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民心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在“2008民进中南六省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2008-8-26,海南,海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73 次 更新时间:2009-02-11 19: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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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敦友 (进入专栏)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代表: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参加今天在海口举行的民进中南六省理论研讨会!同时很荣幸能代表广西民进在这里作一个发言!我发言的题目是“民心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我们今天研讨的主题是民主制度的建设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刚才几位同志作了很好的发言,特别是广东民进的胡秘书长从自身工作的实际出发,探讨了民进在民主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我的这个发言和同志们比较起来更强调理论性的思考,特别提出要反思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逻辑这个核心问题。因为我认为,我们没有对这个问题的深刻认识,我们的民主制度建设是很难取得实质性成就的。因此主张,在总结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实践基础上,考虑中国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充分吸收西方民主政治的精华,建构起当代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及其理论体系。具体来说,我力主复活古典中国思想中的民心思想,主张将民主政治建立在民心基础之上。我概括出构成民心思想的三大原则,并以此三大原则为基础对我们正在进行的若干具体制度进行了初步的思考。我的发言包括四个方面,依次是(一)中国民主政治的内在逻辑:吸收西方并回归中国。(二)西方民主政治与中国民主政治的诸多区别:一个比较。(三)将中国的民主政治奠定在民心的基础之上。(四)关于若干具体制度的初步思考。

  

  一、中国民主政治的内在逻辑:吸收西方并回归中国

  

  首先我讲第一个问题,中国民主政治的内在逻辑:吸收西方并回归中国。。

  百多年来的民主政治实践,总的来看,伴随着浩大的自西方的“知识引进运动”,中国人在追赶西方的进程中盘跚前进,中国政治从理论到实践浸染了西方的雨露。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西方思想逐波涌进,最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为中国政治的民主实践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何以能为中国政治的民主实践奠定了基础而不是自由主义?作为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基于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而建构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将世界看成是一个统一的体系而不是一个对立的系统,它不象自由主义那样只追求个人的权利,它追求的是人类的权利,而人类的权利是超出于个人的权利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类性而非个人性使它成为中国思想的一部分。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根本上与中国古典思想比如说大一统理论有很多的暗合之处。

  但是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具体实践与其理论表达之间却存在着严重脱节的现象。今天中国的许多学者无视中国民主政治的具体实践,也拒绝对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文化传统进行深度考量,他们仅仅满足于简单地运用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来看中国,不是力图从中国的民主实践中去提炼理论,从而犯了蔽于西而不知中的认识错误。此种态度不可能从根本上看清中国民主实践的内在理路,因此也难有政治上的准确的判断力。正如一位西方学者索尔森所说的,“文化传统与思想史对政治学和政治判断力有着根本的重要性。”(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第四版序言,页1。)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实践在当代有一个回归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

  

  二、西方民主政治与中国民主政治的诸多区别:一个比较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西方民主政治与中国民主政治的诸多区别:一个比较。

  中国与西方在各自的文化传统中构建起自己的民主政治,因此必然会有很大的差别。经过我的研究,我认为有三个区别可以说是根本的。第一,虽然中国与西方一样,民主政治无不倡导主权在民,但是我们稍加分析,其间却有重大的分别。西方民主政治的主权在民,其民是原子化的个人,因此它强调个人的权利,而中国民主政治的主权在民,其民不是原子化的个人,而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固然它也强调个人的权利,但是个人的权利不是最终的,只有整体社会的健康发展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在思维方式上,西方的民主政治是个人主义的,而中国民主政治则是整体主义的。正如我国著名学者赵汀阳先生所指出的,在古典中国,治乱问题才是政治的根本问题。我认为,我们今天进行民主建设必须以整体主义的思考方式为基础。由此我们可以引伸出中国民主政治的第一大原则即整体主义原则。

  第二,中国与西方在强调民主的程序性上有其共性,但是我们经过研究马上会发现,西方民主的程序性是绝对的,而中国民主的程序性是相对的。西方民主政治经过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的发展,社会的多元化很难使人们在具体问题上达成共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只能就程序性的规定达成共识并严格实行之。而中国不同,虽然中国也有多元化的问题,但是与西方国家比较起来,中国从根本上却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这决定了它虽然也会最大限度地吸收民主的程序性,但是它不可能象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走向民主程序主义而置自身的内在目的于不顾,中国的民主政治必然会将民主的程序性与目的性结合起来。由此我们可以引伸出中国民主政治的第二大原则即目的导向的程序主义原则。

  第三,在人际关系上,民主在西方表现为对抗性的,如权力分立、争取选民、票决等等一系列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民主政治表现为强烈的对抗性,在这里人际关系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中国的民主政治与之迥异,我们很难看到一种对抗性的人际关系,权力结构在根本上是一体化的,虽然存在着票决问题,但是我们研究发现,中国民主政治中的票决往往是最后的一个认可程序,它是对此前一系列酝酿、协商、反复讨论的一个认可,而不是象西方民主政治那样票决往往是决定具体事项的一个开始。因此中国民主政治中的人际关系是内在的,非对抗的。由此我们可以引伸出中国民主政治的第三大原则即人际关系的内在性原则。

  古人有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谓民心,我认为它具体地就是由上述三大原则所构成的。因此民心问题是中西民主政治的一个根本的区别。

  

  三、将中国的民主政治奠定在民心的基础之上

  

