从尘世中隐退;世俗王权蓬勃向上,步步扩张,教权衰竭不振,屡屡退让。与此同时,政治哲学也冲破了基督教神学的藩篱,思想家们开始以人的眼光认识政治现象,从对人性的分析和对人类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观察中引申出政治的法则。从此,耶稣和使徒们说过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的感受、欲望和要求。[⑤]政治秩序褪去了神圣灵光,政治权力也摆脱了神的监护。基督教的二元论已成过时之物。

  

  然而,二元政治观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基督教时代的消逝而消失。在基督教二元政治观消逝的尽头,人们看到一种新的二元政治观浮出水面,这就是近代自由主义的二元政治观。[⑥]西方社会继续承受着新的二元裂变,一种宇宙的二元论、人的二元论、社会的二元论以及政治的二元论仍然处于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在政治领域,自由主义坚持在人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私域与公域、公民社会与国家、个人与社会、自由与权威、个人权利与国家(或政府)权力之间的二元分离和对立。这种二元分裂与张力,是近代自由主义的精髓。

  

  我们这里面对的自由主义是西方近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体系,也是西方政治文化主流传统的理论表现。它产生于17世纪,一直流传到今天。[⑦]自由主义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超越自己,特别是以19世纪中期为界,自由主义由古典自由主义跨越到现代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由于本书的目的是考察基督教政治哲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所以我们将聚焦于17至19世纪初期的古典自由主义,特别是17—18世纪的早期自由主义。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它刚刚从基督教文化母体中生长出来,在这里,两者的联系还比较直接,清晰可鉴;另一方面,我们在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那里能够发现其原始古朴的形态,没有后来因自由主义的流行而带来的混乱。一种长期流行的思潮往往在其最初的形态中最容易发现它的本质特征,尽管后来自由主义发生了种种变异,但它坚硬的理论内核和精神基础却没有变。

  

  17—18世纪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个人主义。它将一种抽象的,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个人作为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将这种原子式的个人视为国家的基础和本原,而国家只是个人的集合。它赋予个人以终极价值,个人是目的,国家是保障个人权利的工具。位于自由主义理论核心的,是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政府)权力的界分。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有某些基本权利,如生命、自由、财产或追求幸福等,是与生俱来的,是人性的要求,他们将其称为“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⑧]它们不由任何外在权威授予或恩赐,因而也是不可剥夺和不可转让的。人们在建立国家时,并没有将这些权利交给国家,因而国家也无权剥夺这些权利。这样,自由主义就在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划出一条界限,界定了各自的权利或权力范围。它的重心在于保障个人权利。个人权利设定了国家权力的界限,也构成抵御国家权力的屏障。自由主义者坚持,国家权力是有限的,它没有任性的和绝对的权力,不能侵犯个人权利。在理论形式上,这个时期的自由主义借用了自然法、社会契约论和理性主义等作为阐述其思想的工具。同时,他们一般都倡导法治、代议制民主、分权与制衡、联邦制等作为个人权利的制度保障。作为革命时代的思想家,他们多数人还将人民革命的权利作为保障个人权利的最终诉求。

  

  这个时期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由霍布斯奠定了理论基础,中经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等人,到洛克那里得到完整系统的阐述。此后又有一大批思想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它。他们包括:大卫•休谟(Davi d Hume)、亚当•斯密(Adam Smith)、亚当•佛格森(Adam Ferguson)、[⑨]柏克(Edmund Burke)、[⑩]孟德斯鸠、杰斐逊、[11]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麦迪逊(James Madison)、杰伊(John Jay)、边沁(Jeremy Bentham)、康德、洪堡(W.V.Uumboldt)以及稍晚一些的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等。

  

  这里,有两个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特别的人物值得单独讨论。

  

  第一个是霍布斯。霍布斯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这在研究者中几乎是公认的。他对人性及其自然状态的分析,他关于国家起源的社会契约理论,以及他关于国家的目的和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认识,都是彻底的个人主义。他坚持个人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将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都理解为消极性的,坦率承认它们与国家权力的对立。但在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立中,他更多地倾向于国家权力,所以他留给个人的权利是有限的,而赋予国家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特别令后人诟病的,是他提倡专制集权主义作为对个人的制度保障。这样,虽然他从自由主义的前提出发,但却得出了绝对专制的结论。从自由主义的根中生出了专制集权主义的大树。

  

  但我们应该清楚,民主、法治、分权理论等与专制集权理论的分歧,涉及的是自由主义的制度外壳,而不是其理论内核。从马基雅弗利(N.Machiavelli)到霍布斯,西方思想界是专制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霍布斯处于这一时代向自由主义时代转换的关节点。他将专制主义理论发展为完备成熟的形态,同时也将其基础置换为自由主义,这就打开了通向自由主义的大门,并为最终抛弃专制主义准备了思想前提。我们还应该看到,专制集权主义与极权主义不同,专制集权主义是排斥政治上的多元化和权力分割,将纯粹政治控制性的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个权力机构或一个人,而极权主义在政治上集权之外,还要全面控制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前者的特征在于权力的垄断性和独断性,后者的特征在于权力无所不在;前者的目标主要是实现对社会的外部控制,后者则要使权力穿透人的内在世界,全面支配并改造社会和人。所以自由主义的真正对立物是极权主义而不是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可以与民主制度兼容,而不成熟的自由主义却可以与集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嫁接。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对立涉及权力的性质、行使方式和权力范围,而民主分权与专制集权的对立涉及的是政治权力的归属。从这个角度考察,霍布斯自由主义不彻底的地方,不在于他主张专制,而在于在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立中,他严重地向国家权力倾斜。

  

  另一个需要说明的人物是卢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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