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反思与建构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讲演,武汉,2008-5-9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09 次 更新时间:2009-02-11 19: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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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矣。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一,页94。

  

  就过去的一百多年来说,中国无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特别是前两个学科)都主要从外国、特别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借用了大量的知识,甚至连这些科学划分本身也是进口的——尽管它现已成为我们无法摆脱、也不想摆脱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在借鉴了这一切之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或之后,世界也许会发问,以理论、思想和学术表现出来的对于世界的解说,什么是你——中国——的贡献?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自序,页VI。

  

  当前的中国史研究中的规范认识危机是全世界历史理论危机的一个部分,这一世界性的历史理论危机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尖锐对立的终结而出现的。这一局面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机会去突破过去的观念束缚,参加到寻求新理论体系的共同努力中。我们的中国史领域长期借用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中国历史套入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理论。我们现在的目标应立足于建立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并非是退回到旧汉学的排外和孤立状态,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把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

  ――黄宗智:《经验与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页83-84。

  

  后启蒙时代的欧洲东方论述在东方∕西方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差异之上建立关于东方的知识。这一知识为殖民主义知识和民族主义知识提供了共同的认识论框架。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北京,三联书店,前言。

  

  学术研究的首要要求是把意识形态置于一旁。

  ――黄宗智:《经验与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页521。

  

  通过严谨的经验研究与高层次的理论问题意识的探讨,来回反复连接,由此才可能建立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性的学术,并为全人类建立一个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传统的学术传统。

  ――黄宗智:《经验与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页521。

  

  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包括中国法学)过程中会存在这种“前反思性接受”的取向?中国社会科学(包括中国法学)的发展与这种取向之间究竟具有何种经验相关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包括中国法学)在这种取向下所生产和再生产的“知识系统”是否能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真实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显而易见,只要我们试图从“前反思性”转向“反思性”,亦即努力使知识重新获致本应具有的那种批判性力量,那么一方面我们就必须对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中国知识生产制度及其赖以为凭的结构进行检视,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对西方论者就何种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更可欲这样的问题所提出的一些主要的理论解释进行详尽的研究和分析,最终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自己有关中国的或人类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知识系统”。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页268-269。

  

  尊敬的各位同学、尊敬的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借参加第四届全国民间法会议的机会再一次回到武汉见到许多新老朋友,并深感荣幸地受到贵校张斌峰教授的盛情邀请在美丽的南湖之滨作一个学术讲座。张斌峰教授是我十多年来的老朋友,斌峰教授不仅具有精湛的学术造诣,而且具有高超的组织与协调能力,多次成功地举办各种类别的学术会议,令我深为叹服。因此今天我能有机会站在这个讲坛上,我首先要对斌峰教授深致谢意!同时,我要对玉成此事的张德淼教授、张继成教授、罗洪洋教授诸位好友表示谢意!对资琳博士、陈会林博士、黄东海博士、易江波博士的到来致谢!对各位同学的到来致谢!另外,斌峰教授是个有心人,为了提高本次讲座的层次,特别邀请我国知名学者、现供职于武汉理工大学的夏彦才教授担任我的讲座评议人,我为此深感荣幸并对夏彦才教授的到来致谢!

  我今天讲演的题目是“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反思与建构”。这显然是一个宏大的论题。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宏大的题目来讲,我基本的考虑是想向朋友们表明,当代中国学术的进展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必须在当下对中国现代学术生成的内在逻辑进行通透的认识,我们才有可能建构起中国现代学术的学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我们的学术体系。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我们必须对当代中国的自我理解及其知识脉胳进行仔细勘验。我的讲演分成四个部分,依次是:(一)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与担当。(二)想象中国的方法。(三)“中国问题”的内在逻辑。(四)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一种可能样式――我关于“新道统论”的若干思考。第一部分可以看成是一个知识论上的准备,它要求我们对我们当下的知识状况进行反思性的批判性的考察。第二、三个部分则是具体地探入到中国知识生产的内部,试图将中国之建构的知识论谱系进行深度开掘,它试图让我们当下的学人看到这样一幅图景,近一百多年的中国形象乃是建立在西方现代性认识结构之上的,对当下的中国学人来说,我们最重要的使命乃是终结其间的基本逻辑。第四个部分乃是走出西方现代性认识结构之后的一个知识建构,它试图表明,中国学人正在或已经获得了建构自我生活秩序及其知识系统的能力。如果说第二、三部分是消极的解构,那么第四个部分则是积极的建构。

  

  一、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与担当

  

  我首先讲第一个部分,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与担当。这一部分的要旨在于为我们提供一个知识论的准备,并通过这样一个知识论的准备为当代中国法哲学找到一个出发点。

  我们可能首先会这样发问:什么是当代中国法哲学?当代中国法哲学有什么功能,它对当代中国法学的发展及中国法制的建设能够起到什么作用?以及,我们在当下是否需要当代中国法哲学?很显然,要回答这些问题并非易事。因为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触及到了我们的知识状况及其内在性质。当代中国法哲学在当下正承载着对我们的知识状况进行批判与反思的任务。