  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将中国的民主政治奠定在民心的基础之上。

  百多年中国民主政治实践已经结出了硕果,但是中国人在民主理论上的贡献却乏善可陈。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学者片面追求西方式民主理论,而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具体实践与深厚的文化传统不屑一顾。然而,不对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有通透的认识,不对当代中国的民主实践有细微的领悟,一味地蔽于西而不知中,则中国人不可能创造出中国的民主理论。

  当代中国学人追求西方式民主本无可非议,但是对西方式民主的内在困境却疏于体悟。在我国学者中,对西方式民主政治有精到认识的我想举出刘小枫教授与赵汀阳教授。著名学者刘小枫教授在《现代人及其敌人》一书中深刻地提示了民主的困境。从根本上看,民主制度无法抵御住对民主制度的瓦解。当年希特勒就是利用了民主制度上台然后将民主制度毁灭的。刘小枫的这段话极其深刻:“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反对民主的正当性非常危险,因为这无异于反对现代的上帝。但在民主政治中,如果统治的正当性最终不能转移到德性智慧更高的人手中,同样是人类末日的来临。”(刘小枫:《现代人及其敌人》,页235。)刘小枫似乎直觉到有比民主更高的价值,但是他说不出比民主更高的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刘小枫还在施密特的超越的正当性(神主政治)与内在的正当性(民主政治)之间转圈。

  中国思想能否为超出西方思想的民主困境作出贡献?赵汀阳指出,中国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不是民主问题而是民心问题。“真正的民心是经过理性分析而产生的那些有利于人类普遍利益和幸福的共享观念。从形而上学来说,作为共享观念的民心并不存在于心理过程中,而是存在于非物质性的思想空间中,它承载着人类的思想、经验和历史,简单地说,民心的存在形式是思想性的而不是心理性的。因此,民心并不就是大众的欲望,而是出于公心而为公而思的思想。那些为公而思的观念并不专门属于哪些人,而是属于人类,尽管通常是由精英所思考并说出来,所其所思所虑却不是为了精英集团,而是为了人类共同的幸福。”(赵汀阳:《天下体系》,页29。)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民主观念?的确如赵汀阳先生所说,是因为中国思想指向了比民主更深刻的民心问题。

  我们今天已经感觉到了,许多领导人虽然是根据民主制度选举出来的,但是他们并不得民心,因为从根本上并不具有合法性。民主制度本身无法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民心才是关于制度合法性的证明,而民主根本就不是,民主只是一种在操作上比较容易的程序,并不能表达好的价值。可以说,民主问题是民心问题的歪曲表现。”(赵汀阳:《天下体系》,页28。)“民主问题与民心问题的根本差异在于,民心是制度合法性的真正理由和根据,而民主只是企图反映民心的一个技术手段”。(赵汀阳:《天下体系》,页28。)

  民心问题是古典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然而,随着当代中国人追求西方式民主,民心问题在根本上遭到了遗忘并从现代中国政治思想中彻底消失了。在中国民主政治经过了百多年的发展之后,我们可以重新回到民心问题,并将民心问题看成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真正的基础。今天,我们有理由将民心的内涵充分地开掘出来,将当代中国政治的内在逻辑充分表达出来,形成当代中国式的民主理论体系,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

  

  四、关于若干具体制度的初步思考

  

  最后是第四个问题,关于若干具体制度的初步思考。

  由于中国民主政治必然是立足于民心这一基础的,那么,我们今天在进行一系列制度建设的时候就必须将民心问题纳入到我们内在的视野。如前所述,民心实际上是由三大原则所构成的,所以我们在思考具体的制度建构的时候就应当自觉地从这三大原则出发。这里简要地讨论人们感兴趣的票决制度、推荐评议制度及质询制度。这三项制度是人们讨论比较多的话题。

  第一,关于票决制度。今天人们由于受到西方民主政治的影响,习惯于用票决的方式来处理包括选举领导人在内的诸多事项。根据我多年的观察、思考与研究,我认为,票决适合于西方对抗性的政治社会,而在中国,票决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会使矛盾尖锐化,从而不利于团结与稳定。所以我主张至少在现阶段,我们在处理重大事务时,要尽量采用反复协商、不断权衡的方法,不要轻易采取对抗式的票决方式,如差额选举并不是实现民主的唯一方式。其实我认为目前通行的等额选举方式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当然,目前的等额选举也有其局限性,如缺乏充分的酝酿及长官意志,但如果能够克服这些缺陷,在反复磋商的基础上推举出公认的候选人,那么选举就不会因为是否是差额而苦恼。

  第二,关于推荐与评议制度。在党派和地方人大、政协两会换届中,如何建立和落实民主党派班子成员、政协委员、一府两院参政人选的民主推荐、民主评议的机制?这一问题随着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日益成为一个高素质的参政党而越来越显得重要。民主党派应当是一个人才库,我们要尽量吸纳各方面的人才为我所用。民主党派班子成员、政协委员、一府两院参政人选都应当是有责任感的各方面的人才。我认为民主推荐与民主评议最重要的是唤起他们的责任感。定期的工作汇报与会员之间的交流互动是进行推荐与评议的最好方式。

  第三,关于质询制度。建立与完善各级地方委员会委员对常委会、主委班子的质询制度也是一项有待建设的重要制度。但是质询制度与票决制度一样必须慎用,因为很有可能,这种制度成为某些人破坏团结的一个工具。我主张这项制度与主委的述职制度联系在一起。主委的述职具有总揽全局的特征,质询制度与之相勾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际关系的紧张。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魏敦友

  匆草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2008-8-19。

  修改于海南省海口市宝华海景大酒店,1511,2008-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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