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反对中学文理分科 增加儒家经典教学

——我对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的意见与建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4 次 更新时间:2009-02-11 23: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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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进入专栏)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郭齐勇教授

  

  

  提要:母语、国学的教育是国本;应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立法,维护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纯洁与尊严;反对中学文理分科;让《四书》的内容更多地进入中小学课堂,减掉一些政治教育的内容,改革教材内容与方法,渗透进道德教育、人生教育与性情教育的内涵;改变目前青少年学英语的时间、精力大大超过学习母语的状况;中学语文课程增加文言文的比例,至少要有五成;应恢复中小学生练习毛笔字;社会上对幼儿与中小学的知性教育太过太偏,盲目追求高精尖,已走上绝路,应该到了迷途知返的时候了。

  

  教育部:

  多年来,我在民间演讲中曾多次论述过反对中学文理分科的意见,关于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立法的意见,关于让《四书》的更多内容进入中小学课堂的意见等。我也在不少文章中发表了类似意见,例如在以下拙文中讨论过。

  

  1、浅谈大学人文教育、国学教育的课程设置,《读书》,2006年第4期,P19-25。

  2、人文教育从经典导读出发,《中国教育报》,2006年5月18日第7版。

  3、郭齐勇访谈录:文化传承与教师素养,《中国教师》,2006年5月第5期,P24-27,21。

  4、漫谈国文与国学教育,上海《文景》,2006年7月第7期,P36-41。

  5、武汉大学的人文通识教育与国学试验班、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的创办,甘阳等主编:《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P127 - 137,又,P167-168,P527-528,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8月。

  6、时机与意义:国家的兴盛与国学的复兴,《中国社会科学内刊》创刊号,2007年第1期,2007年2月,P115—123。

  7、对当前国学热的反思,《珞珈讲坛》第三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P191—206, ISBN 978-7-307-06075-3。

  8、“四书”应该进中学课堂,《光明日报》2008年4月14日第12版(国学版)。

  9、让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全国政协《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讲坛”2008年12月22日C4版。

  

  在以上文章中,我的有关看法,简言之如下:

  

  幼儿与中小学教育中的中国文化教育应是基础的基础。因此,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对幼儿、小学生和中学生加强中华民族历史知识、历史意识与人文精神的教育。不然,大学的人文教育就根本没有办法做好。此外,中学文理分科的问题,作为高考指挥棒的附属物,似应有更加合理的解决方案。从公民的文化教养与民族的文明发展来看,中学生的文理分科是应当为法律所禁止的。同样的,我国应当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立法,或者说,应当在法律上规定,必须对幼儿与小、中、大学生进行传统语言与文化的教育,维护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纯洁与尊严,必须改变目前青少年学英语的时间、精力大大超过学习母语的状况。建议中学语文课程增加文言文的比例,至少要有五成,还应恢复中小学生练习毛笔字。

  

  母语、国学的教育是国本,不可动摇。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批评一种现象,即中国大陆地区的各层次教育中,忽视母语的教育,忽视本土文化ABC的教育,把英语、西方文化教育看得比母语、本土文化的教育更为重要,完全是数典忘祖!现在中国的大众文化已是美国文化的殖民地,美国大片横行无忌。反过来看一看法国及欧洲一些国家,他们严格限制大众媒体把英语节目或所谓美国大片肆无忌惮地播放,他们是有限制的。法国知识界不断批评、指导法国的传媒与文化界,法国政府也十分自觉地捍卫法兰西语言的纯洁性与法兰西文化的尊严。相反,我们都失职了!我不是反对学习西方,相反,我是积极主张拥抱西方文明的,我担任武大人文学院、哲学学院院长时,在本院的教学中,我为以西文学习西方经典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我们开办的国学试验班、中西比较哲学国际班,都是开放的,有些课程也用英文上,请外国学者上。但我认为,这一定得有一个界限,即中国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博士生),宪法与法律允许的中国教育,一定要以母语与本土文化为主导和主要内容。我们现在讲自主创新,讲建立自主创新型国家,首先振兴的应是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增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意识。中国人靠什么走向世界?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中当然包含着几千年来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中国文化当然是变动着的文化。但中国之为中国,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一定有自己内在性的东西,有主导性与主体性的常道。这是不可动摇的。因此,我坚决支持有的课堂教学使用英文教材,或用英语教学,但反对所谓“双语教学”的提法,更反对有的大学提倡所谓“全英语教学”,那是应当禁止的,是违法的,是殖民地心态的体现。