  当代中国法哲学建立在这样两种思维方式的批判性省思及其区分的基础上,一种思维是自然主义的思维,一种思维是批判主义的思维。所谓自然主义思维实际上就是一种日常思维方式。我们一般会以为我们自己生活在一个事实性的世界里,我们往往习惯于将自己所面对的世界看成是一个客观的、对象化的世界,而不会想到这个世界是被给予出来的,更不会想到在这个被给予出来的世界背后有一个支持它的话语世界,我在这里称之为一个规范性的世界。比如我们面对一个世界,不管它是一个自然世界,还是一个社会世界,抑或是一个人文世界,我们的日常智慧使我们倾向于认为它们是摆在那里的,它们象物品一样在那样摆放着。但是我想跟大家说,这其实是非常可疑的。不久前偶然参加在广州举行的法学方法论会议,斌峰教授也去了的,在会议上我记得一位留德的台湾学者(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是一种物品式的思维方式。但我更愿意称之为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因为它对自己存在的根据不作反思性的考虑,而一旦我们去追问事物存在的根据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事实性的世界背后还有一个更加深远的世界,这是一个规范性的世界,正是这个规范性的世界给这下事实性的世界提供存在的合法性、正当性证明。那么,什么是一个规范性的世界呢?简要地说,它是一个话语世界,是一个表达着内在诉求的知识系统,正是这个知识系统对事实世界起着规范的作用,比如我们给出一个法律世界,这看起来是一个事实性世界,但是如果没有在它背后起支撑作用的知识系统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规范性的世界是一个事实性世界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

  获得了这样的认识上的洞见,我们的智慧就有可能从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过渡到一种批判主义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的这种过渡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会使我们思维观注的中心发生重大的转变,即我们的思维从专注于事实性的客观世界中解放出来,而将对规范性的知识世界作为主题化的对象进行批判性的盘查、检视与反思,从而对知识世界的秩序构成给出一个理论上的通透说明。我们原先立足于自然主义思维而发的问是:这个客观世界是怎样的?它是如何构成的?现在则变成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知识系统是怎么产生的?其基本结构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知识系统?以及,我们的知识系统是合理的吗?它能够承载得起对于我们的生活世界的理论说明吗?

  对于当代中国法学及法制而言,对这样的问题的深入思考意味着一种文化上的突破,当然也同时意味着是一种文化上的自觉,当代中国法哲学就这样以一种批判性的姿态介入到中国法学与法制的建构之中。因为当代中国法哲学通过一种知识论上的批判性反思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一百多年的中国法学建设及法制实践在根本上是西方的,而对于中国来说,法学及法制要成为为我的,必须经过系统的知识论的批判性反思才能获得。因此,当代中国法哲学实际上承担着这样的艰巨使命,它要为中国法学建设及法制实践“立法”,也就是设立中国自己的判准,按照邓正来的话来说,就是“形成我们自己有关中国的或人类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知识系统’。”(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页269。)而为了获致中国的而非西方的判准,特别在当下,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功能必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解构的方面,对支配中国法学及法制的西方判准进行有效的批判反思,另一方面是建构的方面,在有效地对西方判准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构起中国的判准,从而建构起当代中国自己的法哲学。这里用得着引用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一书中最后的一段话:“只要中国法学论者,甚或中国论者,开始对其生活赖以为凭的知识生产的性质以及其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生活秩序之性质展开思考和反思,我以为,那一定是一种‘自觉’生命或理论‘自觉’生命的开始。”(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页269。)

  

  二、想象中国的方法

  

  我要讲的第二个部分是想象中国的方法。这个部分承第一部分而来,其要旨是试图将中国形象之建构的知识论根据这个长期以来一直被遮蔽着的问题使之问题化并将它呈现出来。我将向大家具体地指出中国形象是如何建筑在西方的现代性之认识论结构之上的。

  我们可以从一个支配了我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基本的论断开始我们的讨论。这个论断是:中国自秦汉以来以至晚清是一个封建社会。此一论断特别是1949年以来国家凭藉政治威权与教育体制双重压力牢固地支配了人们的头脑。可以说,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一论断成为想象中国的基本性前提条件。我们可以从许多知名学者的笔下,不管他∕她是法学家,还是哲学家,抑或是社会学家,看到这一论断是如何不加置疑地被反复应用的。人们一方面将中国现实的种种不满归之于它,比如我们从著名法学家周旺生先生笔下就读到中国实行法治之所以如此艰难端在于中国封建社会过于漫长,等等,另一方面,人们不断地问的问题是,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以及,中国的资本主义何时开始萌芽?当然,这一论断也有修正的,如有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始于秦汉,而是始于西周(所谓西周封建说),从而将中国封建社会的时间提前,也有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始于秦汉,而是始于魏晋(所谓魏晋封建说),从而将中国封建社会的时间延后,但是不管如何,将中国二千年左右的时间想象为封建社会在中国主流思想话语上并没有受到彻底而有效的置疑则是可以肯定的。

  这里的问题是:将中国自秦汉以来至晚清二千年左右的历史想象为封建社会是如何可能的?我们今天的大多数人不会或不愿或者说也没有能力对这个问题发问。我在这里要向大家介绍一本重要的著作,2006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武汉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这部著作系统地对上述论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知识考古学工作,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这个论断的知识论根据。冯天瑜先生指出,汉语旧名“封建”,本指殷周分封制度,又延及后世各种封爵建藩举措,所谓“列爵曰封,分土曰建”,还指涉与分封制相关的朝政、官制、人身关系等。“此为古时不刊之论。”(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页9。)很显然,此“封建”乃是中国古代政制的汉字旧名,是与郡县制相对而言的,郡县制则是周代封建制解体之后的一种新的政制形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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