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志:当代中国刑罚制度改革论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8 次 更新时间:2009-02-11 13:5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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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当今中国的刑罚制度需要在近年来已有进步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改革和完善。在刑种和刑罚体系方面,需要通过立法和司法进一步严格限制死刑,完善或充实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并对刑罚体系和结构作整体调整;在刑罚裁量制度方面,应当将量刑原则明确化,量刑标准具体化,某些重要的酌定量刑情节法定化;在行刑制度方面,应当确立开放性行刑的理念,并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在刑罚消灭制度方面,应当考虑增补行刑时效和单位犯罪的时效制度,激活赦免制度;在特殊人群的刑罚适用方面,应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适用予以全面的宽缓和有针对性的改革,并对老年犯罪人贯彻刑罚适用的宽恤。

  「关键词」刑罚制度;刑罚体系;刑罚制度改革

  

  一、前言

  

  21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重大历史关头,经济繁荣、文明昌盛的步伐越迈越快。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决策领导层正确而及时地提出了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命题。围绕这一命题,我国在政治、经济、法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在进行着改革和调整。刑事法治从来都是法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刑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刑事立法、司法水平的提升,都是当代中国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近年来,在刑事法学者和刑事法实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刑事法治取得了有目共睹的重大进步。但是,随着当今世界法治水平日新月异的发展,我国社会转型期新问题、新情况的不断出现,我国现有刑事制度中的某些缺陷及不合理因素,正越来越明显地成为刑事法治建设中的制约性因素。可以说,我国刑事法治水平的提升暨刑法制度的改革已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毫无疑问,刑罚制度是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中的重要问题。数千年来的刑法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法治发展水平的提高,集中反映到刑法制度中,就是刑罚制度的更新和变革。因此,在当今我国法治文明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吸收现代刑事法律科学的理论成果,顺应国际趋势、借鉴国际社会经验,对刑罚制度进行系统改革和完善可谓刻不容缓,意义重大。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我国刑罚制度改革为视角,对我国刑罚制度中的缺漏及不合理之处进行全面检视,并试就如何完善既有制度,构建科学的刑罚制度体系提出建议性意见。

  

  二、刑种完善及刑罚体系调整

  

  在我国现行刑法典中,刑罚种类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类。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五种;附加刑则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三种;此外,对外国人犯罪,还可适用驱逐出境的特殊附加刑。这些刑罚目前均存在一些有待完善之处;整个刑种之间关系的衔接、刑罚体系的设计也还需要进一步调整。

  

    (一)死刑的严格限制

  基于死刑一系列不可克服的重大缺陷,严格限制死刑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努力废止死刑也已是强大的国际潮流。我国刑法学界近年来同样对死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并已取得基本共识:即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全面废除死刑的条件,但应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并逐步废止死刑。

  在刑罚制度改革中,当前的要务就是顺应国际趋势,以联合国一系列人权公约为参照,多角度、多渠道地严格限制和努力减少死刑的适用。具体来说,对死刑限制主要可以从立法与司法两个途径进行:立法控制主要是在法律上削减刑法中相当部分死刑罪名,特别是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的设置,并在法律上提高尚需保留死刑罪名的犯罪适用死刑的标准;而司法限制死刑,则是需要通过在实践中树立慎用死刑的理念,完善死刑案件的实体规则和证据规则,改革死刑诉讼程序、审判方式等,尽可能少地适用死刑,特别是尽可能少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这两个途径中,司法上对死刑的限制具有最直接、最现实的意义。2007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全面回收死刑复核权,标志着死刑程序正当化已迈出重要的一步。目前我国司法中实际适用死刑的数量已大幅度减少。在这一背景下,适当的时候,司法上对死刑的限制应进一步推动死刑的立法控制,其中最为重要和最为现实的立法改革举措莫过于要考虑及时废止现行刑法中大部分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我国现行刑法中设置有68个死刑罪名,其中44个属于非暴力犯罪死刑罪名。非暴力犯罪不涉及生命权利,民众报应要求不是特别强烈;其发生原因又很复杂,死刑的威慑效应亦极为有限;对其判处死刑不符合死刑价值衡量原则的要求。此外,国际人权公约也明确地将非暴力犯罪排除在死刑的适用范围之外,[2]因而在我国刑罚制度改革中,可以考虑先在司法上明确宣布停止这些罪名的死刑适用,继而待条件成熟时,再在立法上废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另一方面,与死刑的司法限制相比,死刑的立法控制当然更彻底,更具有宣示意义和里程碑价值,因而死刑之立法控制应当是当代中国死刑制度改革乃至整个刑罚制度改革的根本方向。