  

  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国民,有接触本国经典的义务。一个西方人,不管从事什么行业,在他经受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起码诵读过、学习过荷马史诗,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西塞罗等罗马政论,莎士比亚的文学作品等。这都是视为当然的,是他们的人文修养的基本功。一个中国人,也应当掌握好母语,具有中国文化的常识。可是今天在中国,如果我们让青少年读一点有关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的书,会被认为是旧守复古、大逆不道。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要了解的最基本的经典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还有:《老子》、《庄子》、《六祖坛经》、《史记》、《汉书》、《诗经》、《楚辞》等。现在,我们的荧屏中,充斥大量的莫名其妙的所谓“你的内人”(见电影《黄金甲》)、“你的家父”(见电视《走西口》)等让人啼笑皆非的说法,传统文化素养之低下,可见一斑。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电视节目中,字幕用语的不规范、不准确,已经令人难以容忍。此外,我们也要反对对中国历史文化及其经典的庸俗化倾向。

  

  尤其是做人做事之底线与根本的教育,尤其是仁爱、诚信等中华民族价值系统的重建,更是迫在眉睫,与我国健康的现代化息息相关。我建议:让四书的内容更多地进入中小学课堂,特别是初中应完整地学过一遍《四书》全文,这基本上是把根扎正,接受起码的做人之道的教育的问题,也是国民文化认同、伦理共识的基础。一定要在国民教育中更多渗透关于人生信仰信念、理想人格的教育,不是说教,而是浸润。当前,社会上对幼儿与中小学的知性教育太过太偏,盲目追求高精尖,已走上绝路,应该到了迷途知返的时候了。我们全社会(指政府、社会、学校、家庭)对幼儿、少年、青年的道德教育太不足了,我说的不是教条化的、形式主义的、脱离实际的、手电筒对外的、与身心修养无关的、适得其反的那一种,而是浸润式的,养育德性的,与生命、生活融会的,从小事做起的,老师、家长与成年人的身教为主而身教言教一致的,与全民文化素养的提升相统一的,与智体美及技艺的教育相渗透的,与现代人的行住坐卧、待人接物等生活规范及尊老敬贤、仁民爱物、宽容大度、敬业乐群等博雅君子的温良恭俭让品行的养成相一致的道德教育。

  

  从减轻中小学课业负担来说,要减掉一些政治教育的内容,改革教材内容与方法,渗透进道德教育、人生教育与性情教育的内涵。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教育,应循序渐进,不能教条化。现在有的教育及内容变成小学学一遍,初中学一遍,高中再学一遍,大学又学,硕士、博士还是那一套,严重浪费教育资源,反而造成学生厌恶反感。一定要有层次性。初中以下,主要是做人的基本的教育。高中适当学一点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容,把中外原著经典、中外哲学史与理论相结合,生动丰富,不要再停留在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的水平上了。改革开放30年了,中小学政治课的内容与教法应改一改了。

  

  武汉大学教授 郭齐勇

  2009年2月8日初稿

  已丑年元宵节 2月9日修改

  

  

  附录一:

  

  关于中小学教育的思考

  

