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敦友: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与中国法学的自主性

——在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法学论坛”上的讲演(2006-11-9,重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2 次 更新时间:2009-02-10 11:4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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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11月9日(周四)晚7:00

  地点:沙坪坝校区学术报告厅

  点评嘉宾:张永和教授(博士) 朱学平副教授(博士) 陆幸福博士

  主持:赵树坤博士

  

  致谢

  前几天接到西南政法大学法理学硕士生张培先生来电,说我在西南政法大学的讲演稿已根据录音整理出来了,希望我作些修改。没想到接到张培君发来的稿子竟有近五万字的规模。因为我讲话的语速较快,而且许多字咬得不准,心想这些天可真难为了根据录音整理文字的同学们。虽然我事先有一个稿子,但在演讲中随时随地多有发挥,所以保留了一些口语的行文方式。这些都是同学们的整理之功。于是忙问张培君有哪些同学费心地参与了我的录音整理,得到的答复是如下同学:李毅昕、尹疏雨、李婷、陈薇薇、彭莉、李珊、程满华、朱玓、李晖、何博、康博、杨黎、赵玺、薛炜。我要在此对诸位同学高效而勤勉的工作深表谢意!当然,文中所有观点概由本人负责。

  

  魏敦友

  于南宁广西大学法学院法理教研室

  2006-11-22

  

  一、主持人的开场白

  

  赵树坤博士:

  今晚很荣幸地请到来自广西大学的魏敦友教授给我们作讲座。大家欢迎!(掌声)请我们的同学献花。(掌声)相信在座的各位对魏老师都有所了解,但我还是要用简短的几句话把魏老师学术的华章给大家简要的说一下。魏老师早年求学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后来辗转到武汉大学求学于我国著名西方哲学研究方面的两个专家,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杨祖陶教授和邓晓芒教授。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魏老师又到上海复旦大学跟随我国著名哲学家俞吾金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主攻西方自然法思想。虽然我这样几句话的描述非常地简单,但是我们知道,前面所提的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相信在我们各位同学们心中都有自己的一个评价。另外,魏老师对我们来讲,与其说是非常地熟悉,更确切地说是非常地亲近。因为大家知道以前有邓晓芒老师两次来西政讲学,最近有赵林老师来作演讲,他们都和魏老师有着非常亲密的师承关系。前者是魏老师尊敬的老师,后者是魏老师的师兄。另外,西政的学生对于我们的赵明老师和我们的朱学平老师更加怀有我们无法言说的一种情感,但是他们同样都和魏老师有着这样一种师承关系。所以我们说,前有邓老师、赵林老师、赵明老师、朱学平老师为我们西政法学法理学的发展已经涂抹了非常绚丽的色彩,我相信今天晚上魏敦友教授将继续进行这一项伟大的工程。好,以上是对魏老师的一个十分简要的说明。另外,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出席今晚讲座的我们的几位嘉宾,我也作一个介绍。第一位,我们的朱学平博士!(掌声)第二位,我们的张永和教授!(掌声)第三位,我们的路幸福博士!(掌声)台下还有一位,我们的新生代,周力博士!(掌声)好,现在我们就把讲台让给魏敦友教授,让我们聆听他的精彩演讲!谢谢!(掌声)

  

  二、主题演讲

  

  魏敦友教授: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非常感谢刚才树坤博士对我的一番介绍,她的这番介绍对我既是有利的又是不利的。有利的方面好象是我自己的头上有那么一些所谓的“光环”,实际上这些光环可能对我来说也是不利的。因为在这些光环之下,我讲的这些东西可能大家不一定感觉到有意义。好,今天晚上非常高兴有机会再一次来到歌乐山下,一来可以拜见各位好朋友,更重要的是得以观瞻歌乐气象。最近这几年我东游西逛,一会到山东去,看看山东的学子们在干嘛,一会跑到长春去,看邓正来他们那帮家伙在干嘛。今天晚上又很荣幸地来到了歌乐山下。其实上次桑本谦教授来此作讲座的时候,我参加了,我就看到歌乐山下正如许多朋友们所说的的确是有股仙气呢。(笑声)所以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而且在好朋友的帮助之下作一个讲座,我感到非常高兴!我首先要对树坤博士、幸福博士,还有宸舸、海琴、张培诸位悉心的安排表示深深地谢意!其实认真说来,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四处讲演的人,我对作学术讲座的兴趣并不是很大,因为我个人认为自己的学术思想还没有完全成型,当然最终能不能产生自己的学术思想也还很难说。我自己认为我不是很喜欢作所谓的学术讲座,因为在一个没有思想的时代讲这些东西不是特别好,更何况我自己的思想正处在一个激烈动荡的发展过程之中。而且,不久前我还在贵校的法之理论坛上看到一个朋友这样写到,他说自己不喜欢听的讲座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其中有一项是说不喜欢讲大话的人,因为所谓的宏大叙事多半是骗人的。我不幸地发现自己就是一个讲大话的人。所以犹豫再三,到底来还是不来讲呢,最后还是决定了来,还是来讲讲大话吧。毕竟会有一个交流。因为最近我发现,其实作讲座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利用讲座这个压力将自己沸腾着的所思所想加以整理,整理到一个语言结构里,我可以从这个语言结构里清楚地看到自己思想的逻辑结构体。最近一年来,我应朋友们的邀请在各种不同场合下作过一些讲座。我很惊讶地发现,每次我事先写出一个提纲,讲座之后对提纲略加整理发现还很像一篇文章,后来竟可以陆陆续续地发表在全国各地一些杂志上。这样的体验使我对今天的讲座也有了一些信心,并利用下午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写了四五千字的东西,今晚我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来和大家交流讨论一下。有时候我发现自己的思想像岩浆一样迸涌出来,但是该怎样去把握住它,却是一个问题,现在我意识到,讲座正好是使我的思想得以成型的一个途径。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是《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和中国法学的自主性》。在一些朋友看来,这个题目当然是一个宏大的叙事,但它却是一个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宏大叙事。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目,跟我们当下的时代有着密切地关系,而且,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西政学子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在后面将向大家展示这样一个基本的意思,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与当代中国法学的自主性这样一个主题是当下我们每一个学者每一个学子无可逃遁的命运,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题目。我们或者意识到这个问题,或者没有意识到它,我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问题充分地展示出来。我在这里讲这个题目或者说作演讲,还因为最近这一两年跟树坤、幸福、宸舸、张培、海琴、大亮这些好朋友的交往,使我对西政有了特别亲切地感情,所以虽然我在遥远的南宁,其实我很关心西政的发展,也关心西政的前途,关心西政的命运,关心这一块曾经贡献过比如说象贺卫方、梁治平、夏勇、范中信、许章润等等这样一些第一流的法学头脑的热土。当我们在讨论这些人的时候,大家也有一个想象,就是未来的西政将给这个世界贡献出什么样的人物。最近我读过一篇关于西政的文章,叫着《西政风雨五十年》,我看到了渗透在这篇文章背后的是西政人对自己前途的一种深深的忧思。在今晚这样一个主题里面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揭示出西政将向何处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未来的西政将产生出什么样的人物,他们将在何种意义上来产生自己的伟大人物,我将会在这里有所揭示。我将向各位展示的是,西政未来的前途在根本上是通过对以贺卫方教授为代表的一代西政学子的知识谱系学意义上的深刻批判从而超越他们的时代开创一个新的法学时代。我们知道,一个时代造就一代学子,一代学子也造就一个时代。事物的必然性呈现在逻辑的必然性里。所以当我在这里试图展开当代中国学术成长的逻辑时,大家将会发现我实际上是试图来展现当代中国成长的逻辑。在当下我认为没有一个问题象“中国问题”这样令中国人忧心如焚,因为“中国问题”在最深处可以说支配我们所有的思考和行动。当下中国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良知特别需要我们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沉潜反思,如何从如焚的忧思之中超拔出来,冷眼看一下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在我看来,只有这样一种静观深思,我们才有可能摆脱我们所知道的一代霸王项羽的命运。读过史记的朋友们都知道,项羽是怎么沦落到一个毁灭的命运的,他主要是被人错误地指引而深入迷津,虽然他迷途知返,但到底是兵败垓下,自我毁灭。我们今天的中国就处在项羽这样一个困境里面,因此当代中国学术的成长问题在我看来首先是要明白,我们今天的中国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结构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今晚我在这里将会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代中国学术的基本处境。当代中国学术必然是关于当代中国的一套话语理论建构,因此我们首先要明白当代中国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我想在这里揭示出这么一个问题,即,中国为什么在晚清以来失去了说大话的权利?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有非常大的自信心来创造我们自己的哲学体系,也就是说,我们曾经有说大话的权利,可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丧失了说大话的权利呢?我认为,当代中国的学者或者说我们中国当代的学术,也只有对我们中国当代所处的形势进行深入地研判,才有可能获得我们当代中国学术成长的机遇和空间。当然,对中国形势的研判实际上并不是今天开始的,但是今天显得特别地急迫。从晚清以来中国的知识史在我看来实际上在根基之处就是对中国形势的研判。我们知道晚清有一些伟大人物,比如说有些政治家,例如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等等这些人;思想家,比如说我的本家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这些思想巨人就对中国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但是这样一些思考从今天来看他们都有自己时代的局限性。比如说我们都熟悉梁启超先生对中国的一个判词,他说中国将走过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中国之中国,第二个是亚洲之中国,然后再走向世界之中国。梁先生这样一个判断,从表面上看起来跟我们今天讲的所谓全球化这样一些理论好象有暗合的地方。但实际上梁先生的理论建构在根本上讲其知识的资源来自于西方的知识体系,即一种立足于民族国家的知识立场。我们今天所处的这样一个时代从今天的研究来看,我也综合了很多人的研究,就是今天的中国[实际上是失“天下”之后的这样一个中国。从晚清以来我们中国人面对的是一个构建民族国家的时代,也是从知识论上完全接受西方所谓现代化的时代。比如像孙中山先生讲过的,我们中华民族要屹立于民族之林。像这样一些生存论的冲动,使得中国人在知识论上完全屈服于西方。生存论的冲动转化为一种知识论上对西方的屈服,这是我们今天中国人所面对的命运,中国的知识论随着政治上庞大的天下帝国的崩溃而衰落,而被人弃之如敝屣。中国知识人完全成了西方知识的俘虏,在我看来,形成了一种黑格尔意义上,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种知识论上的主奴关系。我下面会对主奴关系进行一些说明。中国在知识的战场上从晚清以来完全失势,一败涂地,在知识的话语上被迫认西方知识论作为一个主人这样的地位,而西方的知识论也将中国的知识论传统仅仅看成是一种预备性的知识,比如黑格尔就是一个典型。邓晓芒教授给大家讲黑格尔,我看到他的讲稿里面基本上是认同黑格尔的,那么我的任务就是要全面摧毁这样一种知识观,就是要彻底地摧毁黑格尔对中国知识的判词。杨祖陶老师有个学生叫卿文光,也就是我的师弟,现在在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工作,他作过这样一个研究。我认为,邓晓芒老师在根本上是认同西方的知识的话语体系的,邓老师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研究西方来批判中国。这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他告诉人们,那种试图回到古典中国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在写《当代中国法哲学的使命》时候,我提出了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两个律令”:一个是邓正来律令;一个是邓晓芒律令。邓晓芒律令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回到古代中国。我认为,今天中国真正的西化论者只有一个人,就是邓晓芒。只有他是大骨子里要将西方的尺度强加于中国的。所以我和邓老师多次发生严厉的争论,以后在学术战场上会将这些话语体系、话语结构充分地展开。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知识体系,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知识标准之后,导致的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中华民族走向了知识论上的漫漫长夜。在这种背景下,结果是:中国沉默了,中国不再思想了,中国根本不能思想也不准中国思想,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基本问题,基本困境。所以在中国当代的知识话语里面,我非常认同邓正来的一个评论:西方不仅仅是中国的一个可以参照的体系,西方完全成为一个标准,一个尺度,一个中国必须和它符合的原型。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在晚清以后大规模的知识引进。那么大规模的知识引进运动,它的逻辑在哪里呢?它的逻辑就在于中国本身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不能从自身得到论证,必须从西方的知识体系才能得到证成。比如说: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们之所以在这个地方,并不是靠我们自己中国的知识论来论证的,我们今天的知识谱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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