  此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目前我国的死刑限制中,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死缓作为一种有效的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对于减少死刑实际执行的数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刑法及实践中对死缓犯的减刑规定和掌握存在过于宽松的问题值得引起重视。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对死缓犯,经过一次或几次减刑后,其实际执行的刑期只需不少于12年(不含死刑缓期执行的2年);[3]而实践中,死缓犯被剥夺自由的年限,平均一般为17-18年,这就造成死缓制度作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其严厉性明显不够,与死刑立即执行的悬殊过大,难以起到平息被害人情绪、有效惩罚犯罪的作用。因而当前有必要对死缓制度作适当严厉化的调整,可考虑在将来立法修改时,对死缓犯考验期满后减为的无期徒刑设置相对于普通无期徒刑更为严格的假释、减刑期限等规定。

  (二)自由刑的调整完善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自由刑包括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四种。在这四种刑种中,根据剥夺自由的时间不同,可将自由刑分为长期自由刑(无期徒刑及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中期自由刑(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短期自由刑(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三类。目前我国自由刑规定存在的问题是,长期自由刑上限过低,而短期自由刑适用范围过宽、过泛。

  就长期自由刑中的无期徒刑来说,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无期徒刑实际执行的上限是22年,下限是10年,实践中通常实际执行15-16年。[4]在未来的刑罚制度改革中,如果立法上能够实现对某些犯罪废止死刑或者停止死刑适用,那么,这些犯罪中的严重情形就只能判处无期徒刑了,此时,无期徒刑必须具有相当的严厉性。因此,笔者设想,可以改革无期徒刑,划分出严格的无期徒刑与一般无期徒刑两种类型;对严格的无期徒刑设置较一般无期徒刑更为严格的减刑、假释条件和相对较长的实际执行期限,从而将严格的无期徒刑作为某些废止死刑的犯罪中切实可行的替代措施。

  就短期自由刑而言,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已为世界刑事法学界所公认。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短期自由刑的适用还非常普遍。为避免短期自由刑的消极作用,在未来的刑罚制度改革中,有必要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指导,对于轻微犯罪,在立法上可以规定短期自由刑易科非监禁刑制度,具体可包括易科罚金、易科社区服务、易科资格刑等;其次,还应健全短期自由刑执行犹豫制度,并在司法中尽量减少短期自由刑的宣告;改革短期自由刑的执行方式。[5]

  (三)财产刑执行难的立法破解

  财产刑在我国刑法中包括罚金与没收财产两种。随着世界刑罚改革非监禁化、整体轻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财产刑特别是其中的罚金刑以其独特的优点,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国刑法中的财产刑近年来也日渐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典时,立法者大幅度地增加了财产刑在刑法分则中的比重。但目前从总体来说,财产刑的适用状况并不尽如人意,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财产刑执行难成为实践中较为棘手的问题。因而未来的刑罚制度改革中,有必要对财产刑加以改进,尽可能地为财产刑执行难问题的解决设计出路。具体来说,就罚金刑而言,可以考虑进一步科学地规定罚金刑的数额;将罚金刑最普遍的"并处制"修改为"选处制";尽可能地设计罚金刑的多种执行方法;并可考虑设置罚金刑易科执行制度,等等。而对于没收财产刑,应当明确的是,没收财产刑由于具有财产范围难以界定、过于严厉等弊端,因而是一种具有较大负面效应的刑罚,[6]不宜在财产刑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将来的刑罚制度改革中,经过充分论证后,可考虑取消没收财产刑这一附加刑刑种;即使不废除没收财产刑,也应当通过设计,针对被告人的财产规定查封、冻结、扣押、担保等保全措施,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增设有关没收财产刑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的规定等多重渠道,解决没收财产刑执行难的问题。[7]

  (四)资格刑的内容完善

  资格刑是指剥夺犯罪人享有或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的刑罚。在我国刑法中,典型的资格刑即指剥夺政治权利。根据《刑法》第54条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包括剥夺以下四个方面的权利:(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资格刑具有政治上对犯罪人加以否定评价,限制或消除犯罪人对特定犯罪的再犯可能性的功能,且符合世界刑罚改革非监禁化、轻缓化的趋势,因而在我国未来的刑罚制度中必将占有一席之地。目前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主要在于其内容设计不尽科学,政治色彩过于浓厚,因而有必要对资格刑的内容加以增删调整,淡化其政治色彩,使之更加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具体来说,《刑法》第54条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的四项内容中,第一项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剥夺政治权利的核心,应予以保留;第二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中,其核心应是出版权,但即使是出版权,也应仅仅限于政治性论著的出版,如果纯粹是科技成果的出版权利,则显无剥夺的必要。此外,言论权与结社权,同样应当仅仅限于发表政治性言论与参加政治性社团方面。因此,修改后,这一项可变为剥夺"发表政治性言论、出版政治性论著、参加政治性社团以及集会、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在对既有资格刑内容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经验,资格刑中还可增加"剥夺从事特定职业的权利"、"剥夺特定的荣誉权利"等内容。最后,对资格刑的适用方式,不宜再采取笼而统之的一并规定,而是应考虑资格刑的分立制,即"将资格刑所要剥夺的各种权利内容分别规定,单独适用,彼此之间不发生连带关系".[8]而资格刑的名称,也宜修改为"剥夺特定资格"或"剥夺公权".

  (五)刑罚体系的整体调整

  在对各刑种予以完善的基础上,可进一步探讨各刑种之间的组合及整体刑罚体系的调整问题。对于刑种之间的组合,储槐植教授曾提出"刑罚结构"的概念。他认为,刑罚结构就是指各种刑罚方法在刑罚系统中的组合形式,更具体地说,即刑种配置比例。而现行刑法中的刑罚整体结构呈现出明显的重刑化状态,具体表现为死刑过多,罚金刑替代功能未受到充分重视,资格刑与其他刑种组合不科学,具体犯罪中法定刑幅度跨度过大等方面。[9]这一见解很有见地。未来我国刑罚制度的改革,随着死刑的进一步严格限制,自由刑的调整完善,罚金刑的扩大适用,非监禁刑的充分重视,刑罚整体结构应进一步趋于宽和。根据我们的构想,这种刑罚结构应当是一种"锐三角形"的形式:极为严厉的死刑将仅仅只是三角形顶点处极小的一部分;长期自由刑作为相当部分死刑的替代措施或严重犯罪的惩罚措施,占据三角形上部较小的部分;而中期自由刑和上升为主刑的罚金刑,将作为最主要的刑罚形式,处于三角形的底部,为最主要的刑罚种类;资格刑仍应作为特定犯罪中附加适用的附加刑而出现。在此整体思路下,可进一步考虑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罚金刑、资格刑在分则具体罪名中的搭配、衔接和协调问题。总之,未来我国的刑罚体系,应当进一步实现惩罚适度、结构合理、内容科学。

  

  三、刑罚裁量制度改革

  

  通常认为,刑罚裁量即量刑,是指法院在定罪的基础上,依法确定对犯罪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判处多重刑罚、并决定所判刑罚是否立即执行的审判活动。[10]量刑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对此美国刑法学家Andew Von Hirsch曾指出,量刑"是一个令人迷惑和沮丧的问题".("Criminal sentencing is apuzzling and often frustrating subject.(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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