  2001年5月我在德国。有一天,莱比锡大学的一位女教师陪我到该校去作演讲,途中她先送女儿上幼儿园。她对我说:“我送女儿到教会办的幼儿园去,幼儿园的老师们常给孩子们讲《圣经》(《新约》与《旧约》)中的故事。这是要让孩子们从小接受我们这个文化最基本的做人的教育,博爱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是不允许传教的,孩子们长大以后信不信教,由他们自己选择,成年以后的事,家长不干预。但作为家长,一定要让孩子在幼小的时候就接受我们自己文化中最基本的伦理的教育。”

  

  幼儿与中小学教育中的中国文化教育应是基础的基础。因此,全社会都应当重视对幼儿、小学生和中学生加强中华民族历史知识与人文精神的教育。不然,大学人文教育就根本没有办法做好。此外,中学文理分科的问题,作为高考的附属物,似应有更加合理的解决方案。从公民的文化教养与民族的文明发展来看,中学生的文理分科并不利于发展。同样的,我国应当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承传立法,或者说,应当在法律上规定,必须对幼儿与小、中、大学生进行传统语言与文化的教育,维护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纯洁与尊严,必须改变目前青少年学英语的时间、精力大大超过学习母语的状况。我建议在小学高年级至初中的国民教育中,让孩子们完整地学一遍《四书》,这是做人的基本教育。这不会增加学生负担,可以相应减少一些空洞无物的教育。另外,建议中学语文课程增加文言文的比例,至少要有五成,还应恢复中小学生练习毛笔字。

  

  母语、国学的教育是国本,不可动摇。我们现在讲自主创新,讲建立自主创新型国家,首先振兴的应是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人靠什么走向世界?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中当然包含着几千年来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中国文化当然是变动着的文化。但中国之为中国,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一定有自己内在性的东西,有主导性与主体性的常道。这是不可动摇的。因此,我不反对适当用英语教学,但反对所谓“双语教学”的提法,甚至有的大学提倡“全英语教学”,那是应当禁止的,是违法的,是殖民地心态的体现。

  

  (原载全国政协《人民政协报》2008年12月22日C4版“学术家园•讲坛”,谢颖整理)

  

  

  附录二:

  

  “四书”进中学课堂的必要性

  

   郭齐勇

  

  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九十高龄的老教育家任继愈先生最近在为新华出版社引进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学基本教材《论语卷》《孟子大学中庸卷》写的序言中指出:“多年来我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奠定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不是在大学学了哲学或政治课开始的,而是在中学时代,从十二三岁时随着身体的发育、知识的积累、意志的培养平行前进,同步开展的。再回想自己成长的过程,也是在中学时已经考虑过将来如何做人。”他又说:“教育最终目的在于育人。人是社会的成员,社会培养他成长,成长后反过来为社会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古今中外社会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对社会有用的人,不光有丰富的知识,还要关心国家大事,除了专业分工以外,还要熟悉祖国的历史、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对艺术欣赏,辨别美丑,对人间的善恶有判断的能力。”“要养成关心别人,帮助弱者,坚持真理的品格。这是一个现代公民必备的基本条件……这样的基本要求,起码要有十几年的系统培养……中学是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幼苗打基础的阶段,只有语文课可以负担这个任务,其他课程无法替代。”任先生的意思很明显,“四书”进中学的课堂,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是非常必要的。

  

  台湾作家龙应台教授说,她的人生观是在十二三岁开始上中学后的几年间,通过必修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内容即是“四书”),接受了其中的基本价值理念之后就奠定下来了的。这些价值在她的生活中潜移默化,不经意地起着作用,乃至变成为精神生命的主脉,做人做事的准则。她的经验告诉他,她周围的人,如一些同事或下属,其实也是以孔仁孟义、气节人格来滋润生命,从而面对现实,立身行世的。我个人也有类似的生命体验。我以为,“四书”所讲的,正是我们平凡的老百姓真正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

  

  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1957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博士在回忆录《曙光集》中说:在十一、二岁读初中一二年级的两个暑假,其父克纯先生(芝加哥大学博士,回国任数学教授)让他读《孟